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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珮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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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草原:1930年代哈薩克大饑荒與血腥遷徙史

廖珮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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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蘇聯時代,人們會直接翻過天山山脈,去吉爾吉斯。」28歲的麥蒂娜並沒有經歷過蘇聯時代,她說的是曾祖父母、祖父母那輩描述的記憶。「翻過去做什麼?」我好奇地問。「逃難。」她冷不防地說。「哈薩克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饑荒,最嚴重的是1930年代,蘇聯開始實施集體化政策之後的那次。許多人逃到中國和蒙古,吉爾吉斯的也有。」......

本文於2022/06/29刊登於轉角國際

我們踏著結霜的路面向上爬,遠處山脈上的雪就像蛋糕上被輕輕灑上的糖霜,仍然能看出山脈的紋理。十月的哈薩克阿拉木圖山區已經開始飄雪,但仍不夠多,到了這個時節仍然有許多登山客,前來攀登位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交界處,超過3000公尺,屬於天山山脈的幾個著名山峰。

我們的目的並非登山,只是想找找哈薩克的山區鳥類。哈薩克朋友麥蒂娜說可以合法越過邊境管制哨,去上頭找找有沒有老鷹。確實有,而且是稀有的胡兀鷲,無聲地滑過我倆眼前的山嶺,閃過銀黑色的光。

「如果在蘇聯時代,人們會直接翻過天山山脈,去吉爾吉斯。」28歲的麥蒂娜並沒有經歷過蘇聯時代,她說的是曾祖父母、祖父母那輩描述的記憶。

「翻過去做什麼?」我好奇地問。

「逃難。」她冷不防地說。「哈薩克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饑荒,最嚴重的是1930年代,蘇聯開始實施集體化政策之後的那次。許多人逃到中國和蒙古,吉爾吉斯的也有。」
《哭泣的草原》電影劇照

關於蘇聯時代的遺跡,在哈薩克隨處可見。我們稍早才剛經過一個蘇聯時代留下的研究院、建於1957年的天山天文台,以及研究宇宙射線的科學站。巨型電波望遠鏡、擺放開放式望遠鏡的銀色圓形穹頂建築、生鏽的起重機設備、破碎的鐵窗及堆疊成排的廢棄輪胎。要不是看到被栓在角落,朝著我們狂吠的狗,會以為這裡早已被棄置。

史達林掌權後的蘇聯積極推行計畫經濟,又被稱為五年計畫(共有十三次),目標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趕上先進國家的經濟水準,從農業邁向工業化。天文台已經是後期的產物,影響哈薩克深遠的是從1928年開始的第一次五年計畫,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強制徵收牧民牲畜、土地及財產,將牧民編入現代化耕作的集體農場工作。

遊牧與定居文化的衝突

草原民族與北方俄羅斯政權的碰撞也不是第一次,早在18世紀俄羅斯帝國時期,多位沙皇推行農業政策,認為定居農業是比遊牧更先進、更能象徵文明的活動。為了拓展農耕土地,一直都有大量的斯拉夫民族遷往草原開墾,尤其在19世紀中期,俄羅斯廢除農奴制度後,更是有大批俄羅斯和烏克蘭農民進入哈薩克草原。

身為遊牧民族的哈薩克人隨季節遷徙,逐水草而居。秋末宰牛羊,作為冬天的食物,減少需要放牧的牲畜數量;春夏牲畜產崽,繼續在草原上放牧。哪裡有戰亂,他們就往不同方向逃,遷徙本就是哈薩克人的老本行了。

15世紀,遊牧部落聯盟哈薩克汗國成立,主要由三大帳組成,又被稱為玉茲,共有大玉茲(大約為現今哈薩克東南)、中玉茲(東北)以及小玉茲(西邊),各個玉茲又分成幾個部,部下面分成好幾個氏族。但到了17世紀,哈薩克汗國開始受到各方勢力壓迫,北有俄羅斯、東有準噶爾,西邊則有卡爾梅克。中玉茲和小玉茲尋求俄羅斯保護,大玉茲則被準噶爾攻佔,後被清帝國併吞。

俄羅斯多次干涉草原政權,在大量農民進入哈薩克,開墾草原為農地後,許多哈薩克人從現今的哈薩克或新疆翻越阿爾泰山脈,遷徙至現今的蒙古西部,這也是為何如今蒙古西部的巴彥烏列蓋省(Bayan-Olgii)聚居許多哈薩克人,成為蒙古國內最大少數民族居住區。

