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视角下不正确地贫穷致死

最近B站UP主（相当于YouTuber）墨茶去世的事情，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个只有几百粉丝的博主的死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位博主的死因和他所在的地区——一个在中国最为贫穷地区之一的大凉山生活的高中生UP主，因为贫穷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糖尿病（疑似营养不均衡，长期只摄入淀粉导致）并发症发作去世，而他并没有足够的钱得到有效医治。

值得玩味的是，2020年是中国政府宣布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他所在的地区，正是国家重点扶贫的对象。现在能够证实的是，他确实是因为生前他本人生活窘迫，在贫病交加中已经去世。至于是否是因为他家庭的贫困导致他的贫困，其母有不同说法。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样活生生的贫穷致死的悲剧，不仅让人们惊讶，更与过去的一年脱贫攻坚战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大背景形成鲜明对比。

自上而下的扶贫可以解决问题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一个个案吗？你凭什么用这个单一事件去否定脱贫政策？你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政策，看什么都是不好的吧。“

也可能有人会说：“这事儿也没办法怪扶贫工作人员啊，这个也不是他们能够预料到的啊······这锅不应该扶贫人员背。”

我想澄清的是，我提以上两个观点，为的并不是要树立一个靶子，然后"对着空气一顿输出"，也并非要用墨茶的事”带节奏“。我不仅不反对以上两种观点，恰恰相反，我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两种说法——第一，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我非常赞同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去应对贫困问题。第二，我认为确实无法苛责所有的基层扶贫工作者（玩忽职守贪污腐败的除外），他们不可能全知全能。第三，墨茶事件并不足以直接说明扶贫政策没有用。

那么问题来了，扶贫本身没有错，现在看来当地扶贫工作者也没有玩忽职守，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贫病交生活窘迫地死去的人，难道我们就找不出任何问题吗？难道只要按照现在的方式经济继续发展，蛋糕越做越大，这种现象就一定会变少吗？或许我们应该暂时跳出具体的事情本身，重新审视一下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了。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的是计划经济。然而，虽然改革开放后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但是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都有着很强的”举国体制“色彩，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熟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举国体制的批判和赞扬都很多，双方都能够找出很多论据支持其论点。而我认为关键在于应该怎样集中力量，办什么样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对社会的改造，时时刻刻应该抱有边界意识——哪些事情可以依靠自上而下科学的指令形的方式解决，哪些事情不可以。如果上升到哲学观念层面，就是要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对人类的理性和科学不要有盲目的崇拜和自负。

政府力求消除贫困没有错，但是如果认为依靠政策制定者科学地精密地计划和准确无误地实施（先假定实施不走样）就可以精确地覆盖到每个人的困难，那我想无论决策者脑子多聪明，计划多么“科学”，最终这样的项目很大概率会是失败的。

深入骨髓的极端现代主义观念

那么政策制定者错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詹姆斯·斯科特的这本《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给出了非常深刻的洞见。这本书用德国的科学林业，巴西利亚建城，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庄化运动）和苏联的集体化等宏伟的国家项目的例子，为我们揭示了从前现代国家到现代国家，那些国家宏大的计划是如何最终走向失败的，并深刻地批判了现代国家的规划者们的“极端现代主义”倾向。

那么，什么叫极端现代主义呢？简单地来说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自大：规划者坚信依靠人类的科学和理性，将社会曾经那些地方特色的，不清晰的，不通用的，不可控的，非结构化的因素一一消除，自上而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以他们认为科学的控制和改造。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古代帝国为了达到直接统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税收和徭役）会用户籍来统计人口，这是一种对现实有限的简单化和抽象化，即使是这样，因为社会的复杂性和当时技术手段有限，往往收效并不明显。

然而，进入现代之后，科学飞速发展，理性取代了上帝，很多人自以为人类不仅可以依靠理性认知自然世界的规律，而且可以依靠理性去改造人类社会。更有甚者，不仅要对农业林业加以现代化改造，还要对自然形成的城市进行改造，而且还要对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改造，甚至还要对什么叫美这种主观的认知进行统一化的改造，进而建成他们理想当中的乌托邦。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对于理性的过于自信，甚至把极端现代主义当成了信仰。这样的结果就是，为了达到规划者预定的目标，一切都要为这个目标让路，那就是对一切做简单化和可复制化处理——千篇一律的街道和住宅，整齐划一的店面和牌匾，方言在消亡，高度统一的思想和唯一正确的真理。

国家视角下的贫困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国家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扶贫运动。为什么要精准扶贫？因为之前的国家扶贫项目不够精准。那要求基层人员力求精准了就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了吗？大概率是不能的。这样的项目只能精准解决”数字上的贫困“，而无法解决真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贫困。就算只是针对绝对贫困的人群，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每家每户的状况不同，一时间数字上脱离了绝对贫穷，如何保证不返贫，他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生活形态等等一系列问题也无法由政府一声令下，基层工作人员撸起袖子加油干就能解决。

况且，贫穷的种类多种多样。山区的赤贫是一种贫困；承受着城市高物价的城市贫民是一种贫困；因病致贫也是一种贫穷；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只能在工厂做普工被剥削，看不见出路也是一种贫穷；家庭变故也可能产生贫穷。基层党员干部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想到要会有墨茶这样不属于政策上定义的贫困人口的人，会因为种种贫穷的叠加而死去。

如果说仅仅是扶贫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那倒也问题不大，多少还是有一部分穷人受益了。真正要命的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政府会削足适履——强行对现实进行简化，让现实情况符合他们的预期和计划。他们永远不会错，是现实社会不够“正确”。

