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重开后的旅行｜流动、战争和异乡人
二月中旬，我从北京出发，经新疆陆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开始了国境重开后的第一次国际旅行。在阿拉木图，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和前首都，我遇到举家搬迁的中国哈萨克族移民，躲避普京军事动员令的俄罗斯青年，执意孤身前往乌克兰的江苏宿迁人，保留家族姓氏但已不会说韩语的中亚朝鲜人后裔……以至于当我回到扬沙笼罩的北京时，关于这次旅行，异乡人这几个字不断在记忆里盘旋。
去哈萨克斯坦是临时起意，除了两本关于中亚旅行的游记，我对那里几乎一无所知。抵达霍尔果斯口岸，目之所及是连绵亘古冰雪覆盖的天山山脉，当我和提着大包小包行李面露倦容的旅客一起，等待排队叫号乘坐过境大巴时，我的内心也重复着别人问我的问题，“你为什么来这里？”的确，没有几个人看起来像游客。
很快，我也看起来不像游客了。背着一把冬不拉的哈萨克族男生米考在人群里很显眼，他艰难地用小推车推着三个行李箱和一个大编织袋，还有其它几件行李。于是，原本只有背包的我，左手接过一个未拆封的28寸海信液晶电视机，右手抱起几个絮着羊毛、图案精美的刺绣坐垫。不一会，一位哈萨克族大妈眼神示意我可否帮忙，递过来塞满一大塑料袋的衣服。
“我儿子在阿拉木图上大学，谁能帮我带两双鞋给他？”一个大叔走上跨境大巴，用哈萨克语和汉语连着问了几次，无人回应，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再三环视这个灰扑扑的双层客运巴士，走下了车。
也许是帮忙拿行李建立的信任，米考邀请我乘坐他家人的顺风车去阿拉木图，口岸的公共交通还没有恢复，入境哈方一侧挤满了四处张望的拼车司机。米考妻子的弟弟来接他，在离阿拉木图还有半个小时车程的市郊，我们经过了他的岳父母家，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这里。
同行拼车的另一位江苏宿迁人L，在看到面前的一栋三层小房子和微笑着迎接我们的米考家人后，终于放松了下来，这之前，他隐约向我表示出担心受骗，坚持中途不停留吃饭，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乌克兰，免签入境的哈萨克斯坦是第一站，他想尽快到达乌克兰，虽然还不知道要如何前往。
“你们盖这个房子花了多少钱？真的不错。” L环顾四周，米考的岳父正在后院挤牛奶，妻子和岳母在下宽宽的面条，锅里还煮着哈萨克族传统食物熏马肉和马肠。米考妻子的妹妹，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女孩，正翻看哈萨克语教材写作业，接过我从包里拿出的大白兔奶糖时，咧着嘴笑“好漂亮啊”。小女孩的汉语词汇有限，在和我的短暂交流里，用这个词形容一切她喜爱的事物。
“你们已经移民到这里了吧？”L问，“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哈萨克斯坦人？”米考激动地跑进房间，拿出护照和身份证，“你看，我是中国人啊，我是中国人。”几年前，米考和他妻子一家从家乡伊犁州新源县来到这里，买地，盖房子，安家。受到疫情的影响，米考这几年一个人在国内，这次，他打算在阿拉木图长居下来。
在米考家吃过晚饭后，他妻子的弟弟继续开车带我们前往阿拉木图市区。抵达Airbnb的夜晚，房东Kim站在客厅迎接，一副典型的韩国人长相，直到开口讲俄语。Kim会英文的妻子没在家，我们的交流借助翻译软件艰难地进行着，在我把手机递过去问他是否会韩语时，他不苟言笑地说，“No English, no Korean, only Russian”。
保留家族姓氏“Kim”（金）的房东和妻子接纳了俄语作为母语，像许多散落在中亚的朝鲜族后裔一样，他们也已不会说韩语，但饮食习惯延续了下来，厨房的冰箱里有韩式辣白菜，当然也有俄式酸黄瓜。客厅里显要的位置，摆放着韩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赠送的台历，台历背面是20世纪初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领导了朝鲜族抗日战争的民族英雄崔宰贤。崔宰贤是第一代定居俄罗斯的朝鲜族移民，出生在北朝鲜庆源，正与中国珲春隔图门江相望。
在1937年，苏联当局将俄远东地区数以万计的朝鲜族人强迫迁徙至苏联中亚地区，大约有10万名朝鲜族被安置在哈萨克斯坦，崔宰贤的家人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由于被苏联当局禁止使用韩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朝鲜族人能够使用母语。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在1992年与韩国建交，两国交流日益频繁，而在阿拉木图停留的几日，来自韩国的观光团是我唯一见到的旅游团。
另一位姓崔的中亚朝鲜人后裔可能为更多人所知——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摇滚乐队KINO的主唱维克多·崔，1990年去世时年仅28岁，直到现在，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仍然有众多歌迷。2018年，一座纪念雕像在阿拉木图落成，他的最后一张专辑中很多歌曲也是在这座城市完成的。我没有刻意寻找这座雕像，却在不经意间经过，雕像的胳膊上搭着一束已经枯萎的紫色康乃馨花。
