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铁路之旅】1.大连：远方自由港
从锈迹斑斑中窥见曾经钢铁的荣耀
北京——大连（旅顺）——营口（大石桥）——鞍山——沈阳（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长春（德惠）——北京
春节之后，我从家乡返回北京，开始准备下一次探访之旅。
前面提到我做了一次关于中东铁路的历史探访旅行，当时的路线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东西方向干线，这条铁路线还有一条从大连旅顺到长春的南北方向支线，也被称为南满铁路。
这条路线大部分在我的故乡辽宁，每一个写作者面对故乡的时候总会有些许惶恐，担心自己积累不够写得不够透彻。虽然我出生在沈阳，却对故乡很陌生，几乎没去过辽宁的其他城市，即便对于沈阳也只是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固定生活，大学之后离开故乡很少回家，对这片土地着实谈不上了解。
对于沈阳人来说，铁路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我们从小就知道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日本侵华开端的柳条湖事变，对于本地发生的重要历史，老师总是会讲的很详细。小时候每逢九一八纪念日，城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纪念，也会组织学生们去参观九一八纪念馆。所以，这次探访将是一次在自己故土的，记忆中很熟悉但实际上很陌生的旅行。
这次探访旅行的路线，我从大连一路北上，经过沈阳，最后到达长春。空间的旅行同样也是时间的穿梭，大连旅顺对应着日俄战争，沈阳对应着柳条湖事变，长春对应着满洲国建立，时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围绕着这条铁路线的三国，大清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俄国变成了苏俄、苏联；明治天皇变成了大正天皇、裕仁天皇；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也从东北三将军变成了东三省总督、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满洲国康德皇帝和共和国东三省。
如果我们把目光继续往后延伸，在这条铁路穿过的满洲地区曾经有着惊人的繁荣，这种繁荣一方面是工业层面的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是政治影响力，发生在这里的事件会成为半个世界的焦点，甚至有过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幻想。如今，这片土地被当做一个破落的精神病院，在媒体猎奇视角的引导下，衰败的老工业区似乎与当代文明脱节，妓女、黑社会、直播、烧烤，这片曾经亚洲城市化最高的地区被用谐谑的语气描绘成一片荒蛮，和这荒蛮之上的一群小丑。没人在乎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与责任，那些无力阻挡又被刻意隐瞒的背叛。
探访丝绸之路未必沿着当年骆驼的足迹，我更想通过这条铁路线，把沿线的城市和一段过往连接起来。我希望这次探访不仅仅可以了解历史，也可以沿着历史去思考当下。一个地区在大国角力中被关注到，骤然贪婪的目光聚集在这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乱却孕育出兴盛与丰饶，最终又在后半个世纪的结尾被抛弃。
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一切伟大都有着残忍的一面，沿着南满铁路，后半个世纪重叠在前半个世纪之上，我试图去把叠压的两层揭起展开，去找寻一个关于伟大与残忍的故事。
大连：远方自由港
关于大连的名字，有不同的说法，能够基本统一的部分是俄国人来到这片港湾的时候，怀抱着在远方找寻不冻港的期待，所以把这座港口称为“达里尼”，意思是远方，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这座城市，改名为大连。
对大连建港之前这片土地的名字，其中一个说法是，这片港湾之前被汉人称为青泥洼，还有个蒙古语名字是大海的意思，音译过来就是大连。俄国人在这片港湾修建码头口岸的时候，根据蒙古语选了一个发音相近的俄语词，叫达里尼。
坐在北京开往大连的火车上，我戴着耳机沉浸在一首日语歌中，这首歌叫做《流れる雲を追いかけて》，作词和作曲是日本音乐人桑田佳祐，演唱者是他的妻子原由子，桑田佳祐的父亲曾经是日本满洲开拓团成员，在大连生活过，这首歌是桑田佳祐在1982年根据他父亲在大连的经历创作的。
大连建市的故事有个引子，这个引子不在中国，而在朝鲜，我想放在下一站旅顺的时候再细讲。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东北亚的局势开始由制衡转为激化，随着朝鲜的一次政治危机东学党起义，日本与大清国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俄国宣布中立，但由于其在朝鲜事务中与日本的摩擦，所以担心日本会因为战争胜利而涉足满洲。
甲午战争清军全线溃败，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提出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触犯了俄国的利益。1895年，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日本此时面对巨大的战争开支，无力对抗三国，只好答应归还，在日本当时的新闻中，将此事视为巨大的屈辱，也从此将俄国视为敌人。
