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的长链：哥廷根的异域来客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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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写作这篇文章时，俄罗斯还未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我的本意，是书写这几个月以来，我在哥廷根遇到的非欧洲人（Non-European）。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欧洲求学、工作和移民。有的人有机会回到家园，有的人则可能再也回不去。每个人的故事，其实都可以被归纳进某类社会学或政治学框架，诸如“革命”、“移民/难民危机”、“失踪民族”、“身份认同”、“大离散”、“双重意识”……但在“遭遇”每一个真实的个人以后，这些“框架”瞬间就显得苍白无力，反而是“工作”、“语言”、“技能”、“签证”，才是那些更真实的事物。

在今年以前，可能很少人能预料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乌克兰人会加入他们之中。乌克兰被视为“欧洲之门”，我也在哥廷根认识了一位乌克兰同学纳迪亚，并且和她、英国同学和法国同学一起，合作完成“德国民粹主义”的研究项目——尽管乌克兰不在欧盟，但从一开始，我就把她视作“欧洲人”。我本打算在下一篇，再书写那些我遇到的当代“欧洲人”。

然而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乌克兰人纳迪亚，是否也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从此以后，她是否也会成为一个欧洲的“异域来客”，而不是“欧洲人”？

在研究“德国民粹主义”的项目合作时，我们很少聊起彼此的国家。只在战争爆发后，我和纳迪亚才聊起好些她和她家人现状的事情。纳迪亚告诉我，她的家人目前安全，而许多朋友正在逃往波兰，那个我即将要前往的国家。我知道，自己即便用尽全部的想象，也无法体会她真实的处境与心情。

波兰人米沃什曾写过那条“家园的长链”。他写道，“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总是把他钉在一个地方。这个链条有一部分是源于外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于我本身。”

她/他们所身处的异域，以及那条“家园的长链”，或许是我试图书写的故事。

工作

欧乌斯目前在找一份互联网营销的市场部工作，得知我做过公关经理，觉得和营销颇为相关，便想我帮他看看简历。他来敲门时，我正埋头苦读下星期的论文。他本站在我的房门口，说着就端杯茶走进了房间，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气质。此前我已告诉过欧乌斯，我主要还是从事记者工作，言下之意是，更希望自己被当成为一个写作者。但看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显然是我比较“正当”的职业。

欧乌斯实际上只有27岁多，但是一脸络腮胡，身材矮壮敦实，看上去就像是美剧《毒枭》里的中年“矮子”。比如此刻，他坐在我的书桌前似笑非笑，用土耳其人那迷一样的深眸看着我，浅蓝色的衬衣下，小肚腩微微凸起，一下就不怒自威起来。作为住在同一个德国家庭的室友，我当然愿意帮他看看简历。尽管，我不觉得自己能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对这片土地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市场，我一无所知，只隐约觉得，一个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土耳其人，要在德国找一份工作，无非就是时间问题。毕竟这里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比如柏林，就号称继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的“土耳其城市”。

几个月前，欧乌斯硕士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文学系，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文学系当然不教这个，这是我自学的秘密武器”，他对我自得地眨了眨眼睛。自我认识欧乌斯以来，他一直骄傲又神秘。他的这份工作在一个叫莱讷费尔德-沃尔比斯（Leinefelde-Worbis）的市镇，位于图灵根自由州。所以，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披星戴月地赶往车站，坐火车去到那个城市，下午五点半再原路返回，每天回到家时，哥廷根又再次沉睡了。

“那你干嘛不搬去图灵根？这样你上班就不必那么辛苦”，我问道，也突然恍然大悟，每天清晨的洗手间里，那浓郁的古龙水味道来自何处。

“那边是东德。我工作的那个市镇，人口两万人，房屋、街道一片灰暗。在哥廷根，每个星期五晚上，我都在各个酒吧里和好些人一起喝酒，那里不行。”

“但房租也会更便宜，上班更方便吧？”

“你不明白，你会住得很难受。在哥廷根，这里的德国人见惯了随处可见的外国面孔。但在那里不是这样。我的德语很好，但那里的人，看到有人长了一张土耳其人的脸，就不想跟你说话了。”欧乌斯一脸轻蔑地谈起这个前东德城市，然后说，“我每天往返这两个城市，差别太大了，你去看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但这并不是欧乌斯要换工作的唯一原因。更准确地说，想要获得工作签证，他必须换工作。欧乌斯从裤兜里拿出自己的德国居民身份证，颇为得意地向我展示，在这张卡片过期以前，整个欧盟对他畅通无阻，而一旦失效，他就得“回到他来的地方”。根据德国的移民政策，硕士毕业后，他拥有18个月的续签来找工作，但必须和自己所学专业相关。显然，平面设计师不是文学系毕业生应该从事的“正当”工作。然而，市场营销却是“专业对口”——看来人文系学生毕业去做市场营销，全世界都概莫能外。听欧乌斯分析自己的揾工目标，我暗自哀叹，不禁看到自己岌岌可危的未来。

我强忍失落，点头附和，给欧乌斯象征性地提供一些没用的工作建议。聊到后来，与其说是我在提供建议，不如说欧乌斯需要的，是一个并不熟识的异乡人，来聆听他的人生。我们共同的房东菲莉显然不能担当这个角色，尽管足够友好，她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一个主人：不仅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她从来不习惯当一个聆听者。在这个家庭住上一段时间，我也开始意识到，菲莉喜欢指导你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眼下只有我再合适不过。

欧乌斯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环抱下长大。尽管比起文学，他对谋生的事情更感兴趣，但欧乌斯确实有很强的语言天分。25岁以前，他是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的英语讲师，雅思考试近乎满分，很顺利地申请到了哥廷根文学系的英文硕士课程。短短两年，他的德语水平也到了C1级别，和房东一家人聊起天来，随意在英语、德语和土耳其语间来回切换。当然大多数时候，房东菲莉是那个讲话者，他只要虚与委蛇就好，“我一般就说‘哈哈’，‘对’，然后借口钻进我的房间”，欧乌斯说。

