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近三十年台灣民族運動的粗淺觀察
冷戰結束，歷史卻未終結：極權國家帶來的新一輪威脅
自1991年冷戰結束至今已三十餘年，原本世人認為將迎來資本主義、代議民主勝利的歷史終局，但當中國2001年進入WTO，世人才意識到「市場」十分公平：只要是能左右一國一地市場秩序的權力者，就算是獨裁者及其利益集團，也會取得全球市場的入場券，與跨國企業巨頭一同爭權奪利。這也是中國「和平崛起」、俄羅斯得以發動戰爭的必要條件。極權國家適應了「全球化」，創造資本得以「有效率地」擴張的市場環境，代價卻是人民承受扼殺人性尊嚴與破壞自然環境的制度實踐，如東突厥斯坦的再教育營與中國各地的霾害。
極權國家並未消失，甚至民主倒退。中、俄對外軍演、文化滲透，甚至認知戰輸出本身的價值體系與治理手段，嘗試在世界各角落抹除做為西方民主制度基石的「天賦人權」價值觀。
台灣並不自外於世界大勢，鑲嵌於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台商，早與西方國家一同將中國打造成世界工廠，不但厚植中國崛起的條件，台灣經濟也因此深刻依賴中國。在台商大舉西進的90年代，台灣作為中國向外擴張的首要目標，島內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編造「九二共識」，作為台灣政治人物向中國輸誠、表明自己認同「中台同屬一中」的說詞，亦被親中政客塑造是「發大財」或「要和平」的前提。2008年馬英九政府上台後，隨即著手展開兩岸市場整合、力推「以經促統」的政治議程，早已深陷低所得困境的年輕世代，不僅因2009年的「22k方案」積重難返，又意識到對中服貿協議將使中國人大舉來台、競奪工作機會，甚至成為自己的老闆。因而當國民黨立委硬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送入立法院大會三讀隔日，大批年輕公民為此佔領立法院長達23天。
後見之明，三一八運動（太陽花運動）是台灣史上最重要的公民運動。學者吳叡人在三一八運動的隔年公開說道：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美日安保條約正待重新討論、日本要提升軍備時，基於「民主」高正當性的太陽花學運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現，正面呼應美國，學運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吳叡人，2015）
這是民主陣營力抗極權擴張的先聲。三一八運動時，台灣人民向世界清楚表達「反中」的集體意志：向世人表明，我們不只是「反對兩岸統合」，更是「反對中國併吞」。
毫不模稜兩可。但志在大位的政治人物幾乎不會如此公開表態。一如「維持現狀」成為蔡英文政府的既定路線，其任內最激進的表態是「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但其他行動者，早已透過公開主張、論述，甚至投入選舉、力促制憲等手段，與民進黨政府區隔，爭取台灣人對自身行動路線的認同，並提供實質支持。這些行動者介入並改造現實的思考路徑是什麼呢？
歷史不會終結，台灣仍未建國
人若想從自己的生涯中洞察出深刻的意義，則無法不去檢視自己如何演繹自己被動或主動承擔的社會角色。作為一個鄰人、家人、勞動者或食利者或無業者、男人或女人或脫離生物性徵自我定義的人、說著某族語過著某文化節日的族人等⋯⋯各種使人們能共同生活的角色，暗示了責任、義務與權利，指引人們如何往來互動，眾多人生的演繹，成為台灣共同體的實質內容。
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台灣人透過社區總體營造重新發掘了自己的鄉土。反省在各族群、多性別認同之間的不公義，遏止經濟發展帶來的分配不均與生態破壞，並倡議各類社會權，使「時代的進步」與「人們的幸福」能是同一件事，重構了台灣人的共同願景。
共同願景喚醒公民意識，公民意識蘊生龐大的改革動能，使願意承諾改革的民進黨人藉此多次取得政權，並使許多進步主張成文立法。時至今日，台灣人已擁有「自我統治」的經驗，並且擁有台灣史上最自由開放的社會。台灣人役使政治人物或被政治人物鼓動，共同驅動「中華民國憲政秩序」，利用中華民國的政府制度回應我們己身的需求與危機。我們從「自我統治」經驗中發現，我們所驅動的「中華民國憲政秩序」，已經無法回應我們自身需求與當前危機，畢竟這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根據自己對中國的想望所設計的政制。「自我統治」，意味著我們可以決定我們自己生活的樣貌。
與此同時，市場力量已經可以藉由網路，穿越主權國家的邊界、滲入當地社會、改變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台灣共同體的內容也輕易地受到左右市場力量的權力者——包含極權國家——改寫。中國當然會利用市場力量，但台灣政府沒有任何有效的監管工具，去抵禦電子商務如蝦皮、社交軟體如抖音、社群網站如小紅書、影音串流如愛奇藝滲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台灣人依賴這些資訊、財貨的交換工具，就必然在權力者所決定的「有限選擇」中，交出自己的自由。這是我們想要的「自我統治」嗎？受到權力者閹割、不得挑戰權力者的自由仍是自由嗎？只要物質生活能被滿足，以自由作為代價未嘗不可？曾經是擁有自由的香港提供了答案。
