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同情李文亮醫生嗎？站在香港的立場

立春剛過，黑夜還是長的。

李文亮醫生離開人世的那個晚上，不少朋友和我一樣，通宵未眠。心中有種無法言說的壓抑。直到天色漸白，早上七點多，一位內地來港的同學發消息給我，問道：「我不知道我要如何面對這個醫生的死，現在好痛苦。他轉過『罵暴徒』的帖子，可他自己現在又變成了受害者。那我們該同情他嗎？站在香港的立場。」

問題，讓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何以苦悶。

數小時前，我也和一位香港的媒體朋友聊李文亮醫生。在那場對話中，我表達了對「國民性」的失望。香港朋友認為，中國的改變需要契機，活不下去了才會革命。我則不能苟同，反問說，如果活不下去能爆發革命，那麼大饑荒時應該就革命了。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不是活不活得下去，而是有沒有改變的意願。然後我還「嘲諷」這位朋友：「你對中國人還是有幻想。」

貌似我「贏」了這場「辯論」。然而話雖如此，我仍然抱著手機，不斷看關於李文亮醫生的各種信息，惶惶不安。

是的，李文亮醫生和無數普通的中國人一樣，活在牆內。假如半年前，有機會和他討論「反送中」事件，或者中美貿易戰，恐怕難免互相拉黑。而即便到了現在，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能力將疫情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也無法反思「舉國體制」的壞處，還是「相信政府相信黨」。

痛苦的不是牆內的人，而是牆外（以及翻牆出來）的我們。我們常常在絕望的時候說：「算了，跟中國人沒什麼好說的，放棄吧！」「移民，不要和這群『螻蟻』為伍！」學問好一點的則引用魯迅的話反問：「現在你大嚷起來，惊起了較為清醒的几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我們不是在懷念過去，那幾個意外出現的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就是在憧憬未來，覺得到某個時候「他一笑天就亮了」。但誰說這不是種虛無呢？正如加謬（Albert Camus）在《鼠疫》中曾這樣寫道：「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

恐怕還在對中國人痛心疾首的，冷嘲熱諷的，別聽他們嘴上怎麼說，都不是真放棄中國。說「中國人可以救都不值得救」的倪匡，批評中國人基因裡有小農意識的陶傑，他們真的放棄中國了嗎？難道他們不是每被問到中國的問題，就無法自已滔滔不絕地大發評論嗎？從他們的所談所思便能確認，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中國，了解中國，思考中國——他們何曾真的置中國人不顧？

有的人活在中國，卻早已不在中國。真正放棄中國的，是那些選擇活在「歲月靜好」夢幻泡影中的人。騙自己騙得久了，難免真的相信起自己編織的謊言來。

説回我給那位內地同學的回覆。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同情李文亮醫生，沒有同情我們都不算人了。因為同情，所以我們才要堅守，不能讓香港淪陷。假如沒了同情，我們遲早會跟他們一樣，成為感染全人類的『病毒』。努力，守住底線。」

感謝這位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