但哈薩克人的韌性並不只是體現在善於移動上,還展現於半遊牧的生活型態之中。他們善於隨著草原環境氣候、政治經濟的變化,來改變生活方式。隨著越來越多的定居民族出現在草原上,部分牧民開始減少遊牧,並透過貿易及租用草場的方式與定居民族做交易。然而,這樣的生活型態轉變也改變了哈薩克人的飲食習慣,他們逐漸從食用奶與肉,變成將穀物作為主食,無形中加深了哈薩克人對穀物的依賴性。

蒙古最大哈薩克人聚居地——巴彥烏列蓋省(Bayan-Olgii)一景

第一次五年計畫與1930年代大饑荒

1928年,史達林在蘇聯各共和國實施第一次的五年計畫,施行集體化政策,提高農產量,銷往國外,以這些資金發展工業。時任哈薩克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委第一書記的戈洛謝金(Filipp Goloshchyokin),大力推行農牧業集體化政策,地方政府開始沒收牧民牲畜。

然而各地區實施狀況不一,有些地方做做樣子,將牧民集中,建立「遊牧集體農場」,哈薩克人繼續住在氈房中,過著遊牧生活;但絕大多數的地區急於執行上級命令,而沒有足夠時間依據地方特性進行階段性集體化政策,多以暴力方式讓牧民屈服,尤其是官方認定下的「富有牧民」。許多哈薩克人為躲避徵收,將牲畜趕到邊界的山區藏著,或是因為不願意交出牲畜,乾脆自己殺來吃。

哈薩克草原本就是易發生乾旱的地方,原本遊牧時就需要四處找水,但在被規劃成集體定居農業區之後,因為缺乏足夠資金建立供水網絡系統,許多地區種不出任何作物,各地開始出現缺糧的狀況。而被規劃為集體放牧的地區,則因為動物不適應集體生活而病死。沒有充足的糧食,哈薩克人只能不斷消耗逐漸減少的牛羊作為食物。

哈薩克中北部的加拉干達(Karaganda)為開採煤礦,發展工業,政府將許多被流放的農民以及囚犯移至此地勞動,也增加了哈薩克草原的糧食供應壓力,已經不多的糧食被送至加拉干達。即使當時地方官員及學者都曾經提醒饑荒發生的可能性,但不斷送往當地的糧食則凸顯蘇聯政權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發展工業的做法。1930年開始,哈薩克草原發生史上最大一場饑荒,有超過 150 萬人死亡,佔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時也導致上萬哈薩克人逃往中國新疆。

1930年代哈薩克大饑荒 (圖:哈薩克中央國家檔案館/《The Hungry Steppe》作者演講使用的圖)

這讓我想起新疆哈薩克族朋友S,曾描述過關於他曾祖父從蘇聯時代的哈薩克,逃到中國新疆的故事。

「曾爺爺兄弟倆,翻越阿爾泰山,那時還下雪。也不知從哪兒撿來狗頭大的金塊,阿爾泰山本來就有金礦,可能幸運唄。後來他們把金子化了,用兩小金條換兩匹馬,把剩下的金子藏在馬鞍下。但金子太大,就兩條一條地藏在腰帶間,路上穿著破爛,一路到了新疆,烏蘇。他們不敢拿出來,就一直藏,有點治安了就拿來用。」

先不論金子多大,到底怎麼藏。我當下實在好奇逃難的路線怎麼會是翻越阿爾泰山脈?如果攤開地圖,會發現想要從哈薩克逃往新疆,會有三條較平的路可以選擇,由北到南,分別為額爾濟斯河谷,可以從哈薩克北部城市塞米伊(Semey)通至北疆阿爾泰地區;額敏河谷,可以一路從哈薩克中部通往北疆塔城地區;最後是伊犁河谷,可以從哈薩克南方一路往現今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首府伊寧。

這三條路線也是哈薩克人傳統遊牧路線。阿爾泰山脈在這三條路線的最北邊,為蒙古、哈薩克及中國新疆的交界處。身為中玉茲人、居住在塞米伊附近的S曾祖父為何要繞遠路從阿爾泰山一路南下至烏蘇市?

