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他受體育老師啟蒙，考北大沒被錄取，最後成為國學大師
1990年夏末的一個午夜，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余英時教授剛剛入睡，被台北打來的越洋電話驚醒：「您知道嗎？錢穆先生逝世了。」余英時是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的頭牌大弟子，幾十年來師生之間形同父子，感情極深。
余英時內心哀痛，無法自已，含着奪眶而出的淚水急就《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他追憶第一次在新亞面試時見到老師的情形：「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文中有這麼一段話：
我跟錢先生熟了之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偶爾彼此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裏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說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註1.]
錢穆的尊嚴，未必體現在權力面前，更多地表現為一位讀書人的清高與自重。他的身上，有典型的士大夫氣質，無論是優點還是缺點。與一般人比較，中國士大夫最突出的是有家國天下情懷，無論富貴還是貧賤，皆不以一己之利益或趣味為滿足，操的是治國平天下之心。
啟蒙錢穆家國天下關懷的，是一位體育老師。他7歲入私塾，10歲進了家鄉無錫盪口鎮的新式學校。教體育的是同一個家族的錢伯圭先生，他曾經遊學於上海，是一個秘密的革命黨人。
有一天，伯圭師牽着錢穆的手，問：「你讀過《三國演義》嗎？」錢穆點點頭，伯圭師正色曰：「此等書以後不必再讀！一開卷即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之錯亂，今日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亂，我們以後要學他們！」一個10歲的孩子，聽了老師的這番話，竟然「巨雷轟頂，全心震撼」，錢穆晚年回憶說：從此74年來，我的用心，全在這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註2.]
余英時說：「錢先生自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在新亞書院多次向我們同學講演，都提到梁啓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及其巨大的震動……他深深為梁啓超的歷史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註3.]
作為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史學大師之一，錢穆完全是自學成才，連中學也沒有讀完，曾經想考北京大學也不得其門而入。他以一己之努力，先後撰寫了《先秦諸子系年》與《劉向歆父子年譜》，以嚴密的考證和細緻的梳理，推翻了流行於世的前人舊說，而震撼學界。
20世紀的中國史學，依然以乾嘉的考據學為正宗，錢穆以實證研究聞名，有天生的考據功夫，按照如此的路徑依賴，大可在史學界一帆風順。偏偏錢穆為少年時代播下的家國天下關懷所刺激，不滿足於當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有更大的抱負與雄心：成為中國文化的託命之人。
他以考證見稱於世，卻不諱言自己的考證只是服務於一個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從歷史上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無法用實證的方法找到的，它只能在知識分子的精神探索中去體會和闡釋。在歐風美雨衝擊之下，近代以後的中國不僅失身，而且還丟失了自己的靈魂，這是讓錢穆最痛心的。余英時說老師「一生為故國招魂」，真是畫龍點睛之論。
錢穆平時與得意門生講得最多的，是關懷要大，目光要遠：「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
對於他的前輩梁任公，錢穆未必敬佩他的學問，卻傾心贊同他的關懷與問題路徑：「任公講學路徑極正確，是第一流路線，雖然未做成功，著作無永久價值，但他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已不可磨滅。」[註4.]
錢穆還將王國維與梁啓超作了一個比較，王國維比起任公，雖然路徑二流，但考證的着眼點很大，不走零碎瑣屑一途，也能算一流學者。錢穆在這裏說的「路徑」，是一種問題意識和背後的關懷，而考證，則屬於工具層面的功夫論，頂尖的學問，必定有一流的「路徑」和一流的考證。「路徑」二流，也不要緊，只要像王國維那樣，不陷於雞零狗碎的煩瑣之途，致力於大問題的考證，也同樣可以是一流的學問。
錢穆出生於1895年，按照他的年齡，屬於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比較起他的前輩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晚清一代知識分子，雖然都繼承了家國天下的士大夫情懷，但關切點已經轉移。
晚清士大夫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參政欲望，康梁一生都有急迫的用世之心，只是不得志而已，章太炎流亡日本時為魯迅、錢玄同一幫學生講學，談到學問常常昏昏欲睡，一論政治立刻神采飛揚、眉飛色舞。但錢穆、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就不一樣了，胡適說自己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興趣」，錢穆有救世的關懷，但救世最終要落實到救心，為中國的未來招回民族的新魂。
早在1926年國民大革命風起雲湧之際，有朋友聽說勸錢穆很敬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力勸他加入國民黨，錢穆回答說：「苟入黨，則成為一黨人，尊黨魁，述黨義，國人認為余為一黨服務，效力有限。余不入黨，則為中國人尊一中國文化大賢，弘揚中國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動自別。」[註5.]
