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也是歧視」：今時今日媒體要如何刻畫性／別小眾？

G點電視

2022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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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視史上第一部ＢＬ劇集，港版《大叔的愛》去年夏天播出後，有網民在兩位男主角親吻的劇照下留言，指觀眾可以把其中一角「當作女性」，遭另一名網友反駁：「愛就是愛，係超越性別界限㗎。」

撰文：季安森

文字編輯：Coco

網站編輯：CL

有網民在兩位男主角親吻的劇照下留言，指觀眾可以把其中一角「當作女性」。（Edan Facebook截圖）

這則留言為獨立記者兼大學新聞講師譚蕙芸帶來了不少震撼，表示這個媒體已「講到口水乾⋯⋯大家都get唔到」的訊息，透過一套劇集的卻輕易能傳遞到觀眾心中。除了感嘆主流娛樂文化的巨大漣漪效應之外，譚的震撼亦反映媒體這些年在性／別議題報導上，或多或少存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象。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她與《叔·叔》導演楊曜愷、性別研究學者黃鈺螢博士、變裝皇后及港台《自己人》主持Coco Pop出席了由關注香港男男性工作者的民間團體「午夜藍」舉辦的公眾講座——《性／別小眾與媒體呈現》。講座持續三小時，他們從媒體在報導性／別小眾時常見的誤區和窠臼，講到性／別小眾應如何在與媒體的互動中獲得主導權，最後總結，性／別小眾若要在主流社會中得到尊重，媒體恰當的曝光至關重要，但要實現這個目標，不能單靠媒體自覺。

《性／別小眾與媒體呈現》講座由「午夜藍」總幹事倪德健（左一）主持，邀請了Coco Pop（左二）、楊曜愷（中）、黃鈺螢（右二）和譚蕙芸（右一）擔任嘉賓。（講座畫面截圖）

港版《大叔的愛》之所以能突破同溫層，進入主流，很大程度歸功於其平實又溫馨的劇本，兩位男主角的個性和愛情的發展都充滿了日常生活的質感，與異性戀者無異。

去戲劇化，也是電影《叔·叔》劇本的忠旨之一，然而這一度為電影眾籌帶來困難，因為大部分投資人聽完劇本都感覺淡然。「佢哋覺得呢，如果你係要講長者或者同志嘅故事呢，一定起碼要有一個人死啦，一定要個仔或者老婆find out然後掉佢出街喇」，導演楊曜愷在分享中說。

拍紀錄片被要求演慘情結局　Coco：我唔係咁㗎喎

在新聞媒體關於性／別小眾的報導上，悲情也幾乎是必備的基調。２００６年開始在夜店做變裝表演的Coco Pop接受過的訪問多不勝數，他總結出了記者們的套路：「趨向想搵慘情故事或者爆炸性題目」。

Coco回憶一名大學生拍攝的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片尾是他獨自拿著行李箱在慘情的背景音樂中緩緩離開。「我唔係咁㗎喎！我唔係想要去話俾人聽，洗盡鉛華之後我就自己一個番屋企好慘咁」，Coco笑稱，「可能政策上面有啲嘢未係對我哋好公平，未可以結婚啊，未可以抽公屋啊，或者居屋都入唔到名⋯⋯但其實我哋過嘅生活都係好簡單平常同快樂囉，唔需要太過刻意去苦情，或者拍一啲賺人熱淚嘅嘢囉。」

譚蕙芸指斥媒體的這種陳腔濫調：「展現一啲佢哋（媒體）認為小眾要展現嘅，佢哋覺得嘅情操——例如勵志同悲慘，係一種歧視嚟嘅。」她認為大眾的接受建基於共同性，對於弱勢群體，有時候應該將他們「平凡化」，將他們和異性戀、順性別者的相同處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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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新角度窺探　男校跨女故仔贏迴響

譚所講的「平凡化」，或者叫「常態化」，旨在打破性／別小眾在媒體上的刻板印象。導演楊曜愷記得有一對四、五十歲的夫婦看完《叔·叔》後對他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同志電影，在此之前他們一直認為同志都很年輕、西化和時尚，而觀影後回家看到樓下的看更，他們會開始想像：或者他也是同志，也是平凡人一個。

然而，新聞一向追求「不平凡」的新鮮和趣味，當媒體「平凡化」了人物角色，如何吸引受眾？譚蕙芸憶述一段採訪一名跨女的經歷：當時的拍攝場地是受訪者的母校——香港一所有宗教背景的著名男校。「做一個跨女嘅故仔，但係喺一間男校嗰度做，全部都係啲𡃁仔跑嚟跑去」，譚說，「我覺得呢個message（訊息）好好，呢啲先係真正嘅教育」。

譚特意將這一點放大，分享在臉書上，連帶原有報導引發了較大迴響，有同為該校舊生的政界人物還特此私訊向她致謝：「多謝你訪問我位師妹。」

「新聞點係你包出嚟，新意係你包出嚟，呢個就係記者技巧嘅問題。」譚蕙芸總結道。

「平凡化」不等於談性色變

明報在２０１９年刊出的一篇名為《火星庫：媒體塑造性小眾刻板印象》的專訊裏，指出媒體在對性／別小眾群體「常態化」刻畫的過程中，除了會強調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共同性之外，還傾向對同性戀的親密關係，作「去性化（即不談性事）」處理。

