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村的故事看中国农村变革

2022年3月9号晚上，一个县城边一栋自建房里，我的初中同学把我推荐给他的外公。这位穿着黑色毛呢中山装的老人曾担任县人事局副局长和进修学校校长，在90年代的县城政坛占有一席之地。他听说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生，热情和我握手（性质大概类似地方政府听说中央党校博士生过去调研后满汉全席接待）。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从他青年时代求学聊起，聊上山下乡前几万学生到星光球场集合宣誓，地方各个派系的械斗，聊到插队后成为老师，又调往人事局，最后在教师进修学校退休。他聊到文革前夕报纸、文件中的观点经常矛盾，他预感到一定有大事发生。长期的政治运动、文件学习给了他惊人的敏锐，这种敏锐度在他成为县城各个公园的唢呐高手后仍未消褪。他对近年来县城经济繁荣背后的问题的分析切中要害。在阅读《林村的故事》时，叶文德常常使我想起这个老人。他们认为曾经党的许多信念都与实际情形冲突，但这不妨碍他们对党的感谢，不妨碍他们成为全心奉献的共产主义者。

1984年11月到1985年6月黄树民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经历帮助他打开了林村的大门，他根据此经历写下了第一版《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农村变革》。1996年冬黄树民再次返回林村调研，在第一版基础上增加两章，以“捕捉林村出现的充满跃动的变化”。

如同费孝通将开弦弓村化名为江村一样，黄书民将所调查的村庄命名为林村。除了人类学写作伦理的考量外，我想黄树民虚构村名还有一层原因——林村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一个，也是通过改革摸出独特道路的“模范”，黄树民观察并预感到，林村将凭借其独特性和代表性成为研究1949年后中国农村变革，以及中国变革的重要案例。

黄树民没有采用传统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而是采生命史的方法，以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为主角，用他的生命历程串起林村和中国大陆在建国后50年的成长、动荡和转型，“由此侧见中国历史上骚动不安的一页重要篇章”。

叶文德是黄树民研究中最重要的报道人、林村社会变迁的灵魂人物，也是全书唯一没有匿名处理的人。叶文德最重要的身份无疑是党和国家赋予他的阶级身份、干部身份、党员身份以及宗族和家庭赋予他的“中立的本村外姓人”的身份。两种身份时而给他荣耀时而给他苦恼。阶级被划为中农的他得以完成高中学业，避免卷入各类残忍批斗；对共产党的信仰促使他参与“四清”运动，成为运动积极分子，正式入党；但刚入党，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少奇成为批斗对象，“四清运动”受到全盘否定，叶文德失去了成为国家干部的机会，被遣返家乡。1967年接任大队办事员前，叶文德一直在村党支部做边缘工作。大队办事员的位置允许他看到“文化大革命”对林村及附近区域的影响。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审视政治运动、共产主义这些曾被视为信仰的东西，“我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以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思？所以我开始自问，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不是个历史的错误？”

尽管共产主义信仰一再遭到经验和审思的考验，叶文德总能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化解其中的矛盾。他将父亲的教诲、历次运动积累的经验和自己的日常审思化作针线，修补共产主义信仰中破碎的部分。叶文德对庙会态度的转变就是他对信仰务实态度的证明。作为共产主义者，叶文德有必要破除封建迷信，但作为村庄的一员，他必须为村庄集体活动贡献力量。于是叶文德拒绝参加各类“迷信”活动，但仍以儿子的名义捐钱表示自己仍是村庄的意愿。但这并不能缓解两种身份的冲突给他带来的苦恼——这件事情上，树立榜样和维持与村民的关系不可兼得。庙会次日，黄树民又与叶文德聊天，叶文德虚心接受了人类学家关于庙会“实际上的作用在于凝聚全村的力量”，“政治教条和组织无法满足许多重要的社会需求，所以庙宇和神明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后一点对叶文德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在之后关于该不该花大钱建立屏蔽台湾电视节目的屏蔽器的争论中，叶文德以“村民爱看台湾节目是因为大陆节目不好看，应该花钱提高大陆节目质量”的理由让领导哑口无言。

叶文德的务实和变通与邓小平“金猫银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观点，也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对领导者的要求不谋而合。叶文德认为“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本身。党在遴选新血时，挑的是忠贞、听话而且没有想象力的人。这种人很安全，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个人野心，而且只知道小心地执行党的指示。但是在遇到需要个人的自发性和创造力的情况时，他们便无法调适”，而他则相反，忠贞、大胆，富有创造性。在叶文德带领下，林村顺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对这段经历，我们有种熟悉的叙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先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实行，随后迅速推广到全中国。这种叙事下，我们容易产生“小岗村的奇迹”这样的感慨，将农村的改革看做一种偶然，将改革开放看做历史中一个断点，忽略了改革政策方向明晰前经历的无数争论和实验、改革前后相承的因素，排除了其他地区的改革实践。