抗戰勝利之後，錢穆為《大公報》寫時評，集了一部《政學私言》的小冊子出版。一日梁漱溟來訪，極為稱讚錢穆的立場，引為同調，說可以作為政治協商會議的進言。錢穆不以為然：「書生論政，僅負言責。若迷於政治，不是捨棄自家農田為他人耕耘嗎？」梁漱溟又提出，政治協商會議有了結果，政治清明之後，我們合辦一個文化研究所如何？錢穆回答：「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文化研究，倡導後學，茲事體大，重於政協。國共對峙，強扭的瓜不甜，國事無望，辦學何不從今日開始？」梁漱溟頗為不悅，起身就走：「知其不可而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辭！」[註6.]
梁漱溟與錢穆，雖然在復興中國文化上為同路人，但在人生志向上，卻有微妙差別，梁漱溟有救世抱負，先政治而後學問，而錢穆則冷眼看穿政治不可為，與其救世，不如救心。
救心之士，首先要的就是自由、獨立的身份。1949年江山易主，錢穆出走香港，他的少年時期恩師呂思勉留在上海，寫信給他，勸他回來看看，滬港兩地經常走動。錢穆回信說；「老師勸我滬港兩地自由來往，這是我做不到的。回來雖無刀鑊之刑，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願違背自己的主張，我願效法明末朱舜水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註7.]
錢穆中學輟學，17歲即入小學當老師，在出名之前，在蘇州和無錫的中小學有20年的任教經歷，國文、史地、英語、數學、體育、音樂，都開過課，可謂是「全課教師」，這使得錢穆的知識視野比一般學者要遼闊許多，也不以狹隘的某一專題或領域為滿足。
他在蘇州中學擔任國文課主任教席的時候，撰寫了他的成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顧頡剛讀了甚為驚訝和佩服，專程到蘇州拜訪，兩人一見如故，顧頡剛對錢穆說：「兄才華橫溢，不宜在中學教國文，可以到大學去教歷史。」[註8.]
民國時期的大學，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問學歷出身，只看有否真才實學。梁漱溟考北大沒有被錄取，只因一篇發表在《東方雜誌》上研究印度哲學的《究元決疑論》，為蔡元培看重，直接聘到北大當教授。陳寅恪周遊列國，不屑一張文憑，也沒有著述發表，梁啓超推薦他到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校長有點為難，梁任公生氣地說：「我梁某人著作等身，還不及陳寅恪一篇文章！」而這篇文章，不過是發表在《學衡雜誌》上寥寥數百字的《與妹書》。
在梁任公的聲譽擔保之下，陳寅恪進了最高學府清華，開始了「教授中的教授」生涯。錢穆也有這樣的幸運，他在顧頡剛的力薦之下，先是到燕京大學任教，隨後發表了更有學術分量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轉而入北大歷史系。他的命運有點像梁漱溟，少年時期欲考北大而不得，成年後以一篇文章直接進北大擔任教授。
讓錢穆譽滿京城的這篇《劉向歆父子年譜》，以細密的考證，指出了康有為那篇轟動一時的《新學偽經考》有28個不通之處，洗清了被康有為誣陷的劉歆偽造古經的不白之冤，長期以來，國學界治經的人不懂史，治史的人不問經，經史兩分。而錢穆，以史治經，引經入史，一舉結束了被康有為挑起的長達30年的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爭。據說，之前各大學的經學史課程講的都是康有為的觀點，錢穆文章一出，各校的經學史課程紛紛停開，不得不按照錢說重新備課，調整講法。
以錢穆一流的考證能力，要在北大站穩腳跟，本來可以開設考據學的專業課程，繼續走考證之路，偏偏錢穆有着更大的雄心。他在北大歷史系開設的課程，有上古史、秦漢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但他最大的願望，是獨自開一門中國通史。