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我走进前身为列宁文化宫的阿拉木图共和国宫，观看了一场致敬KINO乐队的演出，翻唱的乐队来自俄罗斯，取名“年轻的KINO”，在各地巡演并发行专辑，并努力经营着TikTok账号。演出在挑高设计的大礼堂举行，起初人们坐在红色的座椅上观看演出，手机打出星星点点的光。进入后半场后，越来越多的观众走向舞台前方，小孩子坐在父亲的肩膀上，恋人相拥彼此，年轻或不再年轻的人们摇晃摆动着身体，响起一遍又一遍的俄语大合唱。
阿拉木图背靠外伊犁阿拉套天山，我入住的Airbnb就在雪山脚下，像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一样，抬头就能看到被雪覆盖的天山山脉。前院有一棵高耸的松树，覆盖着还没融化的薄雪，门口停着一辆房车和一辆私家车，都是俄罗斯车牌，这里也的确是俄罗斯人的大本营。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来这里躲避普金军事动员令的俄罗斯青年。等我准备离开时，我想，我把它叫做异乡人的大本营，也是我临时的家。
“我是去年9月25号到的哈萨克斯坦，”20多岁的阿列克谢清楚地记得他抵达的日期，并且比其他人都显得轻松很多，“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这辈子从来没离开过家乡，感谢普金，让我开始旅行。”
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签署军事动员相关法令。24日，普京再次签署了包括对主动投降、逃兵和不响应征兵令者处以最高10年的监禁等一系列法律。数万俄罗斯人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寻求庇护，以逃避征兵。
“普金疯了，”阿列克谢一边摇头一边叹气，“你是怎么看习近平的？”他反过来问我。
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去年11月在中国爆发的一系列“白纸运动”的抗议，另外一个俄罗斯人尤金摇摇头加入了对话，“这样的行为在俄罗斯现在很危险，立马会被送进监狱的。”
尤金和阿列克谢来自同一个城市车里雅宾斯克，他们是在距离家乡300多公里的哈国边境城市库斯塔奈认识的，然后来到更繁华的阿拉木图，在这里已经待了五个月。尤金有三个弟弟，只有一个留在了家乡，其他都离开了俄罗斯，四散各处。
10多年前，尤金曾在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服兵役，“离中国珲春只有30公里的地方”。根据军事动员令的内容，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更容易被征召入伍。他曾经服役的俄罗斯空降军某旅也参加了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给我看当时服役时的照片，穿着和水手一样的蓝白横纹汗衫，戴天蓝色贝雷帽，微笑着面对镜头。
“你的那个要去乌克兰的朋友，他很酷。”阿列克谢说道。几天前，来自江苏宿迁的L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拉着我一起去找乌克兰和波兰领馆的地址，他是在今日头条看到的志愿军招募信息，“你帮帮我，我不会英语，也不会俄语，”我的劝说没有起到丝毫作用，L不断控诉过去经历的遭遇，“全世界，这三年，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吗？”
说着说着他眼睛开始泛红，“我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在国内连死的地方都没有，这是我最后一个心愿了。”我帮他联系了会说中文、哈萨克语、俄语的司机，等待司机来的一个多小时，我买了两杯咖啡，我们坐在能看到雪山的长椅上，初冬的天气还很冷，但阳光特别明媚和温暖，甚至让我想起大理，太阳挪动一点位置，我就跟着挪动一点位置。
“他去阿斯塔纳了，不然你们应该见面交流下。”尤金会说简单的汉语。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的时候，他报了旅游团来北京，他给我看在王府井大街和奥运会倒计时29天显示牌合影的照片，我告诉他14年后我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角度和冬奥会倒计时合了影。
2013年，尤金来到深圳做生意，把最新的iPhone 5s从深圳卖到俄罗斯，也带回家送给妈妈当作礼物。那时候，他穿写着“中国”两个字的T恤，学写iOS“越狱”这样复杂的汉字，在深圳街头看着快递员打包小山堆一样的纸箱。他回忆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正值暑运，买不到票，他和朋友站了20多个小时，“特别有意思，”他笑着说。
“不过，我明天下午要坐一趟40个小时的火车，”他和妻子以及六岁的儿子已经半年没见过面，他们准备在库斯塔奈团聚。这个边境城市距离阿拉木图约2000公里，和北京到深圳的距离差不多，他计划在那里和家人待一周时间。
阿拉木图郊区有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的滑冰场——麦迪奥，苏联运动员曾在这里打破多个世界纪录。在这里，我碰到一个穿着印有“Beijing 2022”北京冬奥会制服的哈萨克斯坦姑娘，我们彼此都很激动，这里不常见中国游客，而我也没想到会碰到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
