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放開后的第一年，荒誕的事情仍在繼續
去年十二月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通過剖析《飢餓游戲》這部小説來分析白紙革命的起因、經過，以及中共最後可能采取的處理結果。總之後面中共的確是放棄了疫情防控，但這裏面有多少成分是因爲白紙革命，沒有人知道。到現在，《飢餓游戲》前傳也上映了，也恰逢中共放開封控快一年的日子。這一年過去，似乎發生了很多事，但又好像什麽都沒變。
我印象裏放開前中共一共放出過兩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我不以爲然，因爲他們在新冠疫情上出爾反爾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但是儅第二份文件——也就是所謂的“新十條”——出來的時候，我感覺事情不太對了，他們似乎真的要放棄封控了。其過程之突兀讓人猝不及防，以至於有人在網上打趣說：“我們給爹爹搭了無數的臺階，結果爹爹一下子從三樓跳了下來。”封控結束是好事，但從三樓跳下來肯定是會很痛的。所以雖然一直夢想著放開，但如此突然、直白、毫無防備地放開，首先讓我感到的是恐懼。就在“新十條”出來的第二天，我就去藥店買布洛芬，然而當時就已經不太好買了，我跑到第三家藥店才買到。接下來諸如維生素片、電解質飲料、肉蛋奶，全部一次性買齊。
緊隨其後的就是社會秩序的崩潰，其誇張程度甚至超過封城。隨著病倒的人越來越多，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點不到外賣，因爲餐廳已經沒有能上班的員工了。不僅如此，客人也在減少，很多商戶說那段時間的客流比爆發疫情的時候還要少得多。所以那個時候人們對共存派的討伐聲尤其激烈，很多人管共存派叫“躺匪”，意思就是支持在疫情防控上“躺平”的匪徒。可是這能怪共存派嗎？這必然是不能的。共存派的確主張和新冠病毒共存，但絕不主張毫無章法地放開。一步步地、階段性地、講科學地放開，盡可能減少放開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才是共存派所主張的東西。當然，在墻内的世界裏，這些事是肯定説不了的。就在封控放開后不久，我就在我的自媒體上寫了一篇文章，表達自己對如此突然地放開的憂慮，結果那篇文章直接就沒發出來，胎死腹中。在放開之前，呼籲共存是被禁止的；在放開之後，你説共存的不對又成了一件被禁止的事。
受到衝擊最大的部分是醫療系統。當時的醫院裏幾乎所有的醫護都感染了，但面對海量的病人也不得不帶病上班。你能想象嗎，所謂的醫院，也不過是一群新冠患者給另一群新冠患者看病罷了。我當時有一名親戚因爲腦瘤在呼吸科住院，當時整個呼吸科的醫患都感染了新冠，我那名親戚在不久後也去世了。當時身邊很多好友家中的老人都去世了，而且大多數甚至都找不到火葬場處理後事——因爲火葬場早就已經被塞爆了。可是這場風波到底死了多少人，沒有人知道。
這場鬧劇來得有多突然呢？要知道内地的藥廠大多有紅色背景，但是就連這些藥廠都沒有聽説要放開，都沒有來得及備貨，都沒來得及賺這波國難財，讓全國上下都買不到退燒藥。我記得在十一月的時候，李家超確診新冠，他在前一天剛和習近平吃了飯，然後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封控放開了。我完全有理由懷疑，之前瘋了一樣的封控真的只是因爲習近平怕死，等他真的感染過後發現這個病毒不過如此，所以突然就放開了。當然，也有很多人通過大數據之類的分析出新冠防控破產之類的結論，並以此論證爲什麽放開會來得這麽突然。我只能説，我尊重你的分析，但我并不覺得固執又沒什麽文化的習近平能思考這麽複雜的問題並以此爲依據放開封控。
解除封控過後，預想中的復蘇浪潮并沒有來。拿端午假期舉例，今年端午節的客流量超過了2019年，但旅游業績卻只有2019年的94.9%，而且這還沒算通脹因素。換句話説，大家雖然都出去玩了，但花的錢卻更少了，很多人出去玩更多是爲了感受一下遲到了三年的“自由氣息”，和消費買快樂沒一點關係。
