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媒體技術與感官經驗 ——「聽覺文化與跨文化現代性：中國文學與文化」研討會記錄
文｜劉一豪
踏入二十一世紀，西方學術界在「視覺轉向」之後，迎來了「聲學轉向」，聲音研究在多個學術學科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正如《牛津聲音研究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nd Studies）所形容，聲音研究是「一門跨學科領域，研究音樂、聲音、噪音和寂靜的物質生產與消費，以及它們在歷史和不同社會中的變化」，並涉及「聲學生態學、聲音和聲景設計、感官人類學、日常生活史、環境史、文化地理學、城市研究、聽覺文化、藝術研究、音樂學、民族音樂學、文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研究」等多個不同範疇的面向。在過去二十年，不少學者加入了「聲學轉向」的行列，惟跨學科的聲音研究仍亟待從跨文化和全球化視角繼續推進。而在華文文學和文化的脈絡中思考聲音的重要性，探索聲音景觀、聽覺經驗、現代媒介與聽覺現代性等課題，或可為當下的聲音研究注入新活力。
為促進華文地區在聲音研究上的討論和交流，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於2024年6月22日主辦了「聽覺文化與跨文化現代性：中國文學與文化研討會」。是次會議乃香港首個以「聽覺現代性」為主題之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上海、台灣、香港的十餘位人文學者及藝術家參與。會議由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陳鴻圖博士致開幕詞，他由漢字「聰」的字形結構為引子，強調「耳」（聆聽）和人類知識習得的密切連繫。
會議由主題演講及三場研討會組成，由1907年的青年魯迅發端，圍繞「自然與城市的聲音景觀」、「華語世界的聲音記憶與電影空間」、「視聽感官經驗與技術化聲音」三個子題而展開，藉此探討聽覺現代性在現當代華文文學和文化中的生成和變遷。
黃子平教授：聲的偏至——魯迅旅日時期的「聲的政治學」
1927年，魯迅曾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發表過兩場演講，題目〈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都恰恰與「聲音」有關。而事實上，魯迅早在留日時期，已在長篇的文言論文中，把「聲音」和人的主體「心性」連繫起來。在是次會議的主題演講中，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黃子平以1907年作為早期魯迅的轉捩點，透過重訪〈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文化偏至論〉等作品，勾勒出貫串其中的一系列「聲」的主題或意象，包括「新聲」、「心聲」、「雄聲」、「惡聲」等。黃教授提出，「心聲」作為魯迅留日時期「立人」方案的基點，構成了早期魯迅之主體性思想中的「聲的政治學」或「聲的倫理學」。「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也。」魯迅在二十世紀初所發出的「聲」的感慨，恰又與他廿年後的〈野草．題辭〉遙相呼應。「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破與立，誠與偽，當為魯迅留給後世的重要「心聲」。
自然與城市的聲音景觀
聲音景觀（Soundscape）是聲音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會議的第一場，臺北教育大學、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高鈺昌博士首先以「諦聽聲／生態系：吳明益長篇小說中的自然聲音景觀建構」為題報告。高鈺昌博士將吳明益《睡眠的航綫》、《複眼人》、《單車失竊記》、《海風酒店》四本長篇小說視作四篇哀鳴的協奏曲，詳細闡釋了作家如何藉著建構、挪用各種自然聲音的元素，在小說中完成人類、動物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倫理對話。
有別於自然聲景書寫，都市聲景書寫大多展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繁華和喧囂。香港恒生大學鄒芷茵博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香港冷戰時代小報《小說報》為討論對象，通過分析不同作品對音樂會、舞廳、戲棚、酒樓、家居等都市空間的聲景書寫，緊扣「誰在音樂中思考」、「公共與私人」等關鍵問題，探討冷戰言情故事中都市文化的聽覺展現。
近年有關聽覺文化的研究，讓學界重新關注現代作家筆下各種現代媒介的技術化聲音，乃至於革命敘事中聽覺對形塑革命主體、激發身分認同與民族共同體想象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學鄺可怡教授參考法國歷史學家科爾班（Alain Corbin）有關沉默歷史的建構，認為應將沉默納入聲學範疇，並將之視為具備社會與文化意涵的表達形式。通過細讀馬爾羅（André Malraux）《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巴金《滅亡》等作品，鄺可怡教授重點考察了作家如何以沉默為主導，重構「都市—革命」敘事之中的聲音景觀，從而揭示「沉默的政治」在文學中的重要意義。
