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會不會我們都活在被修正幸福一點的大洋國？評漫畫版《1984》

撰文｜李家沂（交通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1948、1984、後1984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反烏托邦經典《1984》出版已超過70年，關於這部小說，有很多故事可以說。譬如1984是把1948最後兩個數字倒轉而來，1948正是小說寫就的年份。譬如歐威爾1941至43年間曾任職於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這段經驗深深影響小說裡描述的「真理部」——這個部門負責的意識形態宣傳、文字修繕竄改、與官方審查制度，大抵和BBC做的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

又譬如關於極權主義帶來的恐懼與暴力，深受歐威爾1936年參加西班牙內戰（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的親身體驗所影響。歐威爾也因為投身西班牙內戰，受到英國情報部的密切監控，這段經歷結合了告密、間諜、思想監控，以及對國家（或政權）的忠誠檢驗，自然成為小說裡的重要主題，甚至被認為預示了小說出版數年後，英國爆發的劍橋間諜醜聞案。

其他還有像是歐威爾在蘇格蘭的一座小島（Jura）寫《1984》，當時他因肺結核纏身，健康狀況極差，小說也強烈反映出這種孤絕隔離與壓抑沉鬱的氛圍。

圍繞《1984》的故事固然很多，《1984》本身的故事倒是單純。也因為單純，所以力量很強，讀了以後就像被一記正拳打中，讓人眼前一黑，很久都爬不起來。

《1984》說的就是一則警示，要人民（不論是現在或以後）要小心極權主義，因為這個實在是權力者或權力集團的夢想制度，永遠都隨時準備好現身。回頭來看1948年，這種對極權主義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當時與所謂自由民主政權相對立的，就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前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等政權。

當時極權主義已經赤裸裸發生，而且力量不容小覷。身為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歐威爾自然深感憂慮，藉由小說揭示：權力集團為鞏固權力可以走到多遠，可以犧牲人民與人性到什麼程度。以此對當下與未來的人民，傳達一則深切的警訊。

而2023年的讀者，從1948年來看正是屬於「未來」的人民，因此我們難免會問：這則警訊今日是否依然成立？是否依然深切？

➤「電幕」在頭上，也在手上

《1984》裡有許多象徵值得玩味深思，譬如語言與思想、性與歡愉，或者老鼠與恐懼的關係，都在極權主義的光照下，看到權力控制如何精闢的洞悉人性，以及人在精神與肉體上，必然呈現的雙重脆弱性。不過其中最明顯且無所不在、最能代表極權主義精髓的，大概非「電幕」（telescreen）莫屬。這個可以侵入人民公私領域，進行全時監控的器物，在1948年創作當時，可說是對可能發生的極權未來，所能想像出最可怕的電子設備。

極權社會和電幕設置，可謂表裡相隨。2023年的讀者，甚至更確實的說，2023年的倫敦讀者，應該可以鬆一口氣，還好現在不是生活在極權社會，沒有電幕在全時監控。警訊或許真的有用，沒有讓2023變成1984。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從最新的英國官方以及民間資訊自由團體的統計數據來看，倫敦目前大約有超過94萬部的監視攝影機（CCTV）在全時運作。一個倫敦市民每天大約會被拍到70多次，在一些熱點區，每人每天甚至會被拍到上百次。

倫敦的監視攝影機密度排名全球第四，平均每平方公里900多部，依倫敦市民總數來看，大概平均每10人就有一部。附帶一提，這個排名的前兩名都在印度，中國北京排在第十。中國城市攝影機密度最高的，是排在倫敦之前的哈爾濱，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數量只比倫敦多一點。

或許CCTV不是電幕，或許電幕其實比CCTV更厲害，不過就目前來看，或許CCTV也正一步步，朝電幕的標準規格邁進也說不定。1948年的歐威爾，如果走在今天滿街都是CCTV的倫敦（或者北京），恐怕會以為自己被溫斯頓附身，不知今夕何夕。

當然，我們會大聲抗議，CCTV的數量暴增又不代表極權社會的出現；有了CCTV，社會、國家與人身安全才能受到更全面的保障，才能有真正安全的生活。其實也是如此，根據英國官方統計，由政府官方設置的攝影機，只佔倫敦CCTV數量不到4%，其他都是企業和人民自行設置。這幾年數量暴增超過200%，除了器材費用越來越低，設置程序越來越方便，也是因為架設CCTV不需要申請，沒有什麼法律規定，人民有需要就可以自行架設。畢竟倫敦也是恐攻的首選目標之一，安全自然比什麼都來得重要。CCTV可以說是國土安全的基本防線。

即使這樣的說法有些根據，不過歐威爾或許不見得會這樣子看。畢竟這個監控攝影機的數量也未免太多了，畢竟歐威爾親身看過太多。為了所謂國家大義或者國土安全，為了鞏固政權安定，權力集團什麼理由都想得出來，最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現在的倫敦，可能會讓歐威爾深感困惑的，正是那個不到4%的監控攝影機數量。溫斯頓的倫敦，是由國家機器無視人民意志，以壓制性暴力，到處設立電幕，以全時全面監控人民。