“好些年前我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我喜欢帕慕克的那本《一个城市的回忆》，你的故乡太美了，你不想回去工作吗？”我故意问出一个事关家园的问题。

“你知道我来德国之前有多少积蓄吗？”欧乌斯完全略过了我提到的帕慕克和他的书，只是愤懑道，“我在大学教书，每个月的薪水是500欧。我工作了三年，攒下了4000欧。这是我来哥廷根之前的全部。”

欧乌斯来到哥廷根后，因为经济原因，做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快递员和货物搬运，直到第二年找到这份在东德做平面设计师的工作，一直延续到自己硕士毕业。

我一时不知作何回应，他却像打开了思绪之泉，一会儿聊起自己长大的过程，一会儿聊起在哥廷根找各类工作的事情。在欧乌斯看来，他长大成年的过程，就是目睹着自己国家或慢或快变坏的岁月。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政治贪腐、宗教回潮，还有那个他视为一切灾难源泉的总统埃尔多安……欧乌斯也不管我是否了解他的国家，一股脑倾泻出来。我也意识到，我作为旅客去到的土耳其，和他所生长的故乡，可能真的是两个国家。 

“当然，我一点也不懂政治，我只知道我在土耳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说完欧乌斯不忘补充一句，以证明他不关心意识形态，而只想成为一个体面的移民白领。这样看来，欧乌斯显然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即便是他现在这份通勤时间过长的临时工作，也能挣到原来两倍以上的薪水。

我的聆听显然让欧乌斯颇为开心，于是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在德国找工作的软件，说自己已在上面已经投递了很多简历。他最期待能进哥廷根本地最大的一家跨国公司，却倒在了四轮面试的最后一轮。说着，他打开手机，几番搜索下，就给我发了一些招聘会中文的跨国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并提前恭喜我，“你在这里拥有大好的前程”。

回到自己的房间前，欧乌斯显得踌躇满志起来，又给我打开一个二手车软件，畅想起自己的未来，“你看，这些车都很便宜。找到新工作后，我会买一辆二手宝马，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积蓄了。”

“再过不久，你一定会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的。”

“你也一样，兄弟。下周五喝酒时，我叫上你。”他起身，端着茶杯。

我连忙说好。

“我在哥廷根有足够多‘有用’的朋友。”走到房门口，他再度补充道。于是我知道，去某酒吧喝酒打折，去某银行办卡优惠，我都可以得到欧乌斯那些“有用”的土耳其朋友的帮助。他转头前再次露出威严的笑容，在我的房间里留下浓郁的古龙水味道，我感觉自己在跟教父行礼告别。

欧乌斯离开后，我在香气氤氲中发了阵呆。每个人都有自己来到哥廷根的理由，我自然不是为了更高的薪水才来这里。眼下我没打算去找一份工作，丝毫不向往和前几年一样，那种全职上班、兼职读书、业余打官司的状态。我希望告别那身心解离、机械般坚持的几年；也因此幻想过，哥廷根会成为我的瓦尔登湖，能够公民不服从地重建生活。

但现在看起来，首先是我的室友欧乌斯，告诉我真实的移民生活意味着什么。

家园

“这篇论文所要谈论的，是生活在欧洲的外国人，事实上成为了‘失踪的民族’，他们生活在这里，但这里从未成为家园，他们的存在不被看到。也因此，在欧洲生活的人们，被人为地分为了‘欧洲同胞’和‘移民与难民’……”

玛丽亚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道。她在讲的是上周末欧乌斯来找我“改简历”时，我埋头苦读的论文。我读得似懂非懂，因此对玛丽亚的讲解异常感激。

玛丽亚是这门课所研究的关键词在这一周的“专家”，本周她负责撰写“公民权”（Citizenship）的百科，并且在课堂上分享。

十一月初的这天上午，阳光好似珍珠，透过窗外枯黄高大的树枝，散落进三楼的教室。我坐在靠窗处，一边体会哥廷根稀薄的太阳，一边听玛丽亚讲述“公民权”和“边界”（Borders）的变迁。她追溯另一本书里的研究，认为古希腊的公民权概念，与古罗马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公民权概念不同，而发展到当代欧洲，“公民权”又突然有了新的含义，它可能不再是进步和民主的象征，反而意味着对移民和难民的隔离。这个解释让我想到欧乌斯，他正在奋力寻找的一份可以续签的工作，同样意味着对“公民权”咬牙切齿地追寻。

玛丽亚从公民权谈到难民危机和欧盟的融合，还花了大量的篇幅讲了近年波兰的右翼转向——我因此自动地认为，她应该是波兰人。我也意识到，和其他欧洲年轻同学一样，她们（我是这个专业十个人里唯一的男生）所关注的欧洲议题，和我此前所做的准备大为不同。

来欧洲前，我想研究纳粹、冷战和后共产主义，她们觉得更重要的却是后殖民主义、气候变化、民粹主义、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欧盟整合与难民危机。我花了一段时间，不甘地得出结论，自己是另一个世代穿越而来的过时人物。我想研究的议题无疑是重要的，却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博物馆的记忆空间，对她们的公共生活并不造成困扰。这些博物馆式的历史议题，距离我的心理距离，居然要比她们近得多。

“嗨，思聪。”

下课后，我脑袋放空，有点郁闷地收拾电脑和笔记，突然被人叫住。我抬头，是玛丽亚。她告知我，我们都选择担任关键词“集体记忆”的专家，因此什么时候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当然，前提是在我们都读完那些论文以后。

一边下楼，我一边问起关于波兰的情况，比如不久前立法通过的对女性堕胎权的禁止，以及欧洲法院对波兰开出的每日100万欧元的天价罚款等等，玛丽亚都一一向我讲述来龙去脉。

我也得知，玛丽亚不是我的本专业同学，她只是刚好选了这门课。这半年，她从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过来，进行自己的“伊拉斯谟”。