雖然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大學將中國通史列為必修課，但歷史系的教授們還是習慣傳統的斷代史研究，沒有一個人能夠融合貫通，將中國歷史從上古一口氣講到明清。於是所謂的中國通史，便成為各自講一段的斷代史拼湊，缺乏一條紅線通貫而下，讓學生聽了一年課，依然感到頭緒紛繁，不得要領。
北大歷史系本來考慮讓錢穆講上古秦漢前半部分，讓陳寅恪講隋唐之後的後半部分。錢穆卻說：不必兩人分擔，我可獨任全部通史。同事們聽了半信半疑，之前北大歷史系還沒有哪位教授有如此能力。但有着豐富的中學任教經歷的錢穆，願意吃第一隻螃蟹。
他將中學的經驗帶入大學課堂，花了整一年的時間用於備課，每天下午到公寓附近的太廟，找一處參天古柏的綠蔭，放一張茶几，一把藤椅，沏一壺好茶，反覆衡量，擬定通史講授大綱。
錢穆的中國通史課轟動京城，學生們奔走相告，要提前半個小時去教室霸位，除了本校的學生，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紛紛趕來蹭課。錢穆上課的二院大禮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大。擠得滿滿當當。錢穆講課，從不請假，也沒有遲到、早退。上課鈴響，他就開講，沒有一句題外的廢話。台階式的梯形教室，滿坑滿谷的學生，更顯得錢穆身影的瘦小，但這個小個兒，卻擁有強大的氣場，感染了全場幾百個學生，支配了他們的大腦和心志。
他的學生嚴耕望說：中國通史教授最成功的，當以錢賓四先生為最。他學歷、才氣兼備，擅長演講，又賦予民族感情，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兼備這四項條件，也不具有他那樣的卓越表現。[註9.]有一位姓張的學生，從高中三年級起，每年來聽錢穆的通史課，從北大到西南聯大，連續六年。錢穆很奇怪，問：「我每年的課內容有變化，但大的宗旨歷年不變啊，你為什麼每年都來聽？」學生回答說：「老師，我就想在您每年講的變化的內容裡，尋找不變的宗旨，所以每次都有心得，屢聽不厭！」[註10.]
錢穆在北大有一個好朋友陳夢家，非常欣賞錢穆的通史課，幾次勸說錢穆為中國通史寫一部教科書。時正值抗戰期間，北大與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流亡於昆明。錢穆有點猶豫：「通史涉及材料太多，所知有限，等到抗戰勝利之後返回北平再考慮。」陳夢家說：「不然，待先生返平，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多少題材湧上心來，哪裏還有時間來寫一部教科書。不如現在流亡期間，書籍不富有，先生只要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讓讀者受益！」[註11.]錢穆覺得言之有理，終於接受了陳夢家的建議。
他搬到昆明東南的小城宜良，在城西伏獅山下寺廟邊租了一個幽靜的別墅，周四乘火車去昆明到學校上課，周日回來，周一到周三閉門寫作。湯用彤和陳寅恪都來過，感嘆說：「這裏太安靜了，若我一個人住，非得神經病不可。」然而，錢穆耐得住寂寞，經過一年的時間，他寫出了中國通史中經典中的經典《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書，它凝聚了錢穆幾十年對中國歷史的獨特思考。五四以後，史學界的主流是疑古思潮，在一元論的歷史演化論的支配之下，將中國古代視為落後的封建社會，政治上是野蠻的東方式君主專制主義。錢穆在《國史大綱》扉頁中，以醒目字體寫道「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要對「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註12.]