現在的倫敦，是人民以自己的意志，幾乎成了全民運動，心甘情願的到處設置CCTV。沒有國家機器的壓制性暴力，人民自動自發的把自己交付監控，和政權同心協力打造全民監控的社會。歐威爾怎麼能不心生困惑？怎麼能不欽佩2023年的CCTV比1984的電幕還厲害？1984年極權社會下的倫敦到了2023年，歐威爾大概不知道該用什麼名字，來稱呼或定義這個社會。

沒有了極權，卻有這麼多人民歡欣設置的CCTV。如果CCTV成為2023年的權力控管象徵，這個社會應該叫什麼名字？

➤以安全之名奴役自由

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而且深感憂心。對他而言，當代世界的政權運作，已經不像1948年那時候，有敵我、東西、民主與極權的陣營對抗之分，也沒有那個年代的意識形態的價值之爭。今日已經進入到「無區別場域」（zone of indistnction），不論是自由民主主義還是極權主義，在政治管理以及形塑人民政治生活上，都是一樣的。

它們都是透過不斷正常化「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並藉由生命政治（biopolitics）管理，不只管人民的社會實踐與生活，還要管人民的命，要管到人民的生與死。而且，人民還會心甘情願交付自己，接受國家機器的監控與管理。

因此這樣的社會要叫什麼名字？歐威爾這時候就會恍然大悟，這不正是《1984》裡的雙重思想（doublethink）？「自由即奴役」，所以叫這個社會是民主還是極權，都無所謂，因為民主即極權。

被迫奴役與被迫監控，還有抗爭的餘地，還能投射自由作為想望。甘願被管與被監控，這個即是自由，因為是人民自動自發所為。自由即是奴役，奴役也是自由的展現。如同小說裡的新語字典大師所言，自由這個詞不存在，也就沒有所謂的奴役。對阿岡本來說，民主不存在，也就沒有所謂的極權，因為兩者的權力運作邏輯，與管理人民的手段如出一轍。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Covid-19疫情期間發表過一篇文章，談到這個疫情的例外狀態。正如同恐怖攻擊，他擔心國家機器必然會為了防疫、防恐攻，藉此發展出更高明的科技監控手段。不論是為了國家安全，還是為了人民健康，人民只能在「要命還是要隱私」的唯二選項裡選擇，而人民必然只會心甘情願的交付個人的一切給國家機器。

如果是CCTV，交付的是個人社會生活的隱私，而疫情更甚一籌，會把更為私人的生物特徵交付出去。在當今科技環境下，一旦交付出去，國家機器必然將這些個人從裡到外的資訊全面蒐集，並予以大數據化，結合AI強大的演算法與模型學習，發展出更精密的客製化人民管理手段。

根據哈拉瑞對人類歷史的觀察，國家或政權一旦藉著例外狀態，掌控龐大的權力資源，即使例外狀態結束，國家機器也不會就此放手，只會將其正常化，繼續進行更隱微、更高明、更不容易被發現，但也更具侵入性的監控管理。絕不可能回到例外狀態之前（生物數據建了就不可能刪，只會越建越大，CCTV設了就不可能拆，只會越裝越多），這是權力運作的歷史鐵則。

因此，今日的社會不僅「自由即奴役」，「民主即極權」，也是「隱私即公開」，「隱私即監控」的社會。今日的社會，可以說是1984社會的進化版。如同法國思想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我們從1984那種「壓制性國家機器」（RSA -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的剛性暴力走出來，走進的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 -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的柔性統治社會，心甘情願接受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召喚，才能感覺自己活得像個人，像個有用的社會人，像個愛國的國民，並且為了活著，什麼都可以交給國家機器監管，不論是隱私還是命。

我們都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順民」（docile subjects），我們都是——歐威爾應該會這麼說——都是「後溫斯頓人」，是溫斯頓從101室走出來的新生人類，打從心底心甘情願接受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並以此為榮。所以我們絕對可以驕傲的說，我們的社會如果要有一個名字，必然是，也只能是，「後1984」的社會。

➤老大哥的圖像與色彩

漫畫版的《1984》，在許多方面比不上小說。這是應該的，因為媒介的載體不同，小說的許多細節與微言大義，很難在漫畫的空間與篇幅限制下全面重現。不過漫畫也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漫畫自有其優勢，因此在許多方面，漫畫版比小說精彩許多。

譬如色彩的運用，漫畫版《1984》沒有美漫的鮮豔浮誇，全書以黃、紅、藍、黑構成，真理部與勝利大樓部分以黃黑為主，普佬（Prole，意指無產階級Proletariat）區則以紅黑呈現，溫斯頓被捕後的監禁與改造以藍黑為調，溫斯頓重生回歸社會以後則以黃紅表現。