来哥廷根以前，我本以为只有一个“伊拉斯谟世界计划”，没想到远非如此。欧洲的大学直接将“交换生”、“交换实习”统称做“伊拉斯谟”，这种语义转换对我而言相当奇妙。在这个小城，无论是人文社科生，还是医学生或物理生，你到处都能遇到正在“伊拉斯谟”的年轻人。而这样的语义转换比“交换”的内涵更为辽阔。我突然觉得，那位鹿特丹的先贤若是泉下有知，该会感到相当欣慰。因为若是按茨威格的记录，真实的伊拉斯谟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更像是个莫名其妙的疯子。

玛丽亚就已经做了两年伊拉斯谟。她刚出发不久时，就遭遇新冠大流行，却还是坚持朝西迁徙，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厌倦”，她语带讽刺地笑道。

“你是对波兰的右翼政治厌倦吗？”我们走到了校园广场，在“哥廷根七君子”的硕大标志G7前停下来。

“不，我是亚美尼亚人”，玛丽亚说，“事实上，我反而更喜欢研究波兰出现的问题，那离我更远”。

她补充说，“2018年革命以后，我们的新政府教育部，和波兰有了合作项目。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拿到奖学金去了波兰。我有一年时间学习波兰语，然后可以再向波兰政府申 请研究生，由波兰教育部提供奖学金。你知道，没有奖学金，我是不可能来读这个硕士的。”

玛丽亚最初去到的地方是波兰西里西亚地区。和她自己的国家所身处的地缘边界一样，西里西亚地区也位于波兰、德国和捷克共和国的边界，一大部分属于波兰，其余部分属于德国和捷克。边陲地带似乎永远如此，当一切和平友好时，边界意味着交流、多元、繁荣和财富，负责创造丰饶；当纷争四起时，边界意味着战乱、离散、冲突和死亡。西里西亚地区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发源地，也诞生过三十年战争，在二战时，这里被人为制造了两座巨大的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成为犹太人的人间地狱。

不过，当玛丽亚来到西里西亚时，她不必再担心德国、捷克或波兰再爆发吞并的血与泪。这里不再是边陲，而成为了欧盟的内陆。

在西里西亚一年后，玛丽亚通过了波兰语考试，达到了B2水平。除了正常交流，她还可以读波兰文献，也因此读了好些西里西亚的本地文献，对二战、大屠杀、冷战都有了更多了解。对玛丽亚来说，欧盟不仅意味着止戈为武，也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深刻抛弃，转而拥抱康德的世界理想。

她本科学习经济，在申请雅盖隆大学时，却选择了欧洲研究。一方面，玛利亚说自己厌倦祖国的一切，另一方面，那条家园的长链却一直跟随身后。玛丽亚说自己研究欧洲，是为了摆脱她厌倦的纷争，也可以重新思索家园之谜，欧洲不能提供解答，但或许欧洲对她来说，可以提出逼近答案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这样，很长时间欧洲充满战争，但只需要一秒钟，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国家，发动过二战，建立过集中营，屠杀过几百万犹太人，分裂成东西德，以前的人能想象它变成现在这样吗？”玛丽亚指着脚下这片七君子广场。

这样看来，至少我和玛丽亚仍属于相同时代的人物，我们是身处欧洲的异域来客，分享了许多的共同心绪。只是我仍然好奇，她为何会那么厌倦自己的祖国？

她叹了口气，简单讲道：“我参与过2018年的革命，我上街抗议，也被抓进警局，好在革命的结果不坏。但就在2020年，我们又和阿塞拜疆发生了战争，因为最后签署了停战协定，新政府又面临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

“能给我讲讲你参与的革命，和你们的战争吗？”

“这个故事就太长了，我们还是先研究’集体记忆’吧”，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关于我个人的记忆，我下次再告诉你。”

语言

兴许要再过一段时间，我才能知道玛丽亚的革命和战争之旅，又或许，她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遗憾着没能听到她更多的“精彩”故事，毕竟这么一个德国小城，哪儿会有那么多充满神奇、又历经苦难的人？

然而很快，哥廷根又带我进入了更多的世界。几天后，欧乌斯邀请我参加他的聚会，“Duke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他接着又发了一条信息，“别迟到”。

有了“教父”的告诫，我提前来到Duke门前，在寒风瑟瑟中等了接近半小时。欧乌斯和另外一些人姗姗来迟，然后做了解释，据称是一个女生刚刚回到哥廷根，他们等了好一会儿。此时新一波新冠感染飙升尚未到来，Duke酒吧不用检查疫苗或康复证明，也无需做检测。我们一行人坐了整整两条长桌，大约有十五个人左右。坐定后我才知道，这个聚会是另一个叫阿米尔的土耳其人组织的，他人高马大，一身西服皮鞋，右手腕戴着硕大闪亮的手表，仿佛刚从金融街下班，在一众人中显得颇为耀眼。欧乌斯在他面前，气场立刻低沉不少。 

我感到无所适从，介绍完自己后，只是点了杯小麦啤酒，自斟自酌起来。欧乌斯在斜对面和一个女孩相谈甚欢，此刻他显然不需要我的倾听。而更多男男女女则围绕着阿米尔。再过了些时候，到我昏昏欲睡时，莫尔来了。

他一头卷发，一脸黝黑，小眼睛上挂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外面穿一件毛呢翻领棕色外套，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短袖，这身装扮看着就好冷。莫尔和众人友好地寒暄后，坐到我身边的空位，介绍了自己。“我来自苏丹”，他说。

我愣了一下，只好坦白自己不怎么了解他的国家，只是偶尔在媒体上看到。“没事，我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也不了解我的国家”，说完我们都大笑起来。显然我们俩的“不了解”，有完全不同的意涵。但好处是，他这个略带沉重的玩笑，让我们的谈话得以顺利展开。