1978年3月叶文德接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此后他领导的林村改革让我们看到政治风向转变后，农村改革如何自然发生。

新官上任，叶文德进行了两项试验，改革小队队长选举规定，实施红利制度，试图通过在村领导班子引入党外人才和给努力工作的人颁发生产盈余来增加林村生产。第一年选举后，公社党委书记指责叶文德的班子“变成农村的在野党”，叶文德抗住压力继续改革。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政府讨论并通过了农村改革的政策，目标是增加生产，并让较低的集体农耕单位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叶文德决心进行推动更多改革。他在党务会议之后设置非党员生产队队长与党员共同进行的“扩大会议”，让大队更能大刀阔斧地改革。

叶文德对理想改革的规划中，集体制和生产工具公有制不应被放弃。“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将农村集体制解散的趋势还不十分明显。我们从报上得知，1979年的时候，四川和安徽几个非常贫困的地方开始试验‘生产责任制’……这个制度的概念是，如果让农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收入多寡和工作有紧密的关系，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制度之下，生产工具，如农地和工厂设备仍属集体所有。”叶文德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持生产工具所有权公有的情况下激活农民工作的积极性。1981年叶文德带领大队试用生产责任制。经过一年“联产承包制”试验和一年口粮田制的改革实验后，政府又激励催促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3-1984年农业政策改变很快，有大队改革偏离了叶文德的规划，开始实行大包干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体制的解体显得无法避免，但叶文德仍然尽力延后这个必然结果的到来。共产主义对公平社会的追求是他信仰共产主义，愿意修补破碎的信仰的最主要原因。开办沙砖厂后，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开办工业机构的人与仅以农业为生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集体制下，底层农民可以拿到工业利润的补贴，但大队解散后，私人企业不会补贴获利更少的农业，底层农民的生活保障将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解散集体制、放弃生产工具公有制，那我们就不算社会主义者了”，在受到国家环境保护局一团人不切实际的教训后，气愤的叶文德决定解散公社，他“不要再做看门狗了”。决定解散公社后，叶文德仍然为林村福利事业做了详细规划，为保证规划，还用手段将村企业控制在村党委手中，“除了党以外竟有人妄想统治这个村子，这种事怎能做事不顾？”

叶文德有种庖丁的气质，在制度间游刃有余。制度有刚性的一面，一经制定和公布，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容违反和抗拒；但制度也有柔性的一面，一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会给执行者留下变通的空间，这是因为任何制度（包括政策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制定者都不可能预先设想到所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如此差异的国家。因此，明智的决策者和制度制定者都会给执行者一个“便宜行事”的权利。放到计划生育政策上，“中央政府只会制定节育政策的大方向”，但大队“可以自己决定用哪种方式推行政策最有效”。收到指标后，农村干部需要面对村庄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叶文德为新婚夫妻保留了出生名额，保住了符合旧规定生的二胎，按规定，非法怀孕的妇女必须堕胎，但叶文德同工作队理论，最后保下了受孕6个月以上的胎儿。杨善华曾在《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一文中论述“村庄自由政治空间”为何必然存在。他认为，各个地区执行某项政策的客观环境的差异决定了该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要有因地制宜的变通，因此下级官员必然要求上级官员通过给出执行空间的办法来同意这样的变通，这就使每级都需要一个运作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叶文德的改革以及种种执行政策的方式证明了“村庄自由政治空间”的存在，但“自由政治空间”并不能缓解农村干部处理政府和农民事物时的紧张。“在政府眼里，我们这些村干部是很可疑的。我们这些村级的干部，对于政策的成败要负无上的责任；同时，政府又认为我们太容易和亲族、地方势力集合，所以一定是贪污腐化的。村民对我们的看法也一样的矛盾。……基于过去的经验，我做事的原则是尽量保障村民的利益，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尽量不要走上极端。”

缓解紧张的方式包括发展、利用与上级官员和村民的非正式关系。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通过标签各种非正式的关系（远房亲戚、同宗、拟似血缘关系-认干亲、同乡、同学、老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并为谋取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这样一种倾向。中国共产党在闹革命时及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摆脱这种倾向。这点对于城市和乡村都一样。黄宗汉推行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和叶文德推进林村改革时，都动用人脉，在制度的缝隙中获得机会和资源。

从土改、四清、文革到计划生育、改革开放、乡镇企业，《林村的故事》几乎涵盖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所有重要事件和议题，并引入来自最基层的农村干部的阐释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华南村落宗族观念的变与不变，看到“皇权”如何下县，看到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农民，农民又在何种程度上抵抗改造。从小说一般明白晓畅的语言中，《林村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主流话语之外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