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難者周記9 · 失語與自愈

三天高强度工作後終於下雨了，這裏的天氣總是這樣，似乎是在告訴我們這些總想著能多做一些是一些的貪婪的人類，工作三天之後，就是應該要休息一天。於是又可以坐下來回想和記錄最近的種種思緒。

果園的工作重複但并不無聊，我在「獼猴桃小鎮」Te Puke的果園裏一個一個地摘下多餘的花苞，讓營養集中供應，以便花朵和果實更加健壯地生長。工作時間久了，有時后脖頸會突然感到一陣刺痛，除此之外倒也沒什麽無法忍受的地方。同行的姊姊說，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感覺時間過得很快，比在國内工作好，她以前非常討厭國内的工作。這其實就是我離開中國的一部分原因，在那裏我只能看到遍地的bullshit job，創作者不能好好創作，服務者不能好好服務，大家在做著一些工作又似乎其實還在做著另一些工作，比如假裝一切正常。在校園裏時我時常感覺自己正身處一部戲裏，老師和同學只不過是按照劇本説著既定的臺詞，連我也是。所有的交流的浮於表面點到爲止，所有人都在交換眼神彼此暗示，看能否進行更深一步的討論。小論文不能痛罵長此以往的審查制度，要寫「當創作面臨自證」，要通過半個世紀前路翎的遭遇拐彎抹角地哀嘆自己，然後通過老師的評語揣測他的政治觀點如何。在這樣一個暗自湧動在所有人心裏的政治游戲裏，我感到無比疲倦，於是，我離開。

其實我知道一切不過是我想太多，但很多時候我還是會在無關的瞬間出離憤怒。我看到同學們偶爾發發過多政治任務的牢騷，然後繼續參加各種「黨」的旗號下的加分活動。我看到發表入黨申請演講的室友去年十一月在朋友圈分享關於富士康工人出逃的感慨，分享Do You Hear the Peaple Sing。明明我用力記住了那麽多她們接近於真誠的瞬間，最後卻永遠只能讓我懷疑那份記憶的真僞。我憎惡所謂「嵗靜派」的最大原因是，所有所有的表達，嚴肅的個人的，政治的非政治的，都成了裝點她們社交名片塑造人設的工具。無止境的核酸可以在Plog裏取悅自己說，「今天用了新的樣本試管！」。讓自己成爲黨的喉舌的宣傳工具的，是一次好玩的舞臺劇經歷，一篇用盡心力的公衆號推送。一切都政治化，一切又都非政治化，直到妳根本分不清楚她們到底在說什麽。有時我當然也會告訴自己，她們也不過是受害者，但她們爲什麽不能只是再多想一些呢？爲什麽不能做到，只為自己相信的東西説話呢？

離開這樣的校園環境後的自愈，對於我而言，不是立刻找到同溫層一吐爲快，而是讓自己在失語的狀態裏待得再久一點。最近學德語的時候才知道，在英語和德語裏，mandarin除了普通話之外，還有橘子的意思。來到新西蘭之後，我也在超市裏無數次把幾個mandarins裝進紙袋。中文對我來説曾經是神聖的，現在，她也是一顆酸甜的柑橘。我不想説我已經喪失了對中文的所有熱愛，但我確實對這份太過深刻的熱愛感到遲疑，至少，讓我先在非中文的環境裏，多吃幾顆橘子吧。

到達Te Puke那天已經天黑，之前聯係的兩家住宿都并不讓人滿意，最後被一個善良又古怪的毛利奶奶收留。毛利奶奶家還住了另外兩個打工者。一個來自巴西的女生，一個來自秘魯的男生。我跟那個秘魯男生一直沒有什麽交流。但在快要離開那天，同行的姊姊和他聊了會天，我在旁邊聽了幾句。姊姊是依然相信中共propaganda的「愛國者」，她有很多理所當然的「普世價值」，而我全都不相信，因此我們也只聊些日常事務。我對這種狀態感到滿意，因爲我不必把那些傷口一遍遍地攤開來給別人看，我只需要在每一次對話走向深入時離開就好。那個秘魯男生已經三十三嵗了，和我們一樣每天打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已經在這裏待了三年了。姊姊問他，你打工存錢是爲了什麽？他説，爲了攢錢退休。姊姊問他，你會想家嗎？他説，他想家鄉的食物和媽媽，除此之外都不。絕不會想念父親，至於朋友，他説，我在那裏沒有朋友。姊姊說，在中國因爲人太多，我們無法通過體力勞動賺到錢，他説，我們那兒也是。如今回想，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同我如今狀態有些類似的平靜與失語。我們當然被我們的母國傷害過也傷害著，但其實我們沒有那麽想大談這些傷害化身成什麽受害者，我們只是離開，我們只是說，我們不會想念，我們沒有朋友。就像姊姊問我爲什麽要休學時爲什麽要去留學時，我説，因爲我要移民。除此之外，我只是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