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俄国势力开始进入满洲北部，但直接促使俄国占领旅大地区的是1987年年底的胶州湾事件，德国军舰攻入了胶州湾，并在第二年与清政府签订租借条约。这让俄国决定马上行动，就在关于胶州湾的租借条约签订20多天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旅大地区进入俄占时期，也就开始了大连的建市。
在《旅大租地条约》中，将旅大地区称为“关东州”，取山海关以东的意思。按照条约，租借地范围只包括旅顺和大连，东北面的金州仍由清政府管辖，但1900年俄军以剿灭义和团为名义大规模入侵满洲，占领了金州，从此整个旅大地区都归俄国统治。
把时间推回到一百年前的1918年，如果当时桑田佳祐的父亲在大连，我假设他是一个从日本来到大连工作的普通职员，可以让他跨越时间同步和我开始这次探访。这是完全架空虚构的，因为真实历史中桑田佳祐的父亲来到大连应该是1936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猜的，我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哪年来到大连的，但日本满洲开拓团是1936年之后才建立的）。
为了和我约见，1918年的桑田先生一大早出门，搭乘有轨电车来到大广场（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周围，在他的时代有轨电车有这一站，但上世纪70年代这段线路拆除了。2018年的我则搭乘地铁前往，大连的地铁有中英俄日韩五种语言报站，我只坐一站，担心还没报完站名就已经到站了。
中山广场在1899年俄国人建市规划的时候就是城市商业中心区，1903年完工。最初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由第一任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仿照巴黎的城市规划主持修建，在日占时期改名为大广场，1945年改为中山广场。
中山广场虽然是俄国人规划，但日俄战争打断了城市建设，广场周围的建筑大多是日占时期修建完成，主要是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包括文艺复兴式、哥特式、折中主义式等等。
俄国人规划大连的时候，为了与旅顺的军港职能区分开，回避独占满洲的野心，刻意将大连规划为供各国通商的国际自由港，日本占领之后延续了这一思路，任用一批旅欧归来的年轻设计师，大量修建了欧式建筑。
我到大连的时候是五月中，北京已经开始热起来，大连早晚还有些凉意，我在大连的几天，早上雾气漫漫，浓雾模糊了时间与空间，很适合开始一次有关历史的旅行。中山广场周围早上七点多就已经热闹起来，我走出地铁站，桑田先生也下了有轨电车，两个人隔着一百年在同一座广场上散步。
广场上很吸引我目光的是西边一座带钟楼的红墙绿瓦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桑田先生说这里是大连民政署，建于1908年。这座建筑正面对称，中央矗立着钟楼，屋面上左右各开着三个窗，底层窗采用白色窗楣，上层窗采用柱式划分，红色的石墙用白色装饰勾勒线条。在我的时代里，这座建筑是辽阳银行。
桑田先生指向广场东南方向，向我介绍一座他的时代正在修建中的更加高大气派的大楼，这座大楼将要在明年（1919年）建成，作为大连市役所使用。这栋建筑同样有一座塔楼，兼具日式与欧美折中主义风格，特别是钟楼带有一些庙宇的形式，因为设计师松室重光曾经参与过京都寺庙的修复工作。我的时代看到的这座建筑，是一家工商银行，
1915年，关东都督府决定在大连民政署之下设立大连市役所，主管城区内的行政，郊区仍属大连民政署管辖。1919年大连市役所办公大楼建成，1922年上面提到的大连民政署也迁入，上下两级行政机关一起办公，原来的民政署大楼作为警察署使用。
除去这两座日占时期的关东州政府机关，在中山广场周围还有两座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建筑：大和旅馆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桑田先生说这家大和旅馆是4年前（1914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的，是军政要员们下榻聚会的地方，像他这种公司普通职员是没什么机会进去消费的。这家旅馆共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旅顺7家连锁店，立足于日本占领下的主要大城市。
在我的时代，这家大和旅馆依然作为酒店使用，改成了大连宾馆，我在大连宾馆墙面上发现了一块日文的介绍牌，落款是大连市都市企画土地局，没有设立日期。老照片上，过去大和旅馆前面有一尊人物站立塑像，是第一任关东州都督——大岛义昌，不知道什么时候拆除了。
在桑田先生的时代，中山广场周围最多的是金融机构，一百年后的今天同样如此。在广场的正北方向，是一座黄色墙面的文艺复兴后期风格建筑，这是1909年修建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共三层，最特别之处在于中央和两端屋顶上的三个绿色圆形穹顶。这座建筑现在是中国银行，有趣的是，我从这栋建筑正面望过去，看到后面远处一座现代化大厦，那座大厦也是中国银行，两座不同建筑风格的中国银行正好前后重叠在一起。
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本部设在日本横滨。日本占领大连后，横滨正金银行是首家进入大连的日资银行。
中山广场东边地铁口旁边是一家中信银行，正门在地铁人流中显得有点局促，其实这栋建筑很气派，红色的三个拱顶也很显眼。这里曾经是同样修建于1909年的大清银行，是清政府开办的官方银行，现在是中信银行中山广场支行。
桑田先生对横滨正金银行非常向往，他说能进入这家银行无疑是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前景可观，因为这家银行从1906年就开始从事外汇汇总与国库代理业务，是日本在满洲地区的中央银行。不过桑田先生的消息不太灵通，因为在他所处时代的去年（1917年），朝鲜银行就取代横滨正金银行开始执行国库职能，不过要等四年后（1922年）朝鲜银行才会在中山广场建成，桑田先生不知道也情有可原。