引論先期在《中央日報》刊出之後，在學界引起轟動，贊成、反對者不一而足。特別是錢穆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辯護，更是成為爭議的焦點。錢穆堅決反對將「封建」描述古代中國社會，用「專制」定義古代中國政治。他說：
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年來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但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自秦漢以下二千年，只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政府。就政府組織政權分配的大體上說，只有明太祖廢除宰相以下最近明清兩代六百年似乎跡近君主專制，但尚絕對說不上黑暗。[註13.]
在《國史大綱》之中，錢穆以通貫的史觀，論證了從漢唐到兩宋，中國政治是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士大夫與君主在政治系統之中形成了道統與政統的雙重權威。只有到了元代異族入侵，才給中國帶來了野蠻的君主獨裁制度，明清兩朝承襲元制，廢除宰相，士大夫權力式微，君主權力獨大。中國歷史並非自秦以來兩千年來一團漆黑，漢唐兩宋的士大夫與君主的共治格局，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正面遺產。
雖然錢穆對傳統政治深懷溫情與敬意，他依然對其「好」所能達到的限度有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中國歷代有盛世與衰世，有治亂循環，箇中很大原因乃是有明君賢相主政，只是人事好，並沒有立下好的制度。[註14.]類似的精闢論述在《國史大綱》中比比皆是，難怪許倬雲教授說，這本書至今還隱藏着十幾個博士論文的好題目，只是很多人沒有發現而已。余英時也說，《國史大綱》看似流暢，其實並不易讀，因為錢穆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涵蘊，值得再三玩味。[註15.]以我個人的體會，每隔幾年，我會圍繞正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將《國史大綱》相應篇章檢出來讀一遍，每次重讀，都有新的發現，屢溫屢新，非常耐嚼，所謂經典，即是如此。
自進入北大任教之後，錢穆一改之前的考證梳理，主要致力於通史、通論式的寫作：，除了《國史大綱》之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儒學案》《中國文化史導論》《湖上閒思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中國歷史精神》《文化學大義》等先後出版。這些著作由淺入深，通俗易懂，以淺顯的語言闡明深刻的義理，在讀者那裏膾炙人口，長期以來暢銷不衰。
然而，民國史學界依然奉德國蘭克學派和乾嘉學派的實證主義為圭臬，頗看不起錢穆的這些通論性研究。有人嘲笑錢穆：你不懂甲骨文，還搞什麼上古史？也有人批評他寫通史只用《二十四史》中的熟史料，拿不出冷僻的獨家文獻。傅斯年對人說：「我一向不讀錢某人的書文一字，他的關於歐美的知識，都是從《東方雜誌》而來。」[註16.]
因為受到主流史學派的輕視和排擠，錢穆在北大和西南聯大待得並不愉快，《國史大綱》寫成之後，他便回無錫老家省親，以後游教於齊魯大學、浙江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華僑大學，再也沒有回北大，北大在抗戰勝利之後復員北平，也不給他發聘書。
甚至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選，雖然錢穆名氣很大，但80多位當選者中，卻遍插茱萸少一人，不見他的名字。錢穆很生氣，從此與主流學界一刀兩斷，互不來往。嚴耕望說：「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鬥的新學派。」[註17.]一直到1966年，中研院舉行第七次院士會議，許多人覺得錢穆再不是院士，似乎不是錢穆的恥辱，而是中研院的恥辱了，才將錢穆補入，一洗歷史之缺憾，終於實現了考證派和通識派的大團圓。
錢穆考據學出身，以通識派為旗幟，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大家。在通與專之間，究竟孰重孰輕，他有非常自覺的看法：「現在人太注意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註18.]余英時說：究竟通還是專，從來是一大難題。若按照西方的分類，選一專門的範圍進行窄而深的研究，未免給人以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注重通，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之路，又是研究者的精力與時間所不能容許的。錢穆先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以通馭專」的道路。一般人視他為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地理沿革和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有專門論述，且能將它們融合貫通。[註19.]讀錢穆的著作，即使是討論某一個問題的專著，的確有一種左右逢源、視野宏大的感覺。
錢穆常常感嘆，中國學術界實在差勁，學者眼光狹窄，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嚴耕望自以為智力中等，做不了像老師那樣的大學問，錢穆對他說：「這隻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係。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長進！」[註20.]