莫尔说，阿米尔宛如一个地头蛇，这里大多数他邀请来的“朋友”，都是他开的Airbnb曾经的住客。莫尔自己也是如此，刚来哥廷根时，他就住在阿米尔的民宿里。他接着低头对我笑着说，“阿米尔就是喜欢女人”。我抬起头环视了一圈，这天确实来了好些打扮入时的漂亮女人。

而莫尔自己不擅长参加各种聚会，每次来到一个聚会，他总是“stick to one person”，总是和其中一个人聊一整场。很显然今晚这个人是我，这让我很感激他。

他来自苏丹，在新冠大流行爆发后来到德国。他研究过爱因斯坦和希尔伯特在哥廷根的故事。他25岁了，在准备物理系本科的入学考试，因为他在大学第三年时，放弃了自己在本国工业工程的大学本科，这是一次重读。他英语很好，又必须在六个月之内达到德语B2水平，否则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前五分钟的信息，就足够让我对他的身世充满兴趣了。

但更亲近的直接原因，是莫尔知道我来自何方后，紧接着就问我，“你喜欢Wong Kar-Wai吗？”

“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外国人，说起王家卫的广东话发音，竟然还如此标准。

“Chungking Express, In the Mood for Love, Happy Together…我看过好多遍”，他说。我暗暗心惊，好在自己曾有几张王家卫的英文版DVD，知道这些英文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中文名，否则我能谈起的王家卫电影，还比不上眼前的这个苏丹物理学系预科生。

“我喜欢王家卫电影里的香港”，莫尔比划着手，示意镜头的摇晃。他喜欢电影里面的暧昧、挣扎和晦暗不明。莫尔靠向座椅后背，回忆此前在德国的一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看了一整天王家卫的电影。显然，此刻他已回到那天的情境中，“有时候我真的不清楚他在表达什么，但我喜欢那种氛围”。

一会儿，莫尔话锋一转，又说起了周星驰。此时他的神态立刻不一样了，刚刚他进入王家卫电影里的表情，也随即无厘头起来。“不过有个香港朋友跟我说，要看广东话版，才能真正理解那种滑稽，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了”，莫尔笑得一脸灿烂。

我们聊得更投机后，他开始讲起自己也同样短暂的德国学习经历。

莫尔比我早来哥廷根几个月，那时他不会一点德语。他需要同时准备德语考试和物理系入学考试，而由于哥廷根的物理预科只能德语授课，他就辗转到莱比锡大学读预科。所以今天，他居然是从莱比锡赶来赴约的。

说实话，我觉得短短几个月，莫尔的德语已经相当流利。和旁边的德国女生说话时，他用德语对答如流，尽管我听不明白，但他的德语绝不是一个词接一个词地抖落出来。“这没办法，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快速地提高德语”，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给我介绍了一个网站，叫做米歇尔·托马斯 （Michel Thomas）。

莫尔说，这位米歇尔·托马斯是欧洲传奇。若是看他前半生的履历，你会以为他是革命家，而非语言学家。他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童年生活富裕。纳粹崛起后，他只好去法国波尔多大学读书，随后辗转在索邦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当法国也沦陷后，他改名为米歇尔·托马斯，加入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抗争遭遇挫败后，托马斯被关进集中营，又伪造证件出逃，并说服盖世太保，自己只是一名不问政治的法国艺术家。

托马斯在流亡各国的苦难人生中，学会了多门欧洲语言。凭借此他加入盟军情报部门，帮助美国陆军抓获过上千名纳粹战犯。在二战的最后一周，托马斯还策划挽救了一批即将被盖世太保销毁的纳粹文件，保留下了全世界一千多万名纳粹党员的档案，为日后的审判留下证据。托马斯的家人大半死于奥斯维辛，而他则凭借“语言”，实现了最完美的复仇，从纳粹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家园。但战后，托马斯的家园再度几易其主，他从未真正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远走美国，在那里创办了自己的语言学校，教授欧洲各国语言。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个故事已远超“语言学习”。莫尔刚刚为我讲述的，是一部更为超现实的《波斯语课》。然而，此后我在查询才得知，这位语言教育家的一生也备受争议，无论是其二战经历，还是他创立的教学方法。

但这些都不重要，至少莫尔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使用米歇尔·托马斯的学习法，你需要反复听最初的’初级德语’（Foundation German），他们会非常科学地给你讲解德语的语法结构，消化完之后，你就能比较流畅地日常交流。当然，我还下载了B2水平的2000个核心德语单词，我每天背这些词汇。这样的结合非常有用。”

当莫尔谈及语言和签证的关系时，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多邻国”这个软件上，每天学的那点德语进度。我已坚持打卡了两个月，仍然收效甚微。每次打开“多邻国”，进入界面时，总会有几秒钟停顿，大概是向用户介绍：在某个西欧国家，有多少人在学习某种官方语言，那些学习者中有多少百分比，都是移民和难民。

这个明星学习软件以此展示一个包容开放的欧洲，一个拥抱世界主义的教育企业。移民和难民，本国人和他国人，都不是“我们”与“他们”。外国人只需打开软件，玩益智游戏闯关般，每天打卡，和他人竞赛排位，经过“关卡”，进入“城堡”，模拟故事，你终究会掌握这门语言。但莫尔的生活不是益智游戏，他在和自己的命运赛跑，这个国家给他的期限是六个月。他的处境显然比欧乌斯和玛丽亚更为艰难。

莫尔并不介意谈及自己为何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讲到自己去年（2020年）亲历的抗议事件，讲到被枪杀的学生，甚至给我讲到苏丹在六十年代独立以后的治乱循环，“我们总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民主，我们有自己的军政权。我们先是民主，然后被军队政变接管，人们抗议，流血，再获得民主，每隔一两年，循环往复。人们生活得很贫穷，每年都有很多人饿死……就是这样。”

“我会回去恶补你们国家的历史的”，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而抱歉。

“没关系，兄弟。这不是你的义务”，他笑着说。

“你的家人呢？他们要留在苏丹，还是准备来德国？”