朝鲜银行原址今天是一家工商银行，最初朝鲜银行业务仅限在朝鲜半岛，1913年日本提出“鲜满经济一体化”，朝鲜银行开始进入满洲经营，1913年8月在大连设立第一家银行，并在1917年取代横滨正金银行执行国库职能，成为日本在满洲的中枢金融机构。1936年，朝鲜银行将在满洲国的金融业务转交给满洲国兴业银行。
在中山广场西南，靠近延安路上，1914年修建的英国领事馆已经在90年代拆除了，原址修建的大连金融大厦归广发银行和浦发银行两家合用，稍远一些鲁迅路上的苏联领事馆原建筑还在，只是外观过于普通很容易被忽略掉，是一栋三层红色楼房。
日俄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在日俄战争结束两年后，1907年俄国就在被日本夺走的大连设立了领事馆，十月革命后俄国领事撤离，领事馆被拆除。1925年日本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同年苏联就在大连设立领事馆。苏联对日宣战后，驻大连领事馆撤消，现在这座建筑是大连市民政局下属的大连市慈善总会。
在苏联领事馆的斜对面，桑田先生带我前往日本在大连统治的最主要机关之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我的时代这栋建筑是大连铁路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代理机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获取了中东铁路南部长春-旅顺段支线，改称为南满铁路。为了经营管理需要，日本模仿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也组建公司代替政府对殖民地区进行经营管理。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迁到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从建立开始，继续完善南满铁路线建设，并新修建了一系列铁路支线，将朝鲜半岛与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整地连接起来。同时，满铁还组建起满洲航空会社，承办从满洲到日本和朝鲜的国际航空业务，并在大连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货运码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除了经营管理铁路之外，负责范围还包括从俄国接收的铁路沿线两侧的附属地。在1937年铁路附属地行政权交给满洲国政府前，这些附属地都是由满铁从事行政管理和规划经营。
满铁办公大楼斜对面，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别馆和图书馆，两座建筑东西相邻，都建于1913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别馆是满铁运输部和矿业部的办公地，当时由于本部建筑办公空间不足，在马路对面新建别馆，这栋建筑已经被拆除了，原址现在是大连铁路卫生学校。满铁大连图书馆还保留着，位于别馆西侧，共和国建立后，满铁大连图书馆随由大连地方政府接管，现在这座图书馆是大连图书馆鲁迅路分馆。
在中山广场西边，我给桑田先生指向远方一座红色塔楼，顶部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那里是基督教玉光街教堂，我想去参观一下。可是桑田先生却看不到那栋建筑，因为这座教堂对于他来说，要在十年后（1928年）才会建成，我只好自己去参观了。
我望着塔尖寻觅过去，由于不是宗教活动时间，教堂里面并不开放，但有工作人员在，允许我进入院内拍照教堂外观。我在教堂外墙下侧发现一块白色石头，上面用英文和日文写着“此石献给神的荣光”，英文日期是1928年，日文日期是昭和三年。
这座玉光街基督教堂1928年由英国圣公会和日本圣公会共同修建，1943年，日本驱逐了英国教会，这里成为了日本圣公会的专用教会。日本战败后，这座教堂因为有同盟国英国的背景而没有被苏军接收，之后称为玉光街礼拜堂。1986年，这座教堂划归大连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恢复了宗教活动，现在叫大连市基督教玉光街礼拜堂。
日本统治满洲时期，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希望通过教会更好地控制当地民众，另一方面又对教会与欧美国家的密切联系心怀警惕，所以一直鼓励日本本土的基督教会来华传教。桑田先生见我对宗教建筑感兴趣，说带我去另一座属于日本教会的西通基督教堂看看，这栋建筑是1907年建成的，离中山广场不是很远，我们走路就可以过去。
在中山广场西边的友好广场东北方，有一座和玉光街礼拜堂同样红墙绿顶的哥特式建筑，是1907年修建的属于日本基督教会的西通基督教堂。我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外观和桑田先生看到的基本一样，除了左侧的一根烟囱不见了，教堂的配色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时候墙面是暗棕色的，现在改成了明亮的红绿配色。不过这栋建筑现在已经不是教堂了，而是一家肯德基餐厅，走进这家肯德基店内，就能感觉到和其他的肯德基餐厅不太一样，简约却高级的吊灯，拱券形门廊，店内也不是廉价的快餐桌椅，而是比较高级的咖啡馆样式，有一种特别的华丽感。
让我想起小时候肯德基刚刚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就是洋气的不得了的东西，小孩子如果能去肯德基过生日，就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现在肯德基已经成为了很廉价的快餐，回到了它应该的定位上，不是它跟不上时代变化，是中国经济疯狗撒欢速度太快了。
