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八九六四，建構本土民運

民女事件，本土抗爭

二○一四年，香港的本土派政團「另起爐灶」，在尖沙咀舉辦六四晚會，明言不認同支聯會晚會的路線和質疑其目的，有數千人出席。二○一五年的六四，退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在校內自行舉辦六四晚會，亦表明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翌年，不少大學生組織和倡議本土主義的政團，仍然多番非議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和「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甚至因有學生報刊文章以侮辱性言辭形容支聯會，引來社會反彈。時至今日，年輕一輩對應否紀念六四，以至應否「建設民主中國」等的討論，氣氛已變得相當冷淡。

對我來說，紀念六四不單是捍衛當下民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發掘、肯定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共同記憶的重要過程。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在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時發生的「民女事件」。

二○一○年，我在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在八九民運二十一周年前夕，爆發了「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文大學的爭議（下稱民女事件）。爭議源於兩面：一，新民主女神像由外地運至香港期間，歷經官方的重重限制；甚至在時代廣場公開展覽時，被警方「沒收」，激起社會極大反響，視為政治打壓，踐踏公民自由。二，在新民主女神像「獲釋」後，以時任校長劉遵義為首的中大校方發出聲明，指校方基於「政治中立」的理由，拒絕學生會提出擺放雕像的申請。此論一出，旋即引起社會譁然。

六月三日，我和各校內校外學生組織（包括學聯）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校方立場是政治獻媚、破壞大學的學術和思想自由，堅持雕像在中大擺放。翌日，我和中大學生會以及學聯朋友，在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大台」上，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在晚會後到中大集會；終有二千師生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雕像至今仍然矗立，成為中大「非官方」地標之一。

民女事件反映出「六四」本身，和香港本土的抗爭是唇齒相依的。民女事件之所以「升級」，是警察打壓表達和集會自由，和大學校方自我設限，破壞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為社會所抵抗。這些建制權力實在地侵犯、壓縮香港人享有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建制打壓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和學生會實踐公民權利時，觸動中共的政治神經，被視為衝擊「六四」禁忌。故此，在香港悼念「六四」，正好是一把尺去量度香港人能否完滿實踐和體現其公民權利。 在中共對香港全面統戰工程日深之時，這尤其重要。換言之，「六四」對香港而言，即使撇除中港民運關係的視角，它和本土人權發展，實在息息相關。

對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卻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的人來說，是因爲中國與她/他無尤，還是因為中國不值得有民主？如是後者，則這觀點本身是「反民主」的。如是前者，則她/他要分辨清楚，中國與之不相干，是客觀的事實還是主觀的願望？在客觀上中港政治經濟地緣的自願/非自願連帶關係下，明顯中國與之無尤，是出於主觀因素多。但我感到這種主觀願望，並未壯大民主運動，令運動更有實力抵抗、進迫統治者；它只是鞏固了一種對政治漠不關心和犬儒的集體心理，對促進民主，事倍功半。

當中共對香港的吸納政治日益膨脹，難道我們能無視大陸政權而迴避抗爭嗎？每年的六四晚會，就是香港和中共的暴政一直勢不兩立的最大象徵，是代表了香港拒絕遺忘中共暴政、拒絕讓步、並堅決捍衛香港人尋求真相、充實人權和建設正義的權利。這其實是香港人很重要的政治身份認同。既然「六四」大框架下的相關議題、價值和香港本土權利如此相關，那麼不論屬於哪政治光譜的陣營，如要關懷本土，其要務實在於肯定和論述「六四」，而非迴避「六四」；刻意迴避「六四」，只是駝鳥地無視香港本土公民政治權利的問題，甚至構成「選擇性維權」的話，最後可能與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更相違背。二零二零年國安法通過後，公開悼念六四，隨時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當紀念中國大陸的人權慘案而成為香港的政治犯，那麼悼念六四，必然是一個屬於香港的本土人權運動。

港人主體，空間政治

中大學生會當年成功動員二千多人在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矗立，固然和校方的錯誤及連日輿論氛圍有關，但我相信更直接的是中大學生會在當晚支聯會六四晚會台上緊接學聯發言，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到中大集會。

我清楚記得，我在台上發言的對象，除了八九年以來一直參與集會的市民，更有為數不少的中學生和年青一代。這十多萬人，構成了一個承先啟後的命運共同體。這份在同一時空下共負一軛的激情，其實頗直接鼓勵了晚會參加者繼續出席後續的抗爭行動。如果當年缺少了這一環節，我猜想到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的人數，尤其年青一代的香港人，必然大減。