“他们想去加拿大，因为那里讲英语。以我父母的年纪，让他们来重新学习一门全新的外语太难了。但去加拿大也同样困难。我还年轻，来德国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于是我就先出来了。老实讲，未来去哪里，我不知道”。

我听得纠结又难过，莫尔倒是讲得非常轻松。事实上，在我认识他的第一个夜晚，就感到他身上难以掩盖的“纯真”气质，从王家卫到周星驰，从米歇尔·托马斯到苏丹，他全程满脸悠闲，给人一种魔法般的亲近感。尽管莫尔最终抵达的地方仍然成谜，但眼下，他的目标就是哥廷根。

“我来哥廷根前，很仔细地研究过1910年代这里的物理学往事，那种荣光太让人心驰神往了。我未来会报读哥廷根大学的”。莫尔接着补充说，“如果没有30年代的纳粹大清洗，现在这里的一切，会更不一样的”。

技能

那次聚会后，过了段时间，欧乌斯或许再次需要我的倾听了。他仍坐在我房间的书桌前，我则坐在单人床上。我照例问了他找工作如何。他带来了不错的消息，眼下有个“完美”的工作，他极有可能得到。不过显然，欧乌斯今天心不在焉，更想分享那晚聚会发生的事情。

我说起自己和莫尔相谈甚欢，聊了聊莫尔的经历和他的国家。不出所料，欧乌斯听完毫无兴趣，说了句，“哎，我不懂这些事情，我不是那种（关心政治的）人”。转头，他就岔开话题，他似乎喜欢上某位在场的女生。然而两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交往后，又分开了。

欧乌斯显然很受伤，“我在很焦虑地找工作，没有进入一段关系的想法。我的大门是紧闭着的，她主动来敲了我的房门。我稍微打开门，她说想进来我的房间。当我最后允许她进入房间后，她却对我说，对不起，是她没想清楚。”

他没有讲更多两人交往的具体细节，我本只想听着，但他重复着这个开门关门的比喻，让人感到不耐烦，于是说，“这也是好事，毕竟对设法在异国谋生的人来说，亲密关系是最不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人连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接着劝他，忘掉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历吧，在酒吧相遇的年轻人，荷尔蒙总是游移不定的，那一刻他俩只是恰好在同个频道，醒来就再也找不回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欧乌斯感谢我安慰他，他此刻显得忧郁极了。第一次，他不再是那个神秘威严的“教父”，而是变成了明显比我年幼的人。

我劝欧乌斯集中精力，搞定那份“完美”的工作。据他说，那是一个融资巨大的新兴科技创业公司，因为希望进入土耳其市场，所以需要一个同时掌握土耳其语、德语、英语，并且懂互联网营销的人。“这工作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那之后再考虑其他所有事情吧，你还能买一辆汽车”，我回道，“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的技能就是你”。

说出这句颇为“精英主义”的话时，我才意识到叙利亚人奥马尔对我的影响，因为这样一句功利主义的话，显然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是从他那儿听来的。这个叙利亚人的原话大概是，“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只渴望着从天而降的福利。但在真实世界，你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你就是你的技能。”

我是在参加一次校友聚会时，认识奥马尔的。那时我在一箱啤酒前犹豫，不知在何处付费和开瓶。他走过来，拿起一瓶啤酒，干净利落地徒手开瓶后，递给了我，附赠我一脸灿烂的笑容。我询问是否应该付费，他则一脸狡黠，低声说，“如果没人在这儿守着，你就默认免费吧。”

此时我完全不会想到，“狡猾”的奥马尔是一个“精英白领”。

奥马尔介绍自己来自叙利亚，在哥廷根五年多，去年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哥廷根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做数据分析师。他和欧乌斯一样都是27岁，而他工作的地方，就是那家欧乌斯求而不得的公司。

我同时心里默数，五年前、又来自叙利亚，那么奥马尔正好是在难民危机的高峰期，来到德国的。“你是……‘难民’吗？对不起，我不想用这个词”，我不好意思地问。 

“没关系。对，我是以难民身份过来的”，奥马尔仍是一脸令人惬意的友善。

五年时间，奥马尔从一个颇被污名化的“难民”，变成了一个“高级白领”。至少眼前这个叙利亚人，算不上玛丽亚所讲述的“失踪的民族”。与此同时，在默克尔开放德国大门的那一刻，德国政治生态也就此完全改变。此前数十年，尽管右翼势力在两德统一后迅速崛起，但从未来有任何极右翼政党（比如DVU、NPD或者PEIGIDA），获得过联邦议院的议席。然而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此时突然崛起，凭借反对移民与难民的议程设置，他们进入议院，来自前东德地区的得票比例高达21.9%，与之相对的，来自西德的则为10.7%。

奥马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自己的五年。

那次校友会后，我们很快就第一次单独见面，咖啡馆仍然还不需要任何证明，就能自由出入。这天我们没怎么聊他在德国的事情，反而听他讲了很多他的叙利亚故事。他出生在首都大马士革的中心城区，在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父亲的时代度过童年，这里警卫森严，即便是在革命与叛乱后，仍然有良好治安，他的父母仍居住在那。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他从头给我讲解他所认知的叙利亚当代史。“我们是共和国，哈菲兹·阿萨德号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其实他只是个独裁者。叙利亚就像是一个‘妓女’，谁给的钱多，就跟谁。先是苏联，后来是伊朗。当他在2000年去世后，他的儿子从西方回来，那时候舆论觉得，巴沙尔接受过西式教育，会让叙利亚走向民主。但实际情况是，他比自己的父亲更残暴。”

奥马尔说，在革命后，叙利亚有95%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的人生活还不错，或者更为富裕。他大方地承认，自己的家庭就属于那5%，属于叙利亚的特权家庭。甚至在革命前，他父亲的货运公司还能在海外开设办公室。只不过后来，一切海外贸易都停掉了。