在曾经的西通基督教堂西面，原本还有一座宗教建筑属于基督教救世军，现在已经拆除了，只能在老照片上看到。救世军1865年成立，是一个采用军队形式的国际基督教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公益为主要活动。大连的救世军组织是在日俄战争后，由日本传过来的。
我们乘坐有轨电车来到更西边的北京街，这里有另一座不同于前面两座欧式风格的教堂——基督教承恩堂，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我去拜访的时候不是宗教活动时间，正门并不开放，我绕到教堂后门，教堂里的一位老奶奶接待了我。教堂后门正对着的是牧师办公室，欧式的石头建筑带着一个中式风格的木制门檐，教堂正面也是如此，灰色的墙体由红色石砖作为分割，绿色中式木制门檐。
这座基督教承恩堂也叫北京街教堂，1911年由丹麦基督教路德会修建，是丹麦基督教路德教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正式教堂。文革期间承恩堂停止了宗教活动，80年代宗教活动恢复至今。
相比于基督教堂的保存完好，同在北京街上的大连清真寺就显得有些尴尬。桑田先生对于回教徒很陌生，在他的时代，《古兰经》还没有日文译本，要后年（1920年）才会被翻译发行，而且在他的时代大连市内并没有清真寺。在日本国内，桑田先生也只知道在神户、名古屋和东京有一些土耳其人和俄国鞑靼人，一般日本人也分不清这两个民族，桑田先生只知道这些穆斯林不少是去年（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抗拒苏维埃政权而来到日本的。
在大连周边的瓦房店和貔子窝等地有不少回民，但大连市区并不多见，这些回民大多来自河北和山东，河北人居多，1923年在小岗子建起了一座简陋的清真寺。1925年，一个在满铁工作的俄国穆斯林职员从满铁申请到一笔钱和一块土地，建成一座完善的清真寺。从我找到的唯一一张老照片上看，这座建筑带拜占庭建筑的风格，正面是一个凸字形，宣礼塔可能在清真寺主体建筑中间，虽然看不出颜色，但是参照同时期相似造型的建筑，可能是红色或棕色墙面，绿色拱顶。
我试图在清真寺内找人印证这段由来，但在寺内的阿訇和工作人员都说对这座清真寺历史不了解，我在周围也没找到本地年龄大的乡老，只好作罢。关于这位满铁的俄国穆斯林员工的名字，我只有一个不是很正式的汉语音译，感觉大概是鞑靼人或者中亚民族，但这一点我没有在文献中得以考证，只有互联网中很老旧文章的只言片语传闻。
现在这座清真寺是90年代拆了老建筑重建的，后来又经过两次改建。建筑通体是粗糙粉刷的粉色墙面，上面绿色的主穹顶比较低矮，总体来说，就是很难看，审美是非常有问题的。清真寺华丽或者肃穆都不错，实验性的未来风格建筑也可以，但不能粗制滥造。
在这里可以多说一下日本、满洲和穆斯林的关系。1871年，日本政治家福地源一郎出访欧洲，顺路访问了奥斯曼帝国，四年后，日本与奥斯曼正式建交。1887年，小松宫彰仁亲王访问奥斯曼，希望两国结为盟友，日本为了了解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由外务大臣林董组织翻译了《穆罕默德传》。
1890年，奥斯曼派出了650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日本，此次出访到达日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日本停留三个月后准备返航，在从东京驶往神户途中，船在和歌山县附近因为躲避台风而触礁沉没，整个使节团只有69人幸存。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海难的善后，派出两艘军舰护送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回到伊斯坦布尔。在回去的船上有一位新闻特派员，叫野田正太郎，他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停留走访了两年，1891年，他在土耳其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日本穆斯林。同时还有另一个日本穆斯林叫山田寅次郎，他是一位企业家，在海难之后筹集了一笔捐款亲自送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接见了他，在奥斯曼期间他主要负责沟通两国的通商事宜。
日俄战争期间有一些被俘虏的鞑靼士兵暂留在了日本，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一批反对苏维埃政府的鞑靼人移民到了日本，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这些鞑靼人在日本神户建立了最早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
上世纪20年代之后，日本开始对邻国的穆斯林民族产生兴趣，虽然包含政治和军事情报目的，但他们当中确实不少人在邻国皈依了伊斯兰教。日本伊斯兰教本土组织正是由这些参与过外派的官员和军人建立起来的。比如日本穆斯林协会有一位会长五百旗头阳二郎曾是一名飞行员，在马来西亚作战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位前会长三田了一，曾经在南满铁路任职，他重新翻译了《古兰经》；日本伊斯兰中心前会长小村不二男，是战争期间在呼和浩特调研时皈依伊斯兰教的，著有《日本伊斯兰教史》。
我们说回到大连，桑田先生和我回到市区东边，从中山广场沿着上海路向北走，看到一些欧式建筑的尖顶，桑田先生说这里叫露西亚町，胜利桥以北街区是俄国人在日俄战争前建好的，主要是市政机关。在我的时代，这片街区已经被开辟为旅游街区，街口牌子上写着俄罗斯风情街。
现在城市街道的命名也是乏味，动不动就“风情街”，其实叫回露西亚町蛮好的。