「中華民國憲政秩序」，原本就只是為了讓戰後中國移民的統治菁英，能在不屬於中國的領土上延續統治者的生活。就算台灣人在90年代開始藉此實現「自我統治」，我們仍在當時同時接受了「一中框架」這個國共兩黨共享的民族主義產物。中國共產黨用以作為洗刷受列強欺壓、未竟的政治目標；中國國民黨用來壓抑因歷史經驗自然生成的「台灣人認同」，阻卻其發展成「台灣民族認同」的可能性。
多年來，從未擁有己身的民族國家的台灣人，並不清楚沒有國格的自己失去了何種發展的機會，且「兩岸的中國人」順應著市場力量與地緣政治的安排，進行各自的內部殖民，部份台灣人先是順應著此岸中國人的安排成為恩庇侍從主義中分食殖民利益者，又或是成為「跨海峽政商集團」的一員分食統戰紅利，甚至成為中國的在地協力者。中國人一直試圖讓台灣人成為中國公民、處處阻斷台灣人成為世界公民的機會，使台灣人無法成為民主陣營中具有能動性的一員。
具有極權主義與族群沙文性格的中國民族主義，與以自由、平等與民主作為認同內容而形成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分別認同兩者的公民們，不可能共創一個政治制度。兩岸固然有制度差異，但在台灣內部的本土或是媚中政治人物，對於社會議題的態度與做法，便反映出各自遵循全然不同的價值準繩。當然，這也讓沒有中心價值的政客能夠說著「藍綠惡鬥」，迴避價值討論，不談根本目標，侈談「程序」或「效率」。
民族獨立運動是一場永無終點的返鄉運動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在當前的世局下更容易被削弱甚至瓦解。這不只取決於個人主觀意願是否夠強大，或是否有一套政治制度去鞏固集體史識。二十世紀初的台灣先賢所處的環境比我們更惡，但仍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我們不應只當作這是他們緣於對台灣認同的熱烈情感而生，也應視為先賢們思考台灣人共同命運後的理性結論。回到世局更加複雜的此刻，百餘年來台灣人已在多種統治秩序下應對多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多起地緣政治的震盪，甚至台灣人的族群組成也一直改變，但仍逐漸形成自身的民族認同，並累積自我統治的經驗。然而，全體台灣人仍未全然接受：「同島一命」的意志是台灣人得以團結面對動蕩世局的根本，「只有台灣人會為台灣人想」。
借鏡東歐諸國的民族史，我們得知政權或許會被外力推翻，但民族卻會留存在遺民的認同中，形成強悍政治意志與動員力量。曾有論者認為，台灣人就是因為沒有經歷過戰爭，所以無法形成堅定的台灣人認同。筆者認為，戰爭或許能激發強烈的情感而轉化成集體認同，但台灣人最需要的並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場將己視為田野的博物學探索，挖掘我們自身的過去。我們可以先沿著外國學者的足跡去認識自身，但終究要發展出台灣為主體的史觀。
1980年代以後，社會倡議風起雲湧，本土政權輪替上位使人們能透過教材、社區導覽、或各類出土的藝術作品去發掘台灣人的過往，進而使台灣主體史觀能釘根並開展。當我們更清晰地認識自己之後，就需要讓世人深刻地去辨認台灣人與他國人之差異；透過與擁有相同價值的民主盟友有更深入且密切的交誼，我們更能從世界史的眼光認識自己的過去，並且與擁有相同價值的盟友一同擘劃未來。
近年西方國家放下對中國的綺想後，紛紛做出友台表態，各國政要絡繹不絕訪台，也有許多國外NGO支持台灣倡議組織的行動方案，甚至直接來台設點，欲與台灣的公民社會建立長期且深入的合作關係。
在過去，台灣人藉由海外留學生與移民的努力，使外國友人更理解我們的處境與認同我們的主張，支援島內各領域行動者的改革工作。在台灣受到國際矚目的此時，台灣人更需要海外留學生及移民的協助，不僅是媒合各領域的合作，更應是外國友人欲認識台灣時，近在咫尺的窗口。只是海外留學生及移民並不一定認識台灣社會的現況，甚至倚賴媒體而有所偏差。因此就能借鑑國外NGO的經驗，開始有計畫性且長期地與台灣各領域的行動者交流，甚至發展合作關係，持續不輟地探究我們自己與原鄉的關係，累積我們自己對「台灣共同體」的認識，為了向海外友人引介台灣社會豐沛的改革動力。
自1980年代末，許多被國民黨政府取消護照的海外台灣人，屢屢闖關回台，為了返回原鄉。對筆者而言，集體台灣人仍在進行一場返鄉運動，如以台語生活、以台灣視角認識世界的「做伙來講台語、sńg kah 烏 mà-mà 好無？」；或返鄉青年為了瞭解原鄉而組成的「洄萊‧啟程」；還是借用日本戰國時期觀點重構清治至日治台灣地方豪族史的「戰國福摩薩」；使社會大眾能對二二八事件有更深刻認識的「共生音樂節」，這些都是在中華民國現狀下的「返鄉運動」。
邀請海外台灣人與散落在島內各地的行動者與團體一起返鄉。不要只有投票才回來了，影響選舉很重要，但更最重要且首要的任務應是在所有人：包含外國人的心目中，確立台灣民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