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十六日 | 第五日：跨城转院的至暗时刻

我感觉月经要来了，肚子很不舒服——也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也可能是我们虽然决定要转院，但我的身体在抗拒行动。住院后不久就觉得提前进入了经前综合症，那时还跟沙沙说一定要在我来姨妈前出院啊，她说一定的。而今，我们要转院了。转院意味着更漫长的治疗、更多的行李和未知；意味着不能再回家洗澡，意味着下一秒就可以出院回家的幻想破灭；意味着回到当初留下创伤的地方。

我还在固执、不知所谓地问，我们真的要转院吗？沙沙已经开始联系两年前做手术联系的那个“阿姨”——一位在国外的朋友的朋友的妈妈，是省医颇有权重的医生。她也很不好意思再次为这种事联系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人，但事到如今别无他法。意外的是，“阿姨”过了一会就回微信，说她已经退休，正在国外带孙子，可以帮沙沙联系一下看看。没想到如此疏松的关系竟能有所回应，在国外带孙子一定无聊至极吧？不知道这个关系究竟派上了多大用场，但对于生病的人已是极大的鼓舞——两年前沙沙独自就医的时候就深有体会。

前一天Beaming和小雨还说要来医院看沙沙，但还没来得及，我们就要走了。出院并不麻烦：我回家收拾行李，回医院还陪护床、缴费、拿出院材料，买火车票、打车去高铁站，到省城再打车去医院，看急诊，住院。但我一贯遇事则慌，几天积累的疲惫一下子又有爆发之意，沙沙看我脸色不佳，坚持要找Beaming和小雨来帮我分担一些手续。这是工作日下午，她们都请假来了。她们赶来医院和我赶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瓢泼雨水跨海、跨区，带着城市的热浪卷进我的肺脏。

沙沙说我不会照顾自己，什么都自己扛着。很大程度上，我没有找朋友帮忙的习惯，因为我一直活在不需要别人帮助就能生存的运气中，说到底，这是一种privilege，建立在虚幻的自我知识上。看到小雨她们之前，我还暗暗烦恼要如何回应关怀、安排任务。等一起聊了会天，又跑了几趟厕所，我的肚子不疼了、精神也振奋了许多，一切事务都变得简单顺遂。趁着人多热闹，黄医生过来拉了几句很欠妥的家常，大家热烈讨论了是否要拔胃管上路（最后决定拔掉），临床那位很没有边界感的病友凑过来问了几个很没有边界感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母女？你是不是做过腹部手术？你是外国人吗？祝你早日康复！——气氛一度令人欣然忘忧，好像真的要出院一样。

和Beaming和小雨在进站口拥抱告别时，我暗想了一秒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难以相信如此轻易而饱满的友善，不知道自己在同样的情况下能给予别人多少。毕竟我们相识很短，生活又一贯离多聚少；自己为什么宁愿反复品味人心的幽暗猥琐；为什么如此渴望关怀，却固执地守卫着一道拒斥关怀的高墙。

但有时候，当痛苦变得特别难以承受，心好像并不会变得更加宽厚慈悲，而是更加冰冷，紧紧缩成了一团，任何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多余，“不被理解”的伤痕漫成海洋，淹没了所有飞越它的企图。

所幸，沙沙一路上都没有太大的不适。好像这是我第一次坐动车一等座，窗外夜幕融融，绿野连缀着高楼，甚至一瞬间感到旅行的悠闲轻快。

省城那边，沙沙也提前找Jessie帮忙联系了一个她在省会的朋友来接我们去医院。Jessie说，是一名很靠谱的男生。我们立刻心领神会地勾连起Jessie与这名靠谱男子A的暧昧往事。到站时恰是下班高峰，A君还在挤地铁，又花了好长时间搞清楚我们的具体位置，终于碰了面。出于社交礼仪，大家都提起了一点精神，在网约车上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欣赏着省城不掩其俗的夜景。街景逐渐变得熟悉，心也有点抽紧。

转眼间，我们已经置身于明亮嘈杂的省医急诊室。相比于两年前，急诊室的格局未变，但装修一新，我们匆忙踩着迅速复苏的记忆脚步，准确无误地走到了接待台。

到了省医，就是无尽地等待。不知道是真的等待时间变长了，还是人多口杂的忙乱延长了静止等候的感觉。省医名大业大，一概不认其它医院的检查结果，医生简单瞄了一眼沙沙前一天新鲜出炉的CT增强之后，让我们去重新抽血、做CT增强。

做CT要走到另一幢楼，我们惊讶地发现那栋楼还和两年前一样，包裹绿皮和脚手架，里外都在施工。CT增强需要打造影剂，做完后要等半小时看有无过敏反应，我趁机去医院便利店买吃的，中途迷了路，在楼里穿梭，晚上亮堂、无人、半成不就的空间很是诡异，我心想要是此刻从哪个半开的门里串出一个实验室逃逸的变异生物，我应该不会太吃惊——毕竟这个楼里有X线、CT、核磁、B超、神经电生理等各种捕获人体内部信号的设备在昼夜运转（其实大部分检查并不存在放射性）。

回到急诊室，继续等待。急诊室里到处都是疲惫、焦灼、空洞的面容，有时候也分不清是病人还是家属，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大体和我们是一样的：等医生召唤，等足以做下一步计划的信息。期间我们商量今晚安排，沙沙肯定得在这里留一夜，但急诊室没有家属睡觉的地方。沙沙说，如果这是陪护第一晚也就算了，但这是第六晚了，绝对不能不睡觉。如果必须要陪护就请护工。A君点头表示同意，我也知道她是对的。