基于国际自由港的规划思路，这片街区当年的设计者中除了俄国人，还从德国聘请了建筑设计师参与。所以，这片街区的市政机关建筑厚重而朴实，住宅和商业建筑则形式比较活跃。
过了胜利桥，北面就是露西亚町，东南到西北走向的一条街。胜利桥下面之前是一条河，后来河水排干改为铁路，这座桥跨越铁路线，连接俄国人规划的北面行政区和南面市民区。过了胜利桥，迎面是一座很显眼的小城堡一样的红砖房子，黑色的尖顶。这栋房子是德国人设计的，采用了错落不对称的设计，与俄式建筑比起来更加轻松欢快。
桑田先生介绍这里是1900年修建的东清轮船公司，日本占领大连之后，将大连民政署设置于此，1908年大连民政署迁到中山广场上刚刚建成的大楼，这里移交给满铁作为俱乐部使用。
我为桑田先生补充了后面的历史，五年后（1923年），这座建筑将成为工业博物馆，再过三年（1926年）又改造成图书馆，在我所处的时代是大连艺术展览馆，可惜我去的时候内部正在布展并不开放。
在这座露西亚町标志性建筑旁边有一座不太显眼的二层楼，是中东铁路公司护路事务所旧址。这栋建筑建于1902年，也是由德国人设计的。1904年日本在此设立大连野战铁道提理部，任务为修复中东铁路，改俄国的宽轨为日本的窄轨，1907年改为大连护路事务所，现在是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办公楼。不过现在这栋建筑，四角的塔楼已经没有了，屋顶是平的，我在1987年的照片上发现塔楼就已经不在了。
在护路事务所西北不远处，是一座三层红白色高大建筑，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桑田先生说那里在他的时代是满铁员工的宿舍，叫大山寮，最早是俄国人修建的房子，日本占领之后就使用了。
我们沿着街道一直往西北方向走，在我所处的时代比起桑田先生的时代，道路两边并不都是原本的老房子，被开辟为旅游商品街区，有不少新建的仿欧建筑，贩卖一些俄国商品。露西亚町保存最完好的一片别墅区，在街道西南面有百年历史的三十多栋老建筑，现在被大连铁道1896酒店占据，不对公众开放，不知道算不算把属于全体市民的城市历史遗迹自己跑马圈地了。
我们一路走到街道最里面，豁然开朗一个大广场，正面是一座非常气派的建筑，桑田先生说这里是曾经大连最早的行政中心——达里尼市政厅，现在是满铁地质研究所。1898年这栋建筑建成后，最初为中东铁路公司，1902年改为达里尼市政厅。1904年日俄开战，日本人占领大连后这座建筑被多个军队和行政机关接管。
我告诉桑田，这里会不断扩展，再过10年（1928年）就会变成满蒙资源馆，后来会改成满洲资源馆（1932年），解放后会变成大连自然博物馆（1959年），不过90年代博物馆迁往别处，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座废弃的建筑，周围很荒芜，刚才热闹的商业街到此戛然而止。
在桑田先生的时代这栋建筑采用红砖绿瓦尖顶，细节上体现了古典复兴式建筑艺术特点，他说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是原本的建筑，俄国人在撤离前把这栋建筑烧毁了，只留下基本框架，屋顶已经完全消失，日本接管之后修复成现在这样。在我的时代，这栋建筑败落严重，红墙已经变成淡黄色，墙面也出现脱落，已经被标示为危房围了起来，不知道是否会得到妥善地修复。
桑田先生指向西边，让我看一座东正教堂，他说这里现在是大连寻常高等小学，因为地势很高，很多大连的老照片都是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上拍摄的。但是我却看不到这栋建筑，在我的时代，这里完全不是曾经的样子，东正教堂在上世纪30年代就拆除了。
在这条街上很多仿欧建筑中间还有一座真正的老建筑，离达里尼市政厅不太远的地方，是第一任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的官邸。这栋红白相间的二层楼房现在是大连船舶技术学校，主入口有外楼梯，一层券廊的墙壁上有石头装饰，二层外侧有宽大的阳台。萨哈罗夫不仅仅是达里尼第一任市长，他本身也是中东铁路公司的建筑师。1898年，萨哈罗夫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负责建设达里尼港，1902年任达里尼特别市市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萨哈罗夫奉命将达里尼市俄国居民撤至旅顺，之后不久在旅顺去世。
桑田先生说，日军占领大连后，这栋建筑成为日本满洲军司令部所在地，1907年改做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官邸，现在这栋建筑住着现任总裁国泽新兵卫，他去年（1917年）7月开始担任总裁职位。我告诉桑田先生，国泽新兵卫的总裁位置只能当到明年（1919年）4月，下一任是曾经在1914年已经当过半年总裁的野村龙太郎，不过野村也只能再当2年。
在露西亚町胜利桥对面，上海路和长江路拐角处，有一家联通营业厅，是曾经俄国规划的邮电局。1900年，俄国人在此建立了达里尼邮政电报局。日俄战争后，日本辽东守备军司令部迁到大连，辽东守备军邮便部也跟随迁来，接管了俄国人的邮政电报局。1906年，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成立并接管此处，改称大连邮便局。
1930年，日本人在这座邮便局西边新建了一座大连中央邮便局，大连中央电信局也在同一栋楼内。1945年战争结束后，大楼被苏军接管。1946年大连市政府派员接收该大楼，之后长期作为大连市邮政局办公楼使用。
前面提到了东清轮船公司，对于大连这样一个自由港来说，轮船公司和港口设施并不少见。在港湾广场的西边，长江路和疏港路交汇处，建于1903年的万通船务楼是目前保留相对最完好的一处。这是一座近代俄罗斯风格建筑，淡黄色墙面，蓝色石柱装饰与灰蓝色屋顶。一开始作为码头旅馆，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延续俄国人的规划，以大连港为中心展开城市建设，这栋建筑长期作为大连海务协会使用。