而且國門就此打開了嗎？也沒有。直到上個月，中共才取消了出入境健康報備的流程，到此出入境的流程才算是回到了2019年的模式。但是，還有一些隱形的門檻并沒有消失。就在放開過後不久，大家都急著想出國玩的時候，泰國突然被爆出“割腰子”的傳聞，嚇退了很多想出國的人。當時我用脚趾頭想都知道，炮製出這個消息的只能是海南旅游局。作爲内地爲數不多能夠玩海的地方，封控的三年把海南旅游業捧到了一個不該有的高度。隨著封控放開，大家玩海自然首選更有性價比的東南亞，那海南旅游局自然是很不樂意見到此景的。
可是隨著“不怕死”的游客越來越多，以及泰國對“割腰子”的傳聞提出了不滿，中共又炮製出了另一個藉口——電信詐騙。他們説東南亞電信詐騙汎濫，爲了防止大家去東南亞被騙，所以會在出境的時候加强檢查，不符合標準的游客不得出境。可是所謂的標準，他們也説不出來，無非就是問問你有沒有返程機票，如果沒有的話就容易被勸返。還有一些則是會看你的戶籍所在地。如果你的戶籍地有人因爲參與電詐而被記錄在案，那你在出境的時候就需要提前和派出所報備，不報備的話就容易被勸返。但是這些也只是明面上的“規矩”，還有一些就是完全沒有道理地直接拒絕，他們也不告訴你任何理由，讓我一度懷疑他們在這件事上是不是也有KPI，當“業績”不達標的時候就隨機抽選倒霉蛋勸返。今年我一共出國三次，結果三次都被問話，導致我現在在自家邊檢出入境的時候比在外國出入境的時候還要緊張——相比於外國人，這些“自家人”反而讓我更加恐懼。
可荒謬的一點在於，他們的確爲此設立了門檻，但又并不是每個人都具備能夠執行這件差事的文化水平。比如我之前被邊檢問爲什麽沒有返程機票，我説我打算從哈薩克斯坦坐大巴回國，所以沒有買機票。這的確是實話，但他似乎沒太聼明白。隨後我又補充道：“阿拉木圖有直達伊寧的大巴，我坐那個回來。”他仍然一臉茫然，我想了一下，又繼續説：“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有直達新疆伊寧的大巴車，我打算坐這個大巴車回國。”這個時候他才一臉醒悟的樣子，隨後放過了我。從他的反應來看，我懷疑他根本不知道阿拉木圖和伊寧在哪裏，所以才會讓我一遍又一遍加深解釋。作爲國家的邊檢人員，地理知識能夠如此匱乏，實在是讓我感到十分地詫異。而且你説他們既然不懂這些，那不如“槍口擡高一寸”，直接放過我就好了，可是他又偏要問，結果我解釋了他還聽不懂。
在過去的一年裏，我明顯感覺中共對於放開似乎并不是特別甘心，他們當中仍然有很多人沉醉於過去三年裏呼風喚雨的感覺，但是迫於現狀又不得不放手。所以他們現在很多政策總是讓人感覺非常糾結，比如你説國門開了吧，他們又硬要找些理由讓你出不去；你説國門沒開吧，絕大多數人又還是能出去的。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既要還要”，既想拉動經濟，但是又捨不得那點權力。所以他們開放了國門，最近還給很多國家開放了免簽，希望老外能多來，但另一方面又在出境上處處設卡，甚至炮製謠言，想方設法不讓你出去。還有比如經濟問題，他們嘴上嚷嚷著“要支持民營經濟”，但轉頭又加强了禁令，也是如此。民衆當下享有的那一點點“自由”，不過是爲了解決經濟問題而誕生的副產品。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説，封控的結束都不能代表正常生活的回歸，我們的生活仍然處在一種荒誕之中。我知道，在過去的一年裏，很多人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其中包括財產、健康的身體，甚至是摯愛的家人。然而最讓人感到絕望的事情，莫過於這一切并沒有結束，誰也不能保證那洶湧的浪潮不會在換了一副面孔過後再度回歸，我們可能又一次損失自己的財產、健康和家人。中國人有個説法，叫做“窗口期”，指的是某兩個時間段中間比較開明的一段時間，比如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的那二十年就被很多人認爲是一個窗口期，讓中國人短暫地體驗了一下開放和富足。同樣的，窗口能被打開，自然也能被關上。現在就是新冠疫情後的一個窗口期，可是這扇窗能開多久，就沒有人能知道了。也許這就是中國人，惶惶終日，在一個又一個窗口期裏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