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链女事件看中国人的残暴史（6）残暴行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存在

2022 年 6 月 26 日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因为那是别人干的。长春围城是我们自己干的。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疮疤 – 如中国各级政府不愿意正视“铁链女事件” – 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坚固成分。在如今繁盛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没有人记得一百多年前十万人被斩首的世界奇观；在同样繁盛富饶的江浙，没有人记得“那些曾经人口稠密的城镇现在野兽出没、在建筑物的废墟中筑窝，雉鸡的长鸣在四下里回荡”的历史。

7. 残暴行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存在

可以把以上列举的残暴行为中的关系归为如下几类：

一．有权力的家庭成员对无权力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对孩子、婆婆对儿媳、丈夫对妻子等。

二．有权力的社会成员对侵害了自己利益的无权力的社会成员，包括债主对借债者、私刑加害者对受害者、有武装者对罪犯和失败的挑战者等（这里把各种官府和各种正在得势的武装势力统称为有武装者）。

三．有权力的社会成员对无辜而无权力的社会成员，包括有武装者对平民、有武装者对被他们认定的潜在挑战者、“铁链女”的“丈夫”对“铁链女”、雇主对雇员、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等。

这几类又可以统一归结为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残暴行为。有权者之所以对无权者施用暴行，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无权者有独立为人的价值，而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工具。他们不仅要无权者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如广州的官兵要割下平民的脑袋和右耳来领取赏钱），而且要无权者满足自己的精神欲望，比如通过折磨他们来得到快乐。

本文列举的一些残暴事件看起来好像离当代人的生活很遥远，但今年发生的“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说明许多残暴事件是我们转过街角即可看见，或许某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中国社会中的这种残暴成分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一个人的所有行为规律可以统称为他的习惯；这可以包括他愿意追求些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对什么事感兴趣、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世界、以什么样的节奏生活、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等。这些习惯一经在青年时期形成，就成为他的一部分，如同他的手是他的一部分那样，通常终生不会改变。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某些习惯，他首先要意识到拥有一些不同习惯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从有意识开始就生活在他熟悉的这些习惯之中，他经常完全不会想到还可能有别的看世界的角度、有其它的做事方式。在意识到这些习惯的存在及改变它们的可能性之后，他还需要有改变的强烈意愿，最后还要有不懈的实践。所以人的习惯极难改变。俗话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习惯的强大惯性。

一个民族也有其习惯。这就是它的文化。一个民族想要改变自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也需要同样艰巨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历经千年和百代而完好如初。

本文所述的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残暴即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人对权力和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正常态度。这种态度弥漫于整个社会空气中，生活在其中的许多人根本意识不到它有任何不妥，更不用说能想到有改变的必要。

对于长春围城，龙应台写到：

“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28】

曾在幼时亲历长春围城的日本学者远藤誉也记录了这段历史，写成《卡子 - 没有出口的大地》，其日文版于1984年出版。“卡子”就是“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区域”【35】。饥民走到那里，被共军拦截不许出去，而国军又不许他们回城，于是在那里大批饿死。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尸体和难民，近处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35】

“90年代《卡子》译成了中文，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上海交大客座教授的远藤，以为能在中国寻得一隅出版天地，但遭遇了几乎所有出版社‘过于敏感’的闭门羹。2011年远藤再托一位认识的中共老干部推荐出版该书，这名老干部说，他的亲戚也经历过‘卡子’事件，但出版书‘还是等段时间吧……估计不会太久’。急于在有生之年揭露那段历史的远藤焦虑了。……她悲愤交集，决心在中国大陆以外出版《卡子》中文版，2014年由台湾乐果文化出版社出版。”【35】

不愿意正视这些残暴的“习惯”，就更不必提改变它们的意愿和努力，其结果是这些残暴成分会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下去。

从这些讨论可见，把“铁链女事件”归罪于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于事无补。本文所记的残暴行为横跨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政权，也包括太平天国、三合会等短期地方政权，而其残暴之性如出一辙。年轻的秦牧先生在写完“私刑·人市·血的赏玩”不久后便参加了中共的军队，其动机恐怕至少部分是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来洗净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残暴成分。其结果有目共睹。

并且就“铁链女事件”对中共政权的挞伐反映的只是批评者一推了之的心态：罪恶都在他人那里，而我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完美的审判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残暴文化的一分子，正视我们自己对弱者的蔑视和踩着弱者向上爬的习惯是我们首先该做的事。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愿意正视自己文化中的这些成分之前，同样残暴的事还会一直发生下去。

在法制尚有一些威慑力的和平年代，有权者出于对法律惩治的恐惧感还有一些收敛，极端的残暴行为通常只出现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在无法无天的动乱年代，残暴行为就成为大街小巷的家常便饭。普通大众的如火的权力欲在和平时期只是被压制，而他们一旦摇身一变为握有权力的太平军、三合会党、土改时期的农民、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其残暴之性立显。

许多中国人的意识深处都藏着一条恶狗，在有条件时就会扑出来咬人。在中国开始下一次社会动荡时，许多人将会有了作恶的条件，中国社会将再一次恶狗遍地。

8. 参考文献

1. “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深层分析”，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dzhuantixilie/guaimai-funu/wy-03102022131034.html

2. Thomas Taylor Meadows （密迪乐）,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ethics,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Reprints, 1856. p. 450

3. Samuel Wells Williams （卫三畏）, The Middle Kingdom –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中国总论》）,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pp. 240-241

4. Williams, p. 543

5. John Scarth （施嘉士）, Twelve Years in China – The People, The Rebels, and The Mandarins,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60, pp. 148-149

6. Arthur H. Smith （明恩浦）,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leming H. Revell, 1894. p. 202

7. Scarth, pp. 147-148

8. Smith, p. 210

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猛进书屋，1962年。721页

10. Meadows, p. 169

11. 简 612-613页

12. Williams, p. 631

13. Williams, p. 600

14. “中国食人史”，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食人史#同治

15. Stephen R.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Alfred A. Knopf, 2012. pp. 33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