桑田先生很了解这家轮船公司，因为公司老板山下龟三郎在日本是个商界大佬。7年前（1911年），山下龟三郎创立山下汽船株式会社，当时恰逢一战爆发，欧洲国家无暇顾及东方利益，山下汽船趁机大力发展业务，3年前（1915年）公司进入大连，创立大连山下轮船公司，就在万通船务楼办公。
我对桑田说后来山下龟三郎生意越做越大，他成为东条英机和小矶国昭两届内阁的海运业顾问，一直在为日本对外战争服务，而且幸运地在1944年底病死，躲过了战后清算。
有船务公司就一定会有海关，万通船务公司东南面拐到益民街上，就是大连中国税关。两座碉堡式的塔楼是这座建筑的特色，这栋大楼建成后，成为清政府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设在大连的海关。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设置大连海关及内河汽船航行的协定》，当年大连海关正式开设，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将海关交给满洲国。
在露西亚町的时候，桑田先生发现我对俄国文化很感兴趣，就问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露国公墓，墓园里有一座东正教圣米哈伊尔总领天使教堂，可以去参观一下。我知道他说的露国公墓指的是现在的青云街苏军烈士墓园，就前去拜访。
一般人来到大连参观苏军烈士墓，指的都是旅顺的墓地，大连市内的青云街苏军墓地日常不对公众开放，只有俄罗斯外交机构活动的时候才开放。我来的时候大门紧锁，我按照大门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解释我要进行一些有关大连历史的写作，需要进入墓园参观，过了一会儿，一位守墓人大叔来给我开了门。
墓地大门旁的石板上写着“大连青云街苏军烈士墓园是在以俄罗斯英雄阿赫玛特·卡德罗夫命名的俄罗斯地区社会基金会的支持下及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个人的协助下完成修复的”。拉姆赞·卡德罗夫是现任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阿赫玛特是他父亲老卡德罗夫。
在这座墓园中共有612座陵墓，其中371座是苏军官兵，54座是军属，其余是其他时期安葬的俄罗斯人。据守墓人大叔说，这里在俄国统治大连时期就是俄人墓地，最早埋葬的是俄国官兵和移民，后来苏军也埋葬在这里，原本附近并无中国人居住，墓地也逐渐败落，2015年进行了修复。
在墓园内我并没有找到桑田先生说的那座圣米哈伊尔总领天使教堂，守墓人说早就拆除了，至于什么时候拆除的他也不知道。我能查到的最晚的照片是1935年的，教堂原本所在地现在是守墓人的小屋，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几乎一无所获，但在教堂原址位置上我发现一个相对其他墓碑而言非常巨大的石制东正教十字架，不知道是不是与教堂有关的遗留物。
得知在我的时代这座东正教堂已经拆除，桑田先生很沮丧，他说在他的时代墓地周围是一片荒山，教堂就在一处山坡的高地上，很远就能看到那座教堂的尖顶，一个小小的洋葱头和上面的十字架，非常醒目。
我在墓地里看到的坟墓大多带着十字架，在一个小斜坡上，我发现了一座四面椎体石像，大概一人多高，可能是俄国少数民族的墓碑，比如犹太人或突厥人。守墓人只认识东正教十字架，却不知道这个石像是什么，他说来修复的俄罗斯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放在那里了。
在这座墓园内有很多兔子，可能是守墓人饲养的，因为有木头搭建的窝和水盆，兔子非常肥且不怕人，可以走近拍照。
离开青云街露国公墓，守墓人告诉我向南走在山坡上，在保卫巷、育文巷、文化街一片还有老房子。我沿着他的指示走过去，这边有一大片俄日老宅，大部分都是民居，有少数被改造成餐厅或者和咖啡馆，还集中着一些收废品的店。住户们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来拍老房子，很热情邀请我进入。他们说这些房子都是日本人和俄国人留下的，曾经还是高级职员的住宅，但具体什么来历都说不清楚。这些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自己烧煤或者劈柴，还是有点冷的，电路也不是很方便。
我去一户人家拍照，他突然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他说我留着胡子看起来像日本人，要是日本人就不让拍照。
这里的住户大部分是5、60年代就在此居住的老人，或者80年代迁过来做小生意的。尽管房子大多比较破败，但从石柱、门厅、阁楼天窗、窗檐等细节还是可以感受到当年建筑的精细做工，几处破烂的天花板能看出木头夹层设计。有的住宅还保留着当年的日式小庭院，虽然已经不再种植植物，但石头围栏依然保留着。
除了小型住宅外，还有一些房子是别墅，被分割成若干户人家居住，不但有地下室和阁楼，还有木制内楼梯。在一些楼外墙上的雕花也可以看出应该是当年有一定地位的人居住的。这里很多房子都在经营着一些小生意，理发、缝衣、收废品等等，有几家保存比较好的大房子，被改成了饭店和咖啡馆，在破旧中格外显眼。
一位大叔说这些房子曾经都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住的，他们有钱也有闲心打理房子，但解放后分给中国老百姓居住，普通人家并没有精力和钱维修房子，只能勉强维持居住，并不是很实用。而且，这些别墅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一家人住，分给中国人是几家人住在一栋楼里，人多了谁家都不会特别爱惜，房子自然很容易破旧。
和已经规划为旅游地带的南山日本别墅区不同，这片街区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也可能是因为离市中心较远，房屋本身也比较破败，反而保留了最早的建筑样式。