革命爆发时，奥马尔十六岁，读高中。他被家人送到黎巴嫩读完高中，并升入黎巴嫩的大学学习经济。此后数年，他都在邻国遥望祖国的混乱，只有一两次回到过大马士革。

“那之后，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是四十万，但实际上，可能死了超过一百五十万人。革命之前，叙利亚人口是两千两百万。现在叙利亚国内有大约一千万人。超过八百万人像我一样，成为难民和移民”，奥马尔介绍道。

他说那些年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先是不成气候的革命，后来政府从监狱里放出极端宗教势力，纵容他们搞破坏，然后借口镇压。再之后则是更加混乱的局面，（非暴力的）伊斯兰宗教势力与极端恐怖主义、左派与极左派、右派与极右派、接受各国资助的其他武装势力、各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大约有九十个不同的势力，他们有各自的武装和代表的势力。绕了一圈，最后巴沙尔还是回来了。像我家人的看法就是，尽管他是个暴君，但也只有这个暴君才能稳住局面。”

“九十还是十九？”我担心自己英语听力不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九……十”，他张大嘴巴，再次确认了这个数字。

“那，你同意你家人的看法吗？”

“我当然不同意，这太疯狂了。除了我家人，很多叙利亚人也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将不会有95%的贫困人口。然而事实是那样的社会根本不可持续。况且，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革命，更不存在重建政治，从一开始，它就被打断了。只有叛乱、恐怖主义和镇压，以及各个外国势力。如果排除各国势力，你总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重建叙利亚，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也许，要再过十年吧。”

这只是我第二次见到奥马尔，已经不难发现，他看到的世界充斥着理性和数字，用一个又一个精确的数字，构建了他对自己人生和国家的理解。到我们告别时，他提议，“下次咱别聊自己的国家了，聊聊各自的德国之旅吧，这更有趣”。我欣然同意。

那之后不久，大疫再临、感染率飙升，我们又一次见面时是十一月末，几乎所有咖啡馆内，都恢复检查疫苗证书。由于我还没打完两针疫苗，几番寻觅之下，我和奥马尔只好坐在了一家咖啡馆的外面——在室外，你无需出示证明。我身披毛毯，听奥马尔的德国故事。

在黎巴嫩读完大学后，正好德国开放了国门，奥马尔得以申请难民身份。学习完一年德语后，他申请进入了哥廷根大学，继续研究经济，用数据和模型来理解这个他旅居的国家，和他自身的处境。

刚来时，尽管他每天只能花七欧元，却已开始研究德国人均教育成本，这是他某篇论文的题目。他把个人称作单位（unit），而德国政府花在每个德国“单位”身上，从出生到工作的教育成本——“平均是二十万欧元”。而当一个像他这样成熟的移民或难民到来时，对德国政府来说，就得到了一个“单位”的“免费劳动力注入”，他用了injection这个词，那让我想起移民“劳动力”就如同打入德国体内的一针疫苗一般。

也因此，奥马尔研究得出结论，德国向难民打开的国门，主要不是人道主义的，而是经济效用的。“当你有更多移民和难民时，就有更多劳动力，政府培训他们花的钱，要远远低于二十万欧。这些人可以迅速地投入德国需要的产业”，他继续分类，“最高端的精英专家自然是稀缺的，而最低端的劳动工种，那些工作根本没有多少德国人愿意做。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大量移民，只是很多德国人不理解这一点，如果没有移民，他们的福利到下一代就会减少，他们的退休年龄就要延长，他们的社会制度将会不可持续。”

“按你的分类，你属于高端的精英专家吧？”

“我接近这水平。我说的高端和低端，是指工资收入，没有其他含义。我离那里，还差一点点。”他双手拢出一个狭窄的缝隙，那就是他自认和“精英专家”的距离。

“有些德国人觉得移民也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你怎么看？”我故意问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有独特的回答。

“当然，这是事实。比如我获得了这份数据专家的工作，就会让一个德国人失去这个机会。但我想，这取决于你是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个白日梦想家。”

“怎么说？”

“如果你做白日梦，觉得仅仅因为你是德国人，国家就会给你所有的机会，那你就太没有现实感了。”紧接着，奥马尔就说了那句让我铭记的话：“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只渴望着从天而降的福利。但在真实世界，你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你就是你的技能。”

他接着补充道，“我的技能，比某个德国竞争者更适合这个岗位，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奥马尔严密冷峻的论述折服。此前，我从未接触过真实的“难民”，一切关于难民的阅读和想象，都和“边缘化”、“双重意识”、“失踪的民族”挂钩，而眼前这个友善、狡黠、专业的“精英难民”，用了五年时间，成为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数据专家。

当然，同样基于他用数字理解的现实世界，奥马尔认为未来十年，德国的民粹主义会不可避免地上升，世界也将变得更为复杂。短暂地皱眉后，他又回到自己习惯的研究者身份，“我想，从16岁开始，我在许多国家生活的好处是，每到一个国家，你都能研究它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才更有趣。”

我们的聊天以预言一个悲观的未来结束。我想到他所说的那个复杂的欧洲未来，但马上提醒自己，对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人来说，这世界还能复杂到哪里去？

再过一段时间，奥马尔感染了新冠病毒，花了好些时日自我隔离才痊愈。而我则被困在了浩如烟海的论文中，我们相约数次，却一直未能再谋面。在完成一篇关于德国民粹主义的论文后，我写信件感谢他在那次聊天中，提到的数篇论文和研究结果，并且附了一句，“你果然就是你的技能”。而他则回复我，自己身体目前不错，正在谋划长租一套大公寓，准备自己当房东。

虽然一切已重新紧张起来，我还是收到了另一个好消息。有一天欧乌斯告诉我，他得到了那份完美的工作。公司虽然也不在哥廷根，但距离没那么远，好过那个东德的市镇。他那天格外开心，难得的像个少年。他说自己辞掉了那份披星戴月的东德工作，准备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入职这家融资巨大的新兴科技企业。