在武漢大學任教時，錢穆有兩個得意門生，一位是錢樹棠，另一位是嚴耕望，論聰明，錢樹棠遠在嚴耕望之上，他博覽群書，多能論斷。而嚴耕望專精一二。然而，聰明的錢樹棠不知其興趣何在，屢變其學，終身未有大成就，而專精的嚴耕望，在老師的鼓勵下，又獲得了通博的大視野，成為中古政治制度與歷史地理的著名專家，最後也當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嚴耕望在他的《治史三書》中，深情回憶了錢穆老師對他的耳提面命，詳細闡發了學術上專精與博通之間的辯證關係，值得每一位問學者認真研讀。
錢穆的學問，可謂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心乃是中國的民族精神、思想文化，兩個基本點，一是政治制度，二是歷史地理，這三點支撐起錢穆有關中國歷史的知識架構。他擅長將制度史與思想史打通，從制度中尋找思想之魂，從思想外探求制度肉身。制度是流水，流淌在各朝各代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他在制度之外，又注重歷史地理。而要懂歷史地理，學問不僅僅在書本裡，還在山水之間。
錢穆非常喜歡遊歷名山大川、人文古蹟，在自然山水裏吸取智慧的靈感，在歷史現場中獲得真實的感受。在他晚年的回憶錄里，有許多與同事、朋友、學生出遊的記載，其景其情，歷歷生動。在他看來，遊歷亦如讀史，尤其是一部活歷史。他在浙江大學任教時，經常與學生李埏出遊，回憶錄中有如此記載：「時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樹上群花仍蔽天日。余與李埏臥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李埏對錢穆說：「當年在北平聽您上課，學生皆崇拜先生之淵博，以為您必長日埋頭山齋，今日才知道先生有如此雅趣，先生之好游，為我輩之不及也！」錢穆說：「讀書當一意在書，游山水當一意在山水。乘興所及，心無旁及。孔子《論語》雲，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即已教人親近山水。讀朱子書，亦復勸人游山。從讀書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樂。」[註21.]
一般人遊山玩水，只是身體的快樂，對於錢穆來說，無異為另一種讀書，讀自然與社會的大書。豈止是讀書，更是一種心靈修煉，從山中求仁，從水中求智，將自己的身心沉浸於自然的懷抱，放空心靈，放空大腦，如此，各種奇思妙想會悄然湧現。
1948年，當國共在戰場上打得硝煙瀰漫的時候，錢穆應榮德生之邀，回故鄉無錫在江南大學任教。校園距離黿頭渚不遠，錢穆在課餘常常信步於此，眺望太湖美景。他寫道：「我的生活，其實也算不得閒散，但總是在太湖的近旁，時時見到閒雲野鷗風帆浪濤，總還是有一些閒時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則總是在那些閒時光中透逗，在那些閒時光中醞釀。」[註22.]他在這裏寫下了亦詩亦文亦思的《湖上閒思錄》，散文與歷史、詩意與哲理融為一體，充溢着生命的靈氣。
嚴耕望認為20世紀中國有四大史學家：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和錢穆。這四位史學大師，要論個性，陳垣最為精專，陳寅恪最為深邃，呂思勉最為博大，而錢穆，最為通透。他是真正將中國歷史讀懂、讀通、讀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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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註釋：
1.余英時：《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載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95、497頁。
2.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6頁。
3.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載《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第505頁。
4.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頁。
5.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130頁。
6.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42-243頁。
7.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頁。
8.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130頁。
9.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02頁。
10.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165-166頁。
11.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07頁。
12.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扉頁。
13.錢穆：《文化與教育》，轉引自徐國利：《一代宗師錢穆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頁。
14.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版，第33頁。
15.余英時：《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載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第499頁。
16.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18頁。
17.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79頁。
18.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57頁
19.余英時：《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載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00頁。
20.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66頁。
21.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33-234頁。
22.錢穆：《湖上閒思錄》，三聯書店（北京）2000年版，序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