前面提到的中山广场主要是商业和民事机关建筑，大连西边的另一处广场——人民广场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所在地，关东州的政府、法院和警察署都在这里，属于曾经的行政区（也是现在的行政区）。不同于商业化的圆形中山广场，这片人民广场是矩形的，由四大块绿地组成，建筑样式也没有那么多彩，都是严肃整齐的现代建筑，符合行政机关的庄严要求。
人民广场街区在桑田先生的时代完全没有规划完成，要再过十来年到了30年代才会修建，所以桑田先生完全不知道这片建筑的存在，只能我自己去寻访了。
人民广场北面的关东州厅大楼1937年竣工后，关东州厅从旅顺迁到此处办公。1947年改为关东公署办公楼，1949年改为旅大行政公署，1950年改为旅大市人民政府，1981年改为大连市人民政府，见证了旅顺大连地区复杂的行政区划历程。
人民广场西面的关东厅地方法院大楼1930年建成，1914年关东厅地方法院向大连市内派出分支机构关东厅地方法院大连支厅，不过审判权力有限，受到旅顺高等法院管辖。1930年，地方法院大连支厅在人民广场建起了新的办公楼，建筑中间高度突出，两侧对称，外形采用竖线条处理手法，庄严雄伟，现在是大连中院。
人民广场东面是建于1936年的关东州厅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课。1934年，原关东厅所属警务局改为关东州厅警察部，下辖9个警察署，还有消防署和警官训练所。在日本占领期间，警察署渗透至各个领域，控制、监视着人民的行动，这种军国主义警察统治体制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后改为大连公安局。
这三栋建筑中，市政府和法院的建筑和老照片上的样子基本完全一致，但是公安局的建筑变化很大。从1940年的照片上看，公安局的建筑和市政府的建筑是一样的，都是平面屋顶没有突出部分，只有三层，法院则是中间部分有凸起的八层楼。但现在公安局和法院的建筑样式一样了，也就是说后来加盖了中间的部分变成八层。我猜测，大概思路是市政府的建筑要独一无二，法院和公安局是平级的应该建筑样式相同。
之前在大连找到的清真寺和教堂都让我和桑田先生比较沮丧，觉得对历史遗迹的探访很不尽兴。桑田先生问我想不想看看日本的宗教建筑，他想知道这些建筑在日本战败之后会不会被拆掉，我告诉他还有两座建筑保留着，可以去看一看。
日本人在满洲地区修建了不少宗教场所，尤其是神社，试图在精神上促进日满合一。大连的日本神社因为带有明显侵略意义在日本战败后被拆掉了，但还有一些其他建筑保留了下来。
我和桑田先生从人民广场向西走，绕过广电中心，在广电中心院内还有一栋日本人留下的大楼。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桑田先生的时代这里叫圣徳公园。1911年在这里建了圣德太子殿，并在西侧建起了管理所，同时在东侧土丘上建起了圣德神社。
我告诉桑田先生1947年大连神社迁回日本国内，原来的神社建筑已经被拆掉了，解放后大连市政府将该地继续改建为公园，命名为中山公园，1954年圣德太子堂管理所改为沙河口区老干部活动室，这栋建筑还保存着。
我从西门进入公园直接走到逸仙广场，里面非常热闹，大部分是老年人，在这里聊天、下棋、跳舞，进行社交活动。这座圣徳太子殿管理所只有一层，红墙黑瓦，比较有特色的是正面门廊的祥云装饰设计，但内部没有开放。
桑田先生说公园西侧土丘应该有一座圣德太子坐像，是1906年为了纪念圣徳太子建的，也是公园的起源。我去寻觅了一下，告诉他圣德太子像早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一座孙中山雕像。桑田先生问我太子殿的主体建筑也不在了吗？我查了一下老照片的位置，那里已经改成了一座凉亭。
除了神道教的神社之外，日本在大连还建立了两座佛教寺庙，东本愿寺大连别院和西本愿寺大连别院。西本愿寺在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大学院内，已经被拆除了，东本愿寺还完好地保留着，在南山地区。
桑田先生对这一带很熟悉，他说南山地区是一片丘陵高地，并不适合城市建设，俄国人计划将这里开发为离市中心略远一些的住宅区，后来日本人延续了这一方案。
我们来到东本愿寺附近的麒麟巷，走错了一个岔口，我走上山坡的居民区里，一开始并没有找到这座寺庙，直到猛然在两栋楼之间发现了一处飞檐，才确定自己走错了。一位住在当地的老人也给我指明了方向，他说那里曾经是日本人的寺庙，后来改成图书馆，再后来是京剧院。
东本愿寺大连别院是1912年建成，仿唐式砖木结构两层建筑，四角飞檐探出很远，建筑正面格外高大。1929年，东本愿寺大连别院改称东本愿寺满洲别院，1945年后曾经是大连市图书馆书库，1990年大连京剧团迁到这里。
在我曾经旅居的上海，也有两座日本佛寺遗址，其中一座是西本愿寺上海别院。这座寺庙1906年开院，1931年在乍浦路455号建寺院，同时作为僧人住所和暂存骨灰盒之用。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是信仰佛教净土宗的日本侨民仿照京都西本愿寺式样建造，马蹄形的拱形大厅，沿街东墙可以看到大型的拱形火焰形券面，下面是三行二十一朵莲花浮雕。北面有拱券门斤，拱券立面饰半圆形浮雕。战争结束之后这座寺庙由于曾为侵略军服务，被取缔宗教活动，归招商局使用。
既然已经到了南山，桑田先生邀请我去他住过的街区参观一下，说那边有很多漂亮的别墅正在修建，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我们闲逛过去，南山街区现在已经被改造成旅游风情街，有很多影视文化公司和餐厅开在这里，建筑基本保存完好，但大多经历过修复或者改建，并不是我的乐趣所在，但也去看了一下。
桑田先生说在俄国人刚刚来到大连的时候，城市建设的中心在以达里尼市政厅为中心的北面，南山一带还住着不少中国人。当时的市长萨哈洛夫设想在南山建成一片高档住宅区供俄国高级职员们居住，但还没来得及建成战争就爆发了，这块已经预留好的土地就归了日本人。日本人按照俄国人的规划，在这里建起了高档住宅区。
其实在桑田先生生活的1918年，南山街区并没有完全建好，直到上世纪30年代，南山街区才基本成型。如今途经望海街、枫林街、七七街，直至南山路，这些别墅在路边槐树与银杏的映衬之下，显出一种日式街道的恬静与温馨。