如果說黑色代表權威、未知、與恐懼，全書以黑色為底貫穿，貼切表現出老大哥（Big Brother）建立在未知恐懼的權力象徵。黃色的太陽般溫暖，卻用在真理部與勝利大樓，配合黑色基底，以及官僚的無表情臉龐，帶出浮空般虛假的安心與溫暖。普佬區的紅色在黑色襯托下，呈現危險的生命力流動，和情慾的萎縮與漫射。

溫斯頓被捕後的藍黑色調，除了帶出透過刑求不斷遠離自我的距離感，以及壓抑沉鬱的無望基調，最後溫斯頓被徹底擊潰的畫面，藍色終於消失，只剩全面的黑色，充滿沉痛的象徵。重生以後的溫斯頓回歸社會，時值秋日，以亮黃與迴異於普佬區暗紅的鮮紅為主，幾乎沒有黑色。楓葉火紅，生命力如血般旺盛，再遇茱莉亞，她臉上的傷痕火紅如楓，兩人雖然回不到從前，但在亮黃天空下，似乎都找到了真正的太陽與溫暖，不再有暗紅帶來的危險與壓抑。

漫畫最後的構圖，黑色回歸，溫斯頓展翅起飛，在紅黑交織下，飛向老大哥巨大凝望的眼眸。這一幕，如何讓人不為之屏息！因為這就是我們「後1984」的身影，就是我們這些「後溫斯頓人」展翅的姿態。

這樣的色彩與構圖，以及其中豐富的象徵，是小說永遠無法再現的。這種時候，我們不得不感謝還好有藝術的存在，不論是小說的文字還是漫畫的圖像，只要願意去讀，都給了我們跳脫「無知即知識」這個迴圈的可能性。

➤致謝：讓1984持續前進

最後我想對出版社和譯者表達敬意，讓一本優秀，但讀完會讓人很憂鬱的漫畫問世。我個人也會閱讀尖端出版的輕文學、輕小說、和日漫，但從未預期會讀到歐洲漫畫，並且改編自《1984》這本嚴格來說很難討好當今市場的文學作品。希望尖端出版社未來能帶來更多，這類存心跟讀者過不去的精彩漫畫。

譯者尉遲秀先生是這本漫畫問世的重要功臣。歐美漫畫與日漫最大的不同，除了用色習慣，大概就屬文字量極大。特別是改編自《1984》這本字數本來就不少的小說，可以想見漫畫的文字必然有一定份量，也必須用心處理，才能與小說相頡頏。

尉遲秀先生的譯筆極為流暢，讓整體文風與角色語氣，貼切呈現壓抑中蠢蠢欲動的能量，能量爆發後的潰散，以及潰散之後的冷冽。可以說與漫畫的構圖與色彩相呼應，讀來無違和之感，而有一體之美。身為讀者，能讀到好的翻譯，是一種幸福。●（原文於2023-05-03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1984【喬治歐威爾120歲誕辰紀念 × 法國國際漫畫大獎得獎作品

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繪者：薩維耶・科斯特（Xavier Coste）
譯者：尉遲秀
出版：尖端出版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喬治・歐威爾

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說家，由於在緬甸駐紮的五年期間目睹共產政權對人民的影響，使其創作以精要且諷刺的社會批評為特點。被英國知名評論家封為「歐洲永恆的良心」，並被《泰晤士報》封為「1945年以來50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第二名。

1903年出生於印度，在學期間經常投稿到許多大學雜誌。1922年至1927年在緬甸擔任印度帝國警察，獲得啟發寫出第一本小說《緬甸歲月》（1934年出版）；曾任《論壇報》的文學編輯，並為《觀察家》撰稿。

1945年出版獨樹一格的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莊》，並於1949年出版被譽為「反烏托邦小說三部代表作之一」的經典作品《1984》，探討過分伸張的權力、極權主義、政府監控與壓抑性政治的風險。該書之概念與用詞自出版以來被普遍使用於各類藝文創作，並被《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繪者簡介：薩維耶・科斯特

是漫畫家也是插畫家。在取得平面藝術學位後出版的第一部繪本作品《埃貢・席勒的生與死》（Egon Schiele–Vivre et mourir，Casterman出版社）就備受矚目，接下來的幾本繪本都在巴黎出版，包含《迷境漂流》（À la dérive）、《詩人韓波：討人厭的傢伙》（Rimbaud : l'indésirable）、《「艾非爾鐵塔」的A》（A comme Eiffel），以及改編自亨利・鮑思高（Henri Bosco）《惡水上的孩子》（L'Enfant et la rivière）的漫畫作品（Sarbacane出版社）。

在2021年將喬治・歐威爾的《1984》改編為漫畫，於次年獲得「法雅客書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漫畫獎」（Prix BD Fnac France Inter）。他的第三部漫畫作品為《獅子頭人》（L'Homme à la tête de lion）。他同時也固定為新聞媒體和出版社提供插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