音樂對文學創作的啟發，乃至於兩者的融合共生，歷來是不少研究者嘗試釐清的問題。香港恒生大學郭詩詠博士以沈從文《湘行散記》為核心，通過考察其中的聲響形式，重估這部散文集在沈從文1934年「音樂轉向」的重要性。郭詩詠博士認為，回顧沈從文有關音樂和創作關係的自述，並梳理他對「和聲」概念的理解，再行對照《湘行書簡》的私密書寫，當有助從形式角度具體分析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中所展現的「音樂中的複合過程」。
華語世界的聲音記憶與電影空間
留聲機、無線電、電話和有聲電影，這些劃時代的發明徹底改變了人類的聽覺經驗。現代聽覺媒體和音響技術的發展，使過往稍瞬即逝的聲音變得可供保存、傳送和重構。在會議的第二場，「WAVINCITY—香港城市聲音記錄計劃」主創人王梓健先生，分享了他如何創建網上「聲音圖書館」與「聲音地圖」，以保存香港各區真實的環境聲音。王梓健先生從地點選擇到器材準備，仔細說明了蒐集聲音樣本和進行環境錄音的細節；亦以《聲響憶城》、《嘴角聲景．道聽．圖說》的創作過程為例子，從藝術創作實踐的角度講解將無形的環境聲音轉變為有形的聲音藝術裝置的過程。
復旦大學康凌博士的報告關注於建築聲學與社會主義中國的電影空間，詳細考察了中國戰後重建電影工業、行業刊物《電影技術》、立體聲及混響技術的發展等。康凌博士認為，新的聲學技術裝置的部署不僅在根本上重構了影院的物質空間，更對觀衆的觀影形態以及電影現實主義話語帶來了衝擊。電影空間裡的觀眾在新的立體聲技術中被形塑，成為固定、沉默和單子化的個體，恰恰與電影文本所致力詢喚的革命主體與集體的典型想像產生了弔詭的對照。
除了電影院的音響播放技術，電影中的歌曲和聲音設計同樣值得研究者思考。香港都會大學羅展鳳博士聚焦於關錦鵬《地下情》、《人在紐約》、《愈快樂愈墮落》、《藍宇》等電影作品，並特別留心到電影角色所唱出的歌曲。透過分析電影當中各個異鄉客的歌聲，羅展鳳博士拆解出導演在電影裡如何以歌曲解放人物的內心世界，編織出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眾聲喧譁」（heteroglossia）語境，以納入許多或顯或隱的，以邊緣狀態寄居於歌曲歌詞中的内在訊息。
香港恒生大學馮啟陽博士以「人工的自然景觀——從聲音思考楊德昌電影中的現代性」為題，透過電影《青梅竹馬》和《一一》，討論了楊氏電影中的收音和配音表現。馮啟陽博士認為，聲音需要「讀」，就像圖像需要「聽」一樣。楊德昌電影當中的聲景好像一場又一場的獨白，每句說話都是千錘百煉，有所指涉。他指出，電影是聲音與影像並置、對比或合成的場所。而楊德昌電影的聲音並不推動影像前進，它並非幫助揭示故事中下一個動作的線索或信號，又或對現實的直接記錄，而是對現代臺北中人的異化的評論和人際關係的複雜意義的探究。
視聽感官經驗與技術化聲音
從現場演繹的戲劇，到拍攝後剪接加工的電影，媒介的轉換使表現形式有了重大變化，不少創作者因而思考如何借助新興的視聽媒介，重新演繹傳統的舊體作品。研討會第三場有兩位學者以戲曲改編電影為研究對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向高舉「科學」，反映「人生」，鬼魅被視為迷信封建，頹廢想像，香港浸會大學吳國坤博士卻有意將《蝶影紅梨記》和《再世紅梅記》的「借屍還魂」視為「重生」，並分析唐滌生粵語戲曲電影改編中的一系列西方文本「重像」。吳國坤博士就「借屍還魂」發揮了歷史性思考和寓意式的解讀，嘗試分析在挪用元明古典戲曲創製現代粵劇電影的過程中，唐滌生如何參照西方戲劇和電影藝術，結合粵語流行文化來「重現」古典戲曲的藝術世界。
香港中文大學張歷君博士的報告從齊林斯基提出的「媒介考古學」入手，透過「深層時間」和「現代性」這兩個概念，追踪由田漢和安娥所引發的對戲曲《追魚記》的跨媒介改變歷程，從而展示由戲曲表演、電影、唱機、連環畫、動畫和電視等衆多新舊視聽技術裝置相互交曡而成的「變體地層」，如何啟發我們重新思考傳統戲曲和現代電影技術的「親緣關係」。
從另一方面來說，技術化的現代聽覺媒介所帶來的嶄新聽覺經驗，反過來亦為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啟發，促使作家重新思考「聲音」於其作品中的再現和配置方式。香港科技大學博士陳抒關注早期劉以鬯的戰時廣播經驗和文學寫作。透過回顧1940年代劉以鬯在戰時重慶擔任《掃蕩報》廣播新聞記錄員等經歷，陳抒博士提出，劉以鬯的「廣播情緣」使作家需要主動地、有意識地學習聆聽，並將其演變成一種職業素養；文學是他理解、記錄這「聽覺經驗」，也是創造「聲音事件」的媒介。劉以鬯在戰時工作中形成的專注聆聽習慣，培養了他對聲音環境的敏銳感知和對聲音源頭的追溯慾望。
香港恒生大學楊彩杰博士的報告則以潘惠森的《從八十號K開始》、《螞蟻上樹》、《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等戲劇作品為例，通過劇場聲音的界定與戲劇文本的聲音、當代劇場的聽覺轉向、潘惠森戲劇中的聲音意象三個方面，分析了潘惠森如何在戲劇文學中構造「聲音的意象」。楊彩杰博士亦引申探討戲劇文本中，聲音意象為何不僅是一種音響效果，又如可成為劇中至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視覺轉向」到「聲學轉向」，貫穿其中的是現代媒體技術、感官經驗與藝術創作的多重關係。是次研討會在華文文學和文化的脈絡中，探討了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一世紀初與聲音和聽覺文化相關的不同個案，涵蓋文學、電影、流行歌等範疇。在尚未完成的二十一世紀，新的技術又將為人類帶來什麼新的感覺經驗，又將為藝術帶來什麼轉變？且讓我們張開耳朵，靜聽新聲。
（紀錄：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劉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