因此，你会看到明明还存在绝对贫穷，他们会告诉你按照他们的定义称剩下的都是相对贫穷；你会看到为了建立一个”首善之区“，将公民定义为低端人口加以驱赶；为了防止政策性集体搬迁的农民再回到原本的家从而破坏了他们的搬迁目标，他们会直接将原本的村子拆光；你会看到他们的每一个政策都是”大方向是好的“，但总是用一刀切的方式简化现实情况，致使总是看起来像是执行出了问题。

到头来所有不符合他们制定的标准和预期的事情都会被忽略，简化，歪曲，再定义，直至最后的结果与他们当初愿望大相径庭。这不是某个项目失败，也不是某种模式的失败，而是极端现代主义观念整体的失败。这种失败的后果不仅是言过其实和浪费资源的问题，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比如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荒。

怎么办？

・放开对民间组织的管制，让社会基层自发地组织化

我们从墨茶生前的经历来看，真正帮助到这个孩子的人不仅仅是国家和家庭，还有他的群友们。看似无所不能的国家其实是不能够将所有人的方方面面照顾好的，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自发形成的力量常态化地参与其中。根本问题不在于扶贫干部的工作还不够精准，而在于照顾每个个体方方面面的活儿根本不应该自上而下由国家大包大揽。换句话说，除去基层贪污腐败的情况，错不在基层没有绞尽脑汁照顾到帮扶对象，错在政策制定者观念中挥之不去的极端现代主义顽疾对自发性的蔑视，导致他们认为只要政策和组织机制足够地精细，靠国家机器就能消灭贫困。

千差万别的人所有着多种多样的困难，相应地只能由多种多样的当地自发组织和关注各种社会议题的组织们去关注并协助解决，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自认为全能的政府可以解决的，更不是一个自以为全能且控制欲爆棚，却往往不能负责到底，还要让你念着它的好儿的政府可以解决的。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老生常谈的根本议题——结社自由。中国对非政府组织和工人自组织的工会的限制想必不用我过多赘述。没有公民自发形成的各种互助组织（别跟我说居委会，相比之下或许业主委员会更靠谱一点），有的只是从上到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支部建在连上”。让一个国家组织中无差别的细胞去全面应对千差万别的个体需求和他们的困难，这是不现实的。

・废除户籍限制等制度性不平等

现行户籍限制现在存在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政府控制社会。政府既要他们走出山村出去打工提高收入，又不让他们自由地在国家的任何地方定居且享有和当地居民相同的权利，这仿佛是在说：请按照我们规划的人口流向定向流动。户籍政策的逻辑和扶贫政策的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国家认为自发秩序难以控制且不便于他们对社会进行科学管理。最后的结果是：户籍制度一方面制造了绝对贫困，一方面政府却不废除它，还要用财政去填户籍制度砸出来的大坑。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为何造成了贫困以及如何反驳维护制度的观点，在这里我不赘述，推荐一本在我之前文章提到过的书《大国大城》，里面有比较全面可靠的观点。

・一手争自由，一手争福利

这时候也许会有人说：那政府就不应该为贫困负起责任吗？难道让社会放任自由，政府什么都不做就好了？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不顾背景地将福利和自由二元对立起来。我非常认同秦晖老师的观点：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福利更多一点，还是自由更多一点的问题，而是中国既不够有福利也不够有自由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低人权红利”带来的。

因此，我不认为政府可以将增加老百姓福利这一责任完全甩给社会的自发组织。相反，在如今中国的语境下，在扩大社会自由的同时，强调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无论如何都不过分。而且，福利和自由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看看工人自己组织的工会与争取福利行动，想必就可以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最后，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重申我的观点：政府积极作为和有机的社会自发组织不可偏废，关键是边界意识。然而，独裁政府加极端现代主义这个组合要求的是，这个国家只能有政府这一个大太阳，它对任何不可控的社会自发组织有天然的恐惧，导致这样的政府倾向于限制社会自由并认为自己可以代替社会自发组织的角色，最终导致大量没有被这颗大太阳照到的个体被无视，同时又无法找到其他的光亮。这才是我所反对的。

一些担忧

对于墨茶事件之后的走向，我有一些担忧，如果不幸言中······那就不幸言中了吧·······

第一，政府今后会限制类似事件的讨论和发酵，淡化今后的贫困的实际情况，让现实情况看起来与宣传的结果相匹配，进而导致弱势人群现状被曝光的机会减少，最终导致他们的实际利益受损。至于最终对贫困的讨论会不会也被设为禁区呢？我不知道。

第二，可能会有媒体以各种方法说明墨茶的死是负能量，将错归结为他个人，让当事人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将这样的手法会被官方反复利用在类似事件中。

一点题外话：讨论墨茶之死是吃人血馒头吗？

个人感觉人血馒头这个词的定义被过度泛化了。如果这件事能够造成全社会充分的讨论和反思，我认为无论怎样也不能叫吃人血馒头。一个话题热度起来了，总会有蹭热度收割流量的情况。不论发言者的动机是什么，讨论往往伴随的就是流量，换句话说，流量往往是社会大规模讨论所产生的副产品。我们要看的是他的观点是否是严肃认真的（甚至不用先判断对错），是否丰富了对该事件的观点，是否符合最基本的道德，是否存在对当事人无端抹黑辱骂等明显的恶意行为，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讨论都归为吃人血馒头。

一旦讨论开始，肯定会有单纯蹭热度的，也会有恶意攻击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人就放弃了对事情本身和背后深层次问题的讨论。相反，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不是恶意的攻击，只要你有表达的意愿，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都是有意义的。

你不发声，难道要等着专业收割流量的人来散布阴谋论吗？你不发声，难道要等着“舆情引导员”来模糊焦点吗？

你，和我，不是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