我们在夜里一起喝了杯酒，他说，“感谢你思聪，你的预言成真了，这真是一份完美的工作。”我想到，在这个不知何时终结的大疫中，奥马尔要做房东，欧乌斯找到了工作，我为他们开心，也同样想到莫尔和玛丽亚，不知道这些思绪中是否包含了自己的未来。

离散

在Omicron到来前后，我终于也和玛丽亚一起做完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集体记忆”的研究。

除了解释它的学术含义，我还尝试分享了“1968一代”德国人的记忆抗争。二战后，德国经历了沉默的二十年。是这叛逆的“1968一代”，用重新发掘档案、拍摄电影、撰写新闻报道和学术著作的方式，去反抗自己的前辈“1933一代”和“1945一代”德国人的集体记忆。“1933一代”对亲历的纳粹时代缄默不语，“1945一代”则不问政治……只有这反叛的一代人，重塑了今天德国的集体政治记忆。

“如果没有这一代人对过去罪行的自我揭发，从和欧洲拥有了‘共享记忆’（Shared Memory），欧洲人会继续在’遗忘’和’复仇’间挣扎和斗争。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欧洲的共同体”，我对自己的引申研究颇为自得。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68运动 “的历史贡献并不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它对一个新欧洲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源：1968 in Germany: A generation with two phases and faces, Eurozine)

这段时间合作以来，我更感到玛丽亚的“学霸”气质，在很多方面我接受她的指导，比如写作百科时，她负责提纲挈领，我则执行某一部分。她在综述部分，“超纲”引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据说那是她在雅盖隆大学的学习结果。

事实上，我和玛丽亚几乎每周上课都会见面。她会说另外一门欧洲政治科学的课相当无聊，我回应自己也觉得有点难。而她抱怨的，可能是不够难，“为什么课堂上要重新讨论一遍每周要求读的论文？这些是我们在家里就应该完成的事情。课堂上应该聊些更新的内容”。

另外一次，我和玛丽亚都参加了欧洲同学组织的聚餐，大家各自带来自己国家的食物。玛丽亚似乎不太习惯这种场合，她对音乐或美食，没有那么热爱。我分明感到我们和欧洲人的不同，不是在学术领域，而是在生活中。玛丽亚可以是学霸或者革命者，但没办法成为一个生活家。

不知道是不是玛丽亚觉得与我合作愉快，课后，我们到哥廷根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同样是在露天的座位上，她终于愿意把没讲完的故事告诉我。

事实上，玛丽亚所经历的那场革命，总的来说相当和平。没有多久，她们便拥有了一个民主制度。她最初走上首都埃里温街头，随后被抓进警察局，被审问，也没有经历暴力折磨。很快风卷残云般，那位革命领袖，一个前记者和律师，成为了新任总理。而玛丽亚很快重获自由，回归校园完成学业。那时她仍是大学生，对未来充满赤忱，也说自己不像现在这样，任何时候都是严肃的。

颇为和平的转型并为解决亚美尼亚所身处的地缘困境，也未能让它摆脱苏联解体时所遗留的那个世界。作为一个身处南高加索山脉的小国，它四周是阿塞拜疆、伊朗、俄罗斯、土耳其、格鲁吉亚。只有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处境类似，它们共同在夹缝中生存。苏联解体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从此开始了纳卡地区（Nagorno-Karabakh）的领土之争。这么说吧，那里是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主要由亚美尼亚族裔生存的，一块分离主义飞地。在如此复杂的情境下，冲突每隔几年就会爆发。到2020年9月，战争再度爆发。而那时，玛丽亚正在西里西亚——一个曾经充满血泪的地区，学习波兰语。

在谈话中，玛丽亚对新总理和新政府评价颇为正面，但这场战争改变了国内民意对新政府的看法，让一切再度摇摇欲坠。“那些民族主义者认为现在的总理是投降主义者，他面对巨大的压力。但我不会指责他，除了签署停战协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总之，竟然不是因为革命，反而是因为本国民族主义的汹涌，玛丽亚决定一时半会儿不再回国，而是留在波兰，也不再研究自己的家园。

玛丽亚讨厌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但对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者，她感到更多的是害怕。她说阿塞拜疆对本国人民从小到大就有“系统性的仇恨教育”，即便是在波兰或是在德国，她也害怕遇见海外的阿塞拜疆人，因为那个人也许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曾经在欧洲发生过，一个阿塞拜疆男人残忍杀死亚美尼亚女人的恐怖事件。”

玛丽亚讲述这个场景时，她脸上的表情我无法忘记。我们坐在街头，她的眼神却开始左右摇摆，看向来往的行人。我突然意识到，认识玛丽亚以来，她身上总是紧张拘束的感觉，到底从何而来。此前，我误以为，她的紧张和对家园的厌倦，都是来自那场革命，但显然，它来自于更近的战争和更遥远的历史。 

“无论如何，我们亚美尼亚人在上千年前，就在经历不断的大离散（Diaspora）。最近的一百年，1915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我们经历了亚美尼亚人种族屠杀，那导致了我们现代版的大离散。”

她接着说，“你知道，现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一共有二百九十万人。而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却超过一千万人。在克拉科夫，在哥廷根，我经常能看出谁是我的族人。你甚至可以说，也许真正的亚美尼亚，不在亚美尼亚，它散落在所有地方。”

做记者时，我报道过某年的中国春运。文章里我写道，中国农民工的南渡北归，就如同古亚美尼亚人的“大离散”，觉得颇有史诗意味。我的某个文学学位，是研究“离散文学”得来的。可能源于自小“走出三峡”的经历，我似乎痴迷于“离散”的某种美学意涵，却从未料到，自己会在人生的某一天，在哥廷根遇到一个真实的亚美尼亚人。而她会愿意给我讲述自己民族的离散，并且她还决定“自我”离散。

当你真实地认识这样一个人，她颇为学霸，说话书生气，总在劝我读着读那，参与过革命，却又厌倦回望家园，以至于在哥廷根这惬意散漫的小城街头，有时都显得过分紧张……了解所有这些之后，我又该如何理解“离散”？