其實，學生組織高度參與六四晚會，也是和在場同輩分享共同的語言，連結「六四」和香港本地政治困境，共同承擔香港民主運動。六四晚會的主體，始終是香港人。如鄭煒和袁瑋熙兩君在有關雨傘運動的研究中發現，參與佔領的香港年青人，大多參與過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這更令我堅信，六四晚會不再單純是上一代「大中華膠」的周年聚會，更成為了接駁香港年青人與香港（對不少人來說，也包括中國）民主運動的場域，為凝聚香港的抗爭政治奠基。

抗爭政治的其中一個戰場，是爭奪公共空間。當年學生會堅持將神像及浮雕放置在鄰近鐵路站的大學廣場而非學校建議的大學本部，除了因為大學廣場的地利因素之外，亦是在於中大學生自主空間的稀缺。屬於學生會全權管理的室外空間，僅得范克廉樓外的「文化廣場」。在一些寬闊、適合舉辦大型活動的室外空間如大學廣場、百萬大道、峰火台等，均需經過漫長而僵化的申請程序。校方這種對室外空間的僵化管理，正正是窒礙了公共空間的發展可能。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神雕落戶中大，不單為香港獻出媚共辭窮之醜，更突顯校方對學生自主空間的漠視。校方要保持政治中立，就連空間也變得中立，什麼也沒有，失去了空間藉藝術品、人文活動帶來改變的可能，由中立變為孤立，成為一所「地空空，無一物」的學校。

法國著名空間理論家拉菲伏爾指出，對抗行動產生的力量，能夠挪用原有受權力機關控制的空間，進而創造出一個對立於現存建制的對抗空間（counter-space），最終可以解放被壓抑的社會性空間。雕像矗立中大，正是打破了中大管理層封閉公共空間的行動。面對校方以歪理拒絕雕像落戶，學生會除了沉默，就只有抗爭。三千人會師大學廣場，見證雕像和浮雕為中大的公共空間打開了一個新缺口，改變了大學廣場一塊草地的意義。這次行動，亦為推動大學廣場成為師生自主空間打下一支強心針。

爭奪公共空間，既是改變權力不對等關係的手段，亦是公民展現活力與創意、充權以充實社會運動的機會。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應帶領社會進步，推動更豐富的人文生活。除了學術生產、向外參與社會，校園的空間本身就有一種服務社會的公共性。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不只是向公眾開放，更在於透過公眾的參與，展示和塑造更多可能。在神像矗立後的周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城市論壇》移師中大舉行，吸引百多人參加，活化了大學廣場，令廣場成為一個新公共空間。神像成為新公共空間的「定海神針」，中大有此靈地，管理層就應該以寬容的態度彰顯校園的多元性，讓學生甚至民間社會能夠在校園舉辦更多有公共性的人文活動，既體現大學百花齊放的自由風氣，亦為我城推動公共空間發展作一示範。反之，當校方伸展權力規訓學生、打撃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和在校園論政，作為近合政權的自保手段，大學自由、自主、多元的氛圍就會逐漸死亡，成為專制社會的縮影。由二零一零年的校園抗爭，對比今日二零二一年香港各大學高層打壓學生會自治的手段，就可見爭奪公共空間的抗爭政治，只能是大學生們和香港人的畢世修行。

民主傳承，傳承民主

民女事件亦折射了實踐民主和忠於傳承的張力。誠然，由校方聲明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內擺放，到六四當晚在中大矗立雕像之間，僅有不足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供學生會應對籌謀。當年的學生會對「六四」立場固然有民意授權，但面對這突發事件，學生會的處理手法在事後也惹來了部份同學的批評，例如未有充份諮詢同學意見、以對抗方式「違法」矗立民女云云。但我當時的判斷，是必須平衡縱橫兩面：我們除了有橫向視野，時刻警惕是否忽略廣大同學的民主參與外，也有縱向的歷史承擔。八九年後歷屆中大學生會均高舉平反六四、對抗中共極權為綱領，我相信並非僅僅是巧合而已。當每屆幹事對學生會在八九民運以降的角色、理念和史實有深度和充實的掌握後，應明白到同時向同學和歷史問責，至為重要。如果當年學生會應對民女事件時抽離學生會以至香港民運的歷史脈絡，相信連動員香港人參加中大集會的勇氣也沒有。在當時，平衡同學問責和學運歷史傳承的確艱難；但慶幸的是，我們最終沒有獨傾一方；在形勢下也得到輿論和同學的肯定。