在南山街区，我发现这里的别墅风格都不太一样。桑田先生介绍说这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很多日本年轻设计师留学欧洲，回到日本后又被派到满洲，那时的满洲急需可以表达富饶与国际化的建筑。这些建筑中，政府机关还是由已经成名的设计师完成，但私人住宅和商业公司就成为设计师们练手进行个人创作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风格不同的别墅。
我问了桑田先生一个问题“你真觉得来到满洲是建设一片乐土吗，人人都能住在这么美好宁静的街区里享受生活？”桑田先生想了一下，说“这片街区修建的时候，把原来住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赶走了，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的，城市却是属于日本的，我们击败俄国夺取了满洲，却忽视了这片土地原本是谁的”。（桑田佳祐的父亲应该没有说过这番话，我参考了一部日本电影《最后的食谱：麒麟之舌的记忆》，片中涉及日本与满洲之间的观点。）
我说你的儿子桑田佳祐果然很像你，在我的时代，他会因为宣扬和平勿忘历史教训被日本右翼攻击反日。
不过，这位虚构的桑田先生在1918年有如此的感受很正常，那时的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和温和官员还主张中日联合，中华民国的建立让一些日本人看到了中国进行改革走上强国的希望，也许中日可以成为盟友共同对抗欧美。但是，狂热的贪婪和野心占据了上风，13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了军国主义扩张，中日也开始撕破了脸。
一天的探访结束了，在我返回酒店之前，还有最后的重要一站——劳动公园，这个公园可以说是记录了大连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且曾经将要见证下一个世纪的历史。
俄国人最初规划大连市的时候，城市面积很小，今天劳动公园附近繁华的商业区，曾经都是郊外荒地。1899年俄国人在大连西郊开辟这片公园，叫西公园，日本占领之后改为中央公园继续建设，1926年日本人在此建造了一座忠灵塔祭拜日俄战争阵亡官兵。
共和国建立后，忠灵塔被改建为五一塔，湖边立了一块碑“劳动创造世界”，这块碑现在还在那里，公园改为劳动公园。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五一塔被拆除，90年代大连足球队强盛，在五一塔原址造了现在这个大足球装置艺术作品。1999年大连建市100周年，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把一封写给100年后大连市长的信和100件礼物封存在一个世纪仓内置放于此。不过那个世纪仓好像已经不在了，我并没有找到，可能随着薄熙来入狱被拆除了。
我在劳动公园中走向大足球的斜坡上，发现了一个“祈福钟”，这座钟是一件文物。元朝顺帝为了向高丽传播佛教，铸造了这座钟，日本占领朝鲜之后获得了这座钟，并运到刚刚建好的东本愿寺大连别院中，1958年东本愿寺改建，这座钟就送到了劳动公园里。这座钟的安放处是一个类似四脚凳子的石头平顶亭子，看起来像日本忠灵塔曾经的附属建筑洗手池。
第二天离开大连之前，我去了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品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个主展厅介绍大连的近代史。在展厅中，一位热情的阿姨为我介绍大连的历史，她自豪地告诉我当年大连的城市建设比日本本土的建设都要好。我无意评论，从小时候起就听到这种观点，当年俄国人和日本人把满洲地区建设得多么发达，然而人们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发达不是日俄建好之后白白送给本地人，相反这些外来殖民者想利用或者赶走本地人，建设属于日本或者俄国自己的城市。
在大连我没有去海边，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去过老虎滩和傅家庄，早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在大连我去到的最靠近大海的地方是黑石礁，那里原本是日本人规划的海滨别墅区，现在是军队的住宅区，还有一些老房子保留着，作为商业开发的几栋保存的很完好，没有商业开发的就废弃在那里等待拆除或者自然倒塌了。
一座城市有水多少都会显得有灵气一些，但北方的大海不同于南方，更不同于河流湖泊，北方的大海是冷的，海水拍打在沙滩或礁石上，带给这座城市冷峻。然而，比起每年有一百多天冰冻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大连已经是非常温暖了，一百年前俄国人来到这座这里，应该会觉得很舒适。大连又比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更寒冷，日本人来这里应该不太舒服。
对于东北人来说，大连是东北最靠南的城市，在海南移民潮之前，营口等地也还没开发旅游资源，北戴河又只有少数人才能去疗养，大连就是东北人力所能及的相对温暖南方。在我小时候，提到大连只会想到旅游，这次对大连的历史探访，在这座我记忆中轻松快乐的城市里，挖掘出了有些沉重伤感的一面。
我告别了桑田先生，让他一定要把大连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子，这会成为他儿子的一首歌。跨越一百年，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探访，他给我讲那些建筑的历史，我告诉他后来发生了什么。至此，桑田先生的陪伴就结束了，因为我要去的下一站旅顺，是一个对于日本和俄国很惨烈，对于中国又格外屈辱的故事，我希望独自前往。
下期预告
南满铁路之旅， 之二，旅顺：霓虹与露西亚的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