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張國榮和他所代表的時代

內地傳媒探問，在「後張國榮時代」裡，香港樂壇是何景象？

未免說得有點嚴重，徬彿張國榮在那年代是獨領風騷，創造了和主控了樂壇盛衰，一人獨大，成為他那歲月的堂堂代表。

當然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時代很難由一個人壟斷了代表權，除非那個人的獨裁權力大至毛澤東或金正日或蔣介石或希特勒，否則，所謂時代精神充其量只能透過一個群體予以彰顯或索隱，群體里的單獨個體，各有崗位，各有山頭，各有特色，卻亦隱隱有互通互近的特徵，把所有人合起來觀之察之，始可窺見一場時代盛宴的大概輪廓。

所以「後張國榮時代」只具單純的時間意義，即指「在張國榮去世之後」，亦即2003年之後，其實時代若果要變，他在不在，都一樣，都會變，並不因為失去了張先生便山頹水涸。

張國榮從出道到死亡之間的二十多年，經歷了香港樂壇的兩個本土化階段，先是多元，再是北望，都是關鍵的時代特徵。以許冠傑為首的第一波本土化於七十年代末已經完成，廣東歌正式取代英文歌和國語歌成為主流，直面本土生活的甜酸苦辣，百無禁忌，替本土認同打下厚實的底子。

然後，香港社會起飛了，香港樂壇也起飛了，一起邁進專業分工的燦爛年華，流行文化產業開始了打造明星的全方位行銷策略，歌影視全線發展，替不同的藝人建構不一樣的輝煌形象，在此以前的歌星都只是唱唱唱，唱的魅力大於一切，在此以後的歌星則是復合偶像，唱歌雖是本業，但被其他演藝行業的成績嚴重地加了分，像白糖和白奶融在咖啡粉裡，怎也分不清楚聲色藝的貢獻比例孰輕孰重。

張國榮有成為偶像的所有必需條件，是流行文化產業的寶藏，產業操手亦成功地把他推向亞洲樂壇，他把香港本土升了級，「衝出香港」，讓香港樂壇忽然「跟世界接軌」，不讓台灣的鄧麗君和翁倩玉專美。

再往下走，是跟北方粉絲和大腕的接軌。參演陳凱歌電影是關鍵的一步，是首次有土生土長的香港歌星在這麼嚴肅和被重視的中國電影裡擔起重任，偶像北上，他代表香港打了頭陣，但這仍是大時代的必然趨勢，他站在浪頭，躬逢其盛，表現雖好，始終不是浪潮的創造者和發明者，即使當時不是他，亦會有其他的他或她，活在人世的背景裡，他是特大號的衝浪者，並非興風作浪的神話英雄。

別忘了，當時的偶像群體尚有他人。各人頭上一片天，誰都霸佔不了。

如果真要探討香港人對於張國榮的懷念追記，我們必須注意，對於不同的年齡層，其實有很不一樣的意義。

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看張先生，隔了一代，對於張國榮離世的記憶與感受，與其說是哀慟，不如說是深深的惋惜和感慨，「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樓塌了」，一位明星的起落明喻生命無常，沒有永恆的璀璨，沒有永遠的不朽，生命如是，不管是否自斷自絕，死亡的信息就在前頭，誰都一樣。

張國榮的榮耀與努力跟他們隔了一層，不在他們的偶像名單裡面，故充其量只有悲，沒有慟。

三十五歲以下的人呢，張國榮之於他們確是偶像，也就只能是偶像，因為亦是隔了一代，在成長的路程裡，張先生已經是天上的耀目亮星，抬頭仰望，遠遠的，像週刊和報紙和童話書里的傳奇， 看的聽的都是對岸的故事，甚至是歷史，從他們懂事以來，張國榮已經是張國榮，不是其他，而到了2003 年，存在的張國榮變成不存在的張國榮，死了一位明星，名人榜里失去了一個名字。他們傷心難過，卻仍只等同對人世災難的諸般傷心難過。

至於在這兩個年齡層中間的那一群，亦即跟張先生差不多同歲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於跟他一起度過香港的輝煌年月，一起成長，一起打拼，一起見證路途上的種種不平與挫敗、掙扎與成績，張國榮之逝遂如同自身的離散崩壞，那種驚嚇與惶恐，雖非確確實實的「切膚」，仍是確確切切的痛楚。怎麼會這樣呢？不應該是這樣的。當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並確認，忽然間，像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了套，像一同出發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下車了，或迷途了，召喚不回來，像一位極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聯絡，留下懸疑，留下擔心，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盡快接受事實，然後慢慢去習慣事實，承認它，卻又惦掛他。

對這一群人來說，張國榮之成為「張國榮」是一段緩慢的養成歷程，由默默無聞到大紅大紫，由落後於陳百強的「下把」變成香港演藝精神的代表，付出了也收穫了，具體而微地映射這一群人的樂觀信念。而且，他美，他愛美，他懂美；又而且，他善良，他贊美善良，這一群人看他變成明星也陪伴他變成明星，他是可以親近的夢想，在他身上，凝聚了同代人的歲月記憶，以及，笑聲與眼淚。

而他畢竟說走就走。把同代人捨棄於後，讓同代人錯愕悲哭，哭他也哭己身之逝。回不去了，張國榮，還有跟他同代的可憐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