當然，我們不應盲從傳統。批判社運領袖建立的「傳統」，對推進民主運動同樣重要。「本土派」對悼念六四的批評，某程度上提醒我們要更深入去反省紀念六四的意義和價值。六四屠殺，是八九民運的結局；既然八九民運本身就是一個爭取反腐、自由和民主的運動，檢視運動的過程、組織、論述和得失，可以是對香港發展民主運動，尤其是透過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爭取民主的參照資源。

不少海外學者，透過比較八九民運和八、九十年代其他國家的大型非暴力抗爭，得出不少對非暴力抗爭如何爭取民主化的分析。對於身處香港的我們，如能在紀念六四同時，理性地比較、分析八九民運和香港多次大型群眾運動，定會充實紀念六四的價值。質疑紀念六四對香港民主運動沒有效用的人，更應花時間去研究、解說香港民運應如何從八九民運中吸取面對中共極權的教訓，這對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實在有利無害。我在二○一九年六四周年前夕，應邀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六四論壇演講，和其他嘉賓以古鑑今，與紀念六四的晚會儀式既不相衝突，從理念上也「活化」了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的認知，效果也是在對沖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社會一片冷淡，甚至是「唔關我事」的政治文化。

二○一七年六四前夕，坊間出版了一本題為《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的小書。作者陳景輝透過整理過去幾年民間「八九紀念導賞團」的資料，重申香港人在八九民運中的參與，是屬於香港本土的重要記憶。他認為：

八九六四根本是百萬港人的一次民主洗禮⋯⋯縱然後來坦克車將之暴力輾碎，當時這一政治創傷，一定程度的造成犬儒、冷漠、移民，但同一時間，也有很多人沒有給挫折打垮，並懂得人間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真諦，走上不一樣的路⋯⋯今天香港社會所著重的自由民主反專制氣息，絕非自然而然，其中一個重要部分肯定是八九六四所帶來的啟蒙及挫折的遺產。

八九民運的確深刻塑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軌跡。認識八九、紀念六四，是重拾香港民主發展共同記憶的其一關鍵。「八十後」一代如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直接經驗多來自○三年七一大遊行或雨傘運動，但我們更需要貫串這些關鍵事件，重構一個更完備的「本土」民主運動的歷史叙事。這思想訓練我們的頭腦不會急功近利，而有長線、宏觀的視野去堅持民運到底。

念茲在茲，人心不死

二○二○年，警方以防疫為由，反對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成為八九年香港首次無法在六四當日公開、合法舉辦悼念活動的一年。

曾經有人道：「悼念六四，不一定要到支聯會維園的晚會。」去支聯會晚會與否，已不由我們自由選擇。這一天，終需來臨，只是想不到來得這麼快。

過去曾有想像過，最理想地悼念六四，是維園二十萬人集會以外，全港各地都有上萬人以至十萬人集會，百萬人悼六四嘛。香港在反送中運動有過二百萬人上街，難道我們會滿足二十萬人集會悼六四而已？

政權藉新冠肺炎和警察暴力打壓異見者和公眾遊行集會的權利，已是今日全球威權化的標準公式，香港情況並非孤例。不過，香港同時走在全球公民抗爭的前端。香港人在反送中運動的示威手法、策略、表達方式，揉合古今，亦創新猷，已有不少海外示威者模仿。抗爭方法與時並進，亦不必拘泥於一元的表現方式。

沒有維園燭光集會，對香港本地的抗爭運動來說，當然是一個打擊：我們被政權中斷了守護記憶的公共空間。但我們也記得在反送中運動裡，「拆一掛十」，「行動如水」的經驗，已經刷新了我們的抗爭想像。最終，在六四當晚，大批市民自發衝入維園點起燭光；全港各地也有上百成千的市民聚集，以燭光告訴全球，香港人悼念死難者和毋忘暴政之心不死。

政權以為肺炎和「非法集結」罪可以嚇走香港人的行動意志，打開「沒有悼念」的潮流，今次可謂輸得一敗塗地：

維園集會禁不了，反而真的和各區開花和平悼念六四，悼念的地理覆蓋面大幅擴大了；

過去是否由支聯會一枝獨秀搞悼念六四的爭論也不重要了；

對前往維園悼念六四有冷感的人，在大街小巷也見到了大中小型晚會了；

外國媒體也報導，在國安法和警察威嚇下，香港人仍然敢出來突破白色恐怖了；

以後每年，無論打壓有多大，走出來悼念六四、繼續抵抗暴政的信念也停不下來了。

（本文於2015至2020年陸續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