至少从此往后，在我所有关于“离散”的想象中，她一定会成为那个最具体的形象。又或者，在哥廷根这个小城里，我所遭遇的所有异域来客，谁不是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当你试图去聆听她们的来路，再望向她们身后的那条长链时，那个世界就突然变成了巨大的迷宫。

那之后，Omicron彻底爆发，哥廷根大学决定全面改成线上授课，我和玛丽亚从此只在Zoom上做同学。到大疫稍缓时，欧洲同学们又开始聚会，她则已离开哥廷根，继续自己的伊拉斯谟之旅，我们居然再也没真实地见过一面。

我和莫尔则不一样，大概是因为同为男人，他又为人幽默轻松，聊天总是更方便一些。我时常在信息聊天中，用奥马尔的例子鼓励莫尔，希望他顺利考过德语测试，进入哥廷根大学物理系。以后即便当不了物理学家，也能做一个高级白领。他则总是希望我能尝试用英文多写点文章，这样他就能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称写作者的骗子。

我认为是出于友谊，我真的有去恶补莫尔国家的历史，在自学和莫尔的帮助下，理解他和他身后的那条长链。一开始是他给我发一些文章和维基百科，后来，则是我看到关于苏丹的新闻报道就发给他，请他点评一番。莫尔当然也会让我做同样的事情。

2022年开始时，我给他发去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为什么苏丹如此不稳定？”这篇报道没有太多新鲜理论，因为苏丹的治乱循环，莫尔早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过我。

只不过这一次，苏丹的文官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 ）再次下台，在任仅六周。需要说明的是，我刚和莫尔认识时，这位总理刚刚遭遇军队政变，被关入监狱。那之后，为了平息民愤，他又被军队重新启用。据报道，他并不情愿地重新接手总理一职，却被抗议者认为，他和军队政变者同流合污，制造了军队合法性的假象，成为了一个傀儡。这一次，他被自己曾经的支持者推翻。

“兄弟，我告诉过你的，没有希望了。”莫尔回复我，发了数个哭泣的表情。

我很难想象他内心的苦楚惶惑，只能决定请他在哥廷根吃一顿越南菜。吃越南菜的理由是，因为我对生活太过匮乏，并不知道哥廷根哪里有中餐馆。而我这时已打完了两针疫苗，很多餐馆终于不再把我拒之门外。

在饭桌上，一开始就着那篇报道，我们仍然聊了些沉重的话题。

莫尔告诉我，其实来德国以前，他少年时代就去过好些国家。他的父亲是苏丹的外交官，童年时他跟随父亲去过好些非洲和欧洲国家，有一年，他住在巴黎，但那时候太小，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那之后的许多年，由于他父亲只是个职业文官，不具备任何背景，所以在每次政变的治乱循环中，他父亲就得回国，再等待重新安排，以及在哪些国家仍有领事馆。如今他的父母就是这样。“我爸妈都待在首都喀土穆，但他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

我鼓励他，“有个亚美尼亚女生曾告诉过我，有时候一秒钟，一切都变了。她说的是德国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对未来抱持希望。”

我真害怕莫尔会变得意志消沉，妨碍他的德语考试和大学申请，因此说了些自己也不确定的话。但显然，他并未如此。他说自己的德语水平又有进步，并且也逐渐可以跟得上德语授课的物理课程。这一次，莫尔相信自己可以不用六个月期满后，必须回国了。莫尔是穆斯林，不喝酒，我于是举起一杯西贡啤酒，单方面一饮而尽，恭喜他加入“移民”的行列，“某天你可以把父母接过来，现在轮到你，来带着外交官父亲游历世界了”。

饭后，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散步到哥廷根大学的主图书馆门口，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我停下来，望向这个温和的月亮，发着呆，居然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明亮的月光下，我能看到自己嘴里冒出清冷的白雾。

莫尔也在凝望月亮，接着转头对我说，自己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翻译的中国古诗，“你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是不是总爱书写月亮？”

以后

同样是2022年以后，欧乌斯说自己病了，但没有讲明原因。他既没去上班，晚上也没出门喝酒。他那扇窗户的灯，经常亮到两点以后。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那段日子，我也经常熬夜写论文。

直到一星期后，我们在厨房“相遇”，欧乌斯才愿意跟我说出原因。那份“完美”的工作，实际上他只做了一个星期，便辞职了。“我不是因为新冠或者流感生病的，我是因为这份工作生病的”，他愤怒地说。

据欧乌斯所说，那家公司宣称在做无人机，竞争对手是中国的大疆DJI，但根本不在同一水平，“这么一家小公司，公司的高管们都开着豪车。去的第一天，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他们只有一个号称的产品。我逼问自己的上司好几次，他才说，去年一整年只买了几百台产品。他们一直在骗投资人的钱。”

欧乌斯接着解释，“但最重要的，我本来应聘的是互联网营销岗位。但去了之后，他们要我去做线下营销，我实质上变成了一个推销员。”

我一时语塞，也无从验证真伪，只觉得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听来也太过熟悉，却没想到是一个土耳其人在德国的遭遇。而这个“骗子”案例的反面对照物，却是一家成功的中国公司，真是时移势易。“我辞职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很快就会完蛋的”，他说。我想，这句话是欧乌斯最后要捍卫的尊严了。

而欧乌斯自己，决定彻底离开哥廷根。他有叔伯两代土耳其人，生活工作在汉堡，亲戚之间互相照应，那个港口城市工作机会也更多。“无论如何，德国的机会总是多于土耳其的”，欧乌斯最后说。

至于叙利亚人奥马尔，他真的租了一整套房子。现在，奥马尔成了另外两人的房东，在这个三室一厅，他成了“说了算”的那个人。在我要离开哥廷根时，我邀请了好些人去酒吧，他欣然到来，那晚我们没有聊叙利亚或其他什么国家，他也不再只是“他的技能”，而变成了嬉戏的酒徒，我也同样如此。

“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够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我醉醺醺地，想到米沃什写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