2015年，北京击败阿拉木图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由于财政的担忧和日益减少的公众支持，在众多城市退出申办冬奥后，阿拉木图和北京成为仅有的两个申办城市。相比曾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北京，尽管冰雪项目场馆集中，降雪条件好，阿拉木图这一有着冬季运动传统的城市，知名度明显不如前者。
在麦迪奥滑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得知我来自中国后，竖起两只大拇指，“Xi Jinping, good!”。习近平和Jackie Chan，是我在阿拉木图听到的最多的两个中国名字，也几乎是仅有的被提及的两个中国人。2013年9月，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也曾在开国领袖纳扎尔巴耶夫的陪同下到访麦迪奥。也是在这一年，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 哈萨克斯坦成为“一带一路”计划的诞生之处。
2022年9月，习近平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选在了哈萨克斯坦。不过，迎接他的不再是苏联解体后新政权中拥有核心权力时间最长的政治家纳扎尔巴耶夫。2022年1月，在哈萨克斯坦爆发严重暴力骚乱后，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彻底离开政坛。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2022年底再次当选，在与公民代表见面会的竞选讲话中，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全面迈向民主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总统只是受雇于公民的经理”。
“阿拉木图不是很乱吗？”回到北京后，不止一位朋友问到。
阿拉木图上一次处于国际新闻的关注焦点，可能还是2022年年初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始于反对液化气价格上涨的抗议游行最终演变至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长院的数据，骚乱共造成238人死亡。
一年后，身处这座绿化率极高、像镶嵌在国家公园里的森林城市，在雪后高耸粗壮的行道树下散步，很难将眼前的平静和一年前的动乱联想在一起。不过，曾遭抗议者纵火的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周边仍有一圈铁皮墙围挡，同样遭到损坏的电视台大楼外墙面覆盖着灰色防护罩，还没修缮好的建筑顶部悬挂着几十米长的巨大横幅，用哈萨克语写着“祖国统一，国家统一，人民统一”。
苏联解体后，尽管哈萨克斯坦在推行“去俄化”上做了大大小小的努力，俄语仍然是广泛的通用语言，谷歌地图常常不准，而专门用于俄罗斯地区的导航软件更受欢迎，极少人会讲英语，在阿拉木图的大部分时间，我艰难地依靠翻译软件试图理解这个城市更多。
在哈萨克斯坦国立艺术大学，我碰到几个正在排练传统乐器的大学生，“你是因为迪玛希来的阿拉木图吗？”2017年参加湖南卫视《歌手》获得总决赛亚军的迪玛希，正是毕业于这所大学。出生在中哈边境村庄的Dastan正努力练习弹奏冬不拉，准备下周去首都阿斯塔纳参加比赛。Dastan说自己长大的村子可以看到中国一侧，不过他还从没去过中国，在他想不出英语词汇表达时，我打开翻译软件把手机递给他，他把俄语-中文页面切换成哈萨克语-中文，说了一句“Russia killed my nation”.
也许是我在北京生活太久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两座城市如此相似。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拥堵不堪的交通，时常发生的雾霾天气，赫鲁晓夫楼，中国制造电动公交车。但也有我从未在北京见过的，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我总能碰到骑自行车、甚至走路送外卖的外卖员，有时是两个外卖员并排走在一起，他们背着巨大的黄色背包，看起来像一层重重的壳。我十分想上前和他们聊一聊，似乎是条件反射式地想到了中国的外卖超时系统，或许他们应该不想半路被语言不通的人打扰，或许也不是。
离开阿拉木图，是在一个天还没亮的清晨，司机着急赶去口岸，这样可以早点接到返程拼车乘客。外面下起了雨，约定的时间到了，司机还没来。我走进餐厅，一个俄罗斯男生正在吃早饭，我用英语问他要不要开灯，他起身向上一跃，把一个心形气球从天花板取下递给我。这是一个俄罗斯女孩在情人节收到的，她把气球绑在我们每天吃早饭的餐桌上。
他在一个登山学校当教练，刚从海拔3000多米的雪山上下来。我们一边吃早饭，一边通过简单的英语和翻译软件交流，他已经来这里五个月，我问他，也是因为普金吗？他点了点头。他问我在这里待多久，我说我马上就要走了。
这时，司机打来了电话。此刻，去和家人团聚的尤金还在40个小时的长途列车上，阿列克谢准备苦学西班牙语前往阿根廷，哈萨克族男生米考已经在装修新的工作室，同行拼车的新疆女生抱怨物价上涨太多，而前往乌克兰的L再也联系不上。
回霍尔果斯口岸的中途，大片大片的草原和田野被白雪覆盖，马匹和牦牛一团团出现，新一批携带大包小包的旅客在对面等待通关入境，天山山脉近在咫尺，也渐渐远去。
（部分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