CT结果出来后，医生终于可以下诊断证明书：小肠梗阻（surprise!）。入留观室。留观室没有床位了，只能去抢救室，家属不能陪同。

明确了这几项，已是十点，沙沙问A君能不能再陪我等一下，我马上订个附近酒店，等沙沙进了抢救室，再送我去一下酒店，晚上一个人那么多行李，不安全。他说家就在附近，没问题。然后我们三个人各据一点，又开始等待：沙沙坐到抢救室外面的椅子上，我站在外科急诊门口随时提醒医生我们的存在（急诊医生会同时处理好几个病例），A君站在一旁看行李。

更多缴费的单子开出来，我陆续去缴费。有一次缴费回来，沙沙不见了，A君说她被带进抢救室了。抢救室大门紧闭，贴着红色标识，围着警戒线，只有医护人员进出。医生说我还不能走，还有缴费项目没开出来，要等一下。我和A君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不知怎么没头没尾地聊起了国家能源政策和基层社会对策，A君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没听懂，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但我惊讶地看着自己和他在此刻还进行着这种“正常”对话。我说，已经十一点多了，要不你先回去了，明天你还上班，我应该缴完费就可以走了。我在手机上打开地图，你看这个酒店不远吧，晚上走过去没问题吧。A君一如既往地说没问题，满意地离开了。

那个晚上的很多细节全都混在一起，错乱交叠，我不确定一件一件是如何展开的。旁边座位的一个年轻人出了摩托车事故，血迹斑斑的毛巾摊在我旁边。我反复打开行李箱，拿什么东西。一个医生好像在说沙沙的情况，要给开灌肠，我抓住他说不要开，之前做过一次效果不好。另一个医生以为我是患者，鸡同鸭讲了好一会儿……

后来抢救室终于有一个人出来喊沙沙的名字，跟我介绍说她是负责照顾沙沙的护工阿姨，我要如何付她钱，要买什么东西。——尿盆、抽纸、湿纸巾、水杯……你们这个坐便器不行，里面根本没有空间放。——可是她能自主上厕所啊！——抢救室里有规定，只能用尿盆。我想起沙沙说过，她上次手术之后有一天腹泻不止，护工一直把尿盆放在她屁股下面，一直拉一直换。——为什么她可以自主上厕所还要在床上用尿盆？——这是规定，我们抢救室只能用这个，你赶紧去买吧。——你让她出来，我跟她说句话。——不行，她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们会照顾她，她不能出来。——可是她本来就不需要进抢救室，只是留观室没床了。——但现在进了，就只能按我们的规定。一个护士插进来说。——那你把她的手机带给她，我要给她打电话。——按规定抢救室病人不能用手机。

等我意识到自己在抢救室门口哭着纠缠不休时，还在想旁人一定以为沙沙多么病情危重，于是眼泪更加不受控地涌出来。我想起之前沙沙说，她每次都觉得，大家进医院的时候都看着好好的呀，进了医院怎么就越来越糟糕了呢？上次也是，我进医院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好的、能吃能跳，但出了医院整个人都被打倒了。现在她一个不小心被带进抢救室，我就再也看不到她，只能按陌生人要求购买她根本不需要的尿盆来维系对她的陪护——那一刻我完全无法接受这一点。

护工不知道是被我吓到了还是心软了，说，我让她用我的手机给你打个电话吧，她知道你的号码吧。护工进去之后，一会儿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听到沙沙的声音，清晰、温柔、满怀关切，整个世界都支离破碎。整个世界才又开始一点一点聚合在一起，一点一点组拼成有意义的图景。

凌晨时分，我拉着行李走在闷热的街道上，一边看地图，一边还在和沙沙打语音电话。护工最后同意帮我把手机带给她。我抱怨路太长，但一转眼就走到了酒店。电话那头一刻不停的哔哔啵啵断了，沙沙想象中的那场当代舞表演对我彻底关上了门。躺在酒店的大床而非窄小的陪护床上，所有恐惧毫无道理地铺在我身上，浸透了睡眠。

在普外科陪护住院的时候，和沙沙一样，我也观察到有些人“进医院的时候看上去都好好的”，住着住着就不行了。并不是说医院一定把这些人搞坏了，而是人们带着自己的疼痛和忧虑走进医院，和医生面对面交流，裹挟在高速运转的昂贵仪器和程序中，才成为一个“病人”，拥有一个（或多个）“疾病”，需要大量现代医学的物质和技术干预来恢复健康，或与“病”共存。就像这次，我们第二次进急诊才知道“肠梗阻”，而它附带的一整套疗法比“胃肠炎”更有效地缓解了疼痛。随后这个词就变成我每天在手机上输入八百回的搜索字。然后沙沙被套牢在胃管和吊针上，无法接触和试验其它疗法、其它处理疼痛的手段。小明后来说，下次有肠梗阻先来找我，不要先去医院，我们有很多解决办法。小明也认同“肠梗阻”的临床判断，即便他不认同医院的做法——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狭小的生活圈和知识体系的选择并不多。即便有，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敢拿（沙沙的）身体做实验。毕竟，当时已经是“急性”，需要进“急诊”——这个判断是患者和医生（以及很多其它东西）一起做出的。

问题不在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选择权（虽然有时候的确是的）。而在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起，你感觉其它的选择都不再相关了。你唯一想的就是：保守治疗是否有效，手术是否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