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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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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从今夜白

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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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存在于一个更遥远的地方,无法被诉说,既不是当下那个场景,也不是记忆中的老家,我们怅然若失。
县城,一个老人骑着老旧自行车驶入现代高楼之间的小巷,那里藏着没拆完的旧屋。

其实每一次写下“故乡”二字都会存疑,想起从前在豆瓣看到的一个过期投票:出生地、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究竟哪一个才算是故乡。

彼时网络还没有显示地域 IP 的恶劣规章制度,倘若有,那其中表示嘲讽,惊讶其中提到的选项为何不能合并的,或许就会是刻板印象中的北京上海等地。

今年听朋友说起到日本的经历,他在东京街头问路,问到一个说中文的,反问他是哪里人,他下意识答北京。我知道他在那里已定居多年。但对面却纳闷道,可你的口音听起来不像是北京人啊。对方或许是在寻找真正的故乡,寻找熟悉的乡音,但那对于四处流动,没有归属的我们来说,却无疑是一种折磨。

我的老家在云南的大山深处,山腰上零星的几户人家,就构成了村落。我记得小时候,所有孩子都挤在一间狭窄的屋子里上课,学习汉字、算术、地理、美术和音乐,其实也就是背几首古诗、计算十以内的加减法,从想象中知道我们此刻位于哪里,不过学会画鸡鸭鹅,学会唱几首童谣而已。为了求学,或者生存的压力,大家都会选择离开,然后展开漫长漂泊的一生。大部分人如我,终生都不可能再回到来时的地方。

在流动的过程中,最能体会一个东西的辛酸和不公,那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到处都还在讨论"异地高考",最终结论是可以实现,一时间欢天喜地。但我明明记得,从小学开始,就不断有同学因为这个规定而不得不转学回老家,为了提前适应和准备迎接高考的到来。

看《钢的琴》,或者各种东北回忆录的初期,大概能够想象,他们所希望建造的那个社会主义的模型,以及这个国家、这个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偏重,相应地就对农民有所轻视。“毛主义又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偏重无产阶级的观点,在工资待遇上优待产业工人,远在农民之上。其结果之一是解放初期,社会主义的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人们大量流离农村,导致 1958 年对户口的严格管制。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年代,毛主义说了许多亲农民的话,国家实际上仍一直严格地限制农民进入城市。”

直到八十年代,这种控制都还非常有效,农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过这一道门槛相当困难。在那之后的转折点就是"改革开放",我的父母一代就这样汇入了城乡劳动力迁移的潮流中。

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于是对于我们来说,出生的地方记忆已模糊,上学的地方也只是短暂停留,且不断受到来自城市的强烈排斥。小学作文课有命题"故乡",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整个童年就是在不停在转学、搬家,坐上长途汽车想象有些人一辈子再也见不到。

在如此颠沛流离中,我唯一留下来的朋友,相识的时间只也有短短目前人生的一半,并且她的经历与我相当,都是跟随父母进城务工和上学,最终留在了那座城市,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我们的友谊和会面才得以年复一年的延续下去。

但当我们在一起时,总是能从对方身上感觉到,如果真的有故乡,它将存在于一个更遥远的地方,无法被诉说,既不是当下那个场景,也不是记忆中的老家,我们往往怅然若失。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豆瓣那个帖子,惊心动魄地数过每一个选项中附着的答案,看到评论里有相同经历者的悲伤,才会如此感同身受。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绝望的问题,好像当那些地方被命名,依次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此失去了故乡。

在病入膏肓的城乡制度修复过程中诞生了一个词,叫做"乡愁",围绕它展开的"乡村振兴"在全中国亦如同"运动"般引爆,可惜毫无成效。而"乡愁",也变得十分诡异而可笑,如果它不是我的乡愁,不是我父母一代人的乡愁,那是否只是城市遥望农村的一次一厢情愿的想象,并希望它能回归被控制和被剥夺的旧有秩序中。

去年在腾冲,也住在郊外,进城需要穿过一片树林。和朋友散步途中,他看着远处建好的新城,矗立着一幢幢待售楼房,突然说道:像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为进城买套房子而努力打拼,同时这样教导我们。但是那房子住进去了又如何,他们将举目无亲,也没有工作,没有养老金。

我当时听那些话,内心十分触动。因为那也是我的来处。而彼时的热门却被禁止话题是,一个 b 站 up 主拍摄了农村老人的采访,一个月领 107 元,什么都买不起。还有城市广场上跳舞和捡垃圾的老太,她们各自有什么样的未来,那画面中的界线泾渭分明。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不是今天的歌,不是这个时代的歌。乡愁也不是。越是挽救的,越是注定走向消亡。

注:"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在于限制公民尤其是农民的自由迁徙和流动,禁止农民通过流动的方式进入城市,从而改变自己的职业和谋生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户籍制度赋予了城市居民不同于农民的许多社会资源。一个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从其出生以后就先天地获得了国家所提供的出生、上学、工作、就医,甚至死亡抚恤的一系列的农村居民所不可能获得的资源和待遇。……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今天,中国的城乡居民之间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并且这种不平等具有代代传递性,其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摘自《城乡公平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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