「沒路啦,饑荒沒多久,暴力管制就開始了,流血那種。」S說。
從蒙古一側眺望阿爾泰山脈(圖:維基共享)

血腥邊境管制的背後:走私、逃難、大博弈

奶茶,對遊牧民族的哈薩克人來說,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是每日不可或缺的飲食之一,因此茶的來源極為重要。但在蘇聯計劃經濟頭幾年的饑荒年代,肉品及穀物都欠缺,更不用說需要靠貿易而來的茶磚了。哈中邊境開始出現許多茶葉走私,成為足以撼動蘇聯政權的大問題。

走私活動也等同於隱藏著叛亂的可能性。哈中兩地為傳統哈薩克人遊牧路線,有著緊密的親屬關係,當然也有宗教組織的跨境聯繫。自從俄羅斯紅軍(後為蘇聯)掌握俄羅斯後,各地其實都有俄羅斯白軍的殘黨,白軍也會聯合各地的其他民族,包含哈薩克人發動對蘇聯政權的突襲。遊牧地區就有許多武裝反抗組織,不過組成原因很複雜,其中包含因為蘇聯下令關閉清真寺的宗教問題,也有為了反抗蘇聯強制集體化的統治方式而產生的對抗等。

隨著中華民國及蘇聯的崛起,泛突厥的跨境組織網絡也隨之興起。例如活躍於1916-1934年的突厥斯坦解放組織,蘇聯稱為巴斯瑪奇(Basmachestvo),俄文意思是土匪。參與運動的民族很多,各有各的目的,包含哈薩克、維吾爾、吉爾吉斯、東干及烏俄等斯拉夫民族。當時受到蘇聯打壓,許多組織成員逃到新疆。因此大規模的哈中邊境遷徙人潮,除了不想被併入集體化體系的遊牧牧民外,還包含饑荒下的飢餓難民,以及尋找藏身地的叛軍。

除了國內複雜局勢外,國際情勢也是蘇聯開始訴諸暴力邊境管制的原因。哈中邊境本就是中亞大博弈的重要國際舞台,除了當時中華民國處於軍閥割據狀態,掌管新疆的軍閥隨時可能倒戈任何國家政權,對蘇聯不利;日本在建立滿洲政權的同時,也企圖建立內亞傀儡政府;而英國在中印邊境進行諜報活動,隨時可能威脅蘇聯。

大量人口流動,確實對蘇聯政權造成威脅,在阻止人口外流和吸引人潮返回蘇聯的計畫都失敗後,蘇聯利用民族主義思想,將跨境難民塑造為間諜叛國人口,開始訴諸恐怖暴力的形式,在邊境開槍射殺逃亡的人。1930-1932年間,邊境每天都有血腥暴力事件發生,哈薩克難民為躲避邊防管制兵,開始走小路,許多人躲到哈中邊境山上,伺機而逃。當時有成千上萬人逃往新疆,但成功的只有大約20萬人左右。

《哭泣的草原》電影劇照

《哭泣的草原》:銘記1930年代大饑荒

我和麥蒂娜踏著結霜的路面下山,啪機啪機的聲響迴盪耳邊。山上很安靜,除了天山天文台門外的狗吠聲。我實在無法想像當時的人們是如何在飢餓與風雪之中,翻越邊境山脈逃亡。

「聽說當時在逃難時,路旁都是屍體。」麥蒂娜說她無法想像。

1930年代,哈薩克大饑荒後,境內的哈薩克人口一度低於俄羅斯人,一直到1990年代,哈薩克獨立後,哈薩克人口才超越俄羅斯人。麥蒂娜是年輕一輩的哈薩克人,她說世界都知道烏克蘭在蘇聯時代發生的饑荒,但大家不知道哈薩克也發生過,即使是哈薩克國內,這些歷史也幾乎是在2010年後,才開始有比較多的研究與討論,同時也是形塑現代年輕一輩哈薩克民族認同的歷史事件之一。

麥蒂娜建議我可以看看Sarah Cameron,一位研究蘇聯的歷史學教授,於2018年出版的《The Hungry Steppe: Soviet Kazakhstan and the Kazakh Famine, 1921-1934》,而網路上確實也可以找到為數不多的哈薩克大饑荒研究,幾乎都是2010年後的文獻。

回台灣後,過了一年,2021年初,麥蒂娜和S先後發訊息給我,說哈薩克斯坦國內有部電影《哭泣的草原》(The Crying Steppe)近期上映,即是在描述1930年代哈薩克大饑荒背後的歷史真相,在哈薩克人的社群產生很大的迴響,哈薩克推派這部電影爭取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提名。

《哭泣的草原》電影預告

我點開YouTube上的電影預告片,馴鷹人與被放飛的金鵰、火燒的氈房、山谷迴盪的槍聲、成堆的屍體與血跡。電影海報上寫著:

Don't ever forget where you come from. (別忘了你從哪裡來)

《哭泣的草原》,這是當代哈薩克人,不論現今身在哪個國家,都試圖銘記的歷史記憶。

《哭泣的草原》電影劇照

延伸閱讀:

The Hungry Steppe: Famine,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Kazakhstan with author Sarah Cameron (video and transcript)

Kazakhstan’s Oscar© 2020 Entry for Best Feature: ‘The Crying Steppe’ by Marina Kunar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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