情慾自主與性／別小眾的污名化向來有莫大關係，這或許是媒體減少對該群體的性描述的原因之一。但電影《叔·叔》沒有這樣做。大隱隱於市的同志桑拿，是電影最受矚目的場景之一。楊曜愷的處理方式是將這個大眾認知中同志的尋歡場所，展現為一個同志們互相取暖的空間。「我係專登想去形成一個好community（社群）嘅感覺，一個舒服、homy（居家的）嘅感覺，因為香港嘅桑拿particularly（尤其地）係有呢個function（功能）。」

《叔·叔》中同志桑拿的場景真實呈現本地男同志社群的面貌，也帶觀眾認識到桑拿作為同志互相取暖之地、有如另一個家的角色。（《叔·叔》劇照）

除了同志桑拿，電影還有同志在公廁獵豔的情節，後者更遭到圈內人質疑此情節的必要性。楊表示，他拍戲的核心是authenticity（真實性）。通過拍攝前的調研和採訪，他得知至今依然有長者同志去公廁獵豔，其中一部份正如太保所飾演的「阿柏」，是已婚的長者，或者未認同自己同性身分的人，怕經常出入同志桑拿被人發現，便入公廁，「係一種心靈嘅放假」。

導演除了真實地呈現兩個與同性情慾相關的場景，還展露出在社會長期壓抑下，長者同志的掙扎和自救。這比起為了令大眾接受而摒棄性愛描寫，更具意義。

女同電影為何大部分是純愛片？

黃鈺螢認為以女同性戀者為主題的電影中「去性化」的情況更為明顯，令本來為數不多的女同志電影情節更顯沈悶。（講座畫面截圖）

性別研究學者黃鈺螢博士認為，「去性化」在以女同性戀者為主題的電影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好多電影對於女同志嘅情慾描述都好clean，即係唔做愛嘅！」

她認為部份原因是女性之間親密的舉動若在公開的社交框架裡出現，是可以被大眾接受的，這反而壓縮了女同志的專屬空間——這不止發生在電影裡，還有現實生活中女同志酒吧等場所也一直比男同志少。相反，男男同性性行為在香港曾有過被刑事化長達126年的歷史。沒有相同程度的壓迫，則沒有同等的反抗需求。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社會加諸在女性身上的貞潔枷鎖。此類思想根深蒂固，難以撼動。

黃鈺螢認為這導致了本來數量已不多的女同志電影，情節還多數沈悶。單一的媒體呈現，再加上職場上、社會上向來存在的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令女同志甚至在同志運動中的話語權都較低。

過於政治正確恐「好心做壞事」

媒體在性上的自我審查，有時是為了避免處理不當而污名化了性/別小眾。這種出於保護或為該群體正名的「好心」一旦氾濫，或會走向另一極端：過於政治正確。

這在影視圈中尤其明顯。Coco說：「我覺得𠵱家就算喺Netflix入面，一定有啲LGBT角色喺入面囉⋯⋯有時你覺得『咦點解呢條女Season 1都係一個TB（Tomboy）嚟，Season 2就變咗跨性別啦』，但呢啲嘢佢又好似冇解釋喎。」

楊曜愷指出性／別小眾在影視圈是潮流時興。近來亦有人慫恿他寫電視劇，「我寫一個同性戀故事，返嚟個notes就係：喂𠵱家興乜乜乜喎，你加多幾味好喎，炒多幾味。」

這種因過於政治正確而導致的敘事機械化從性別、種族，蔓延到性／別小眾，比比皆是。譚蕙芸就此想起了以前訪問杜琪峰，他說過現時年輕人總喜歡做一些議題先行的故事。譚認為這是本末倒置，「平面到好似一個propaganda（宣傳）」，到最後結果就是被人罵「左膠」和厭棄，對被描述的群體造成二次傷害。

性／別小眾也需受訓　應學會「借用傳媒」

譚蕙芸認為性／別小眾應該接受應對媒體技巧的培訓，學會拿到話語的主導權，向受眾說自己想說的故事。（講座畫面截圖）

譚蕙芸認為，「好心做壞事」部分原因是紀錄者力有不逮：「記者turnover（流動率）太大，但記者要培育先可以挖掘到比較深度或者新鮮的角度。」其他講者表示認同，他們認為媒體用了這麼多年還在掙扎地理解LGBT的基本概念，而新的詞彙如「泛性戀」、「非二元性別」、「性別肯定手術」等不斷浮現，對媒體來說也是充滿挑戰。

譚蕙芸認為性／別小眾應該更積極接受應對媒體技巧的培訓，學會與媒體互動的過程中，知道自己要呈現甚麼，拿到話語的主導權。譬如受訪者若能了解對方媒體的目標受眾是甚麼群體——中產還是基層，財經圈還是其他職場，就能主動講述對自己有益又令他們感興趣的故事。「傳媒係可以借用嘅，可以去講一啲記者以為自己想聽，但其實係你想講嘅故事」。

譚補充，有一些容易受創的群體，見記者之前要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包括預想記者會問甚麼問題，甚至篩選值得信任的記者，「否則冇幫到件事，但當事人又造成第N次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