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發表《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
各位好，數個月前我曾經在matters發表過關於社會企業的討論，當時提到還在作業中的新書現在已經出版了。附上書籍資料，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參考。
《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
作者：徐沛然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11/27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60元
★ 2018/11/27（二） 網路書店開放訂購
★ 2017/11/30（五） 全台書店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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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社企已然成為全民運動：教授帶大學生解決社區問題，想像著大學生的創意可以創業；企業的一日志工讓在辦公室吹冷氣的上班族到偏遠地區體驗底層文化；社福組織推動社企，想像有一天可以賺錢回饋做服務。不是參與者沒反省，而是利之所趨，讓人不願戳搓破這個美夢，因社企是產官學利益分配的新風潮。沛然帶頭喊出國王沒穿衣服的事實，令人好奇，國王是否會因此面對產業升級的困境、青年就業的瓶頸、社會安全網的破洞與福利保障的缺位？
──王增勇
對關心社會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除了讓社會企業的圖像更清晰，更重要的是跳脫常見框架的爭論，得以深潛觀看制度安排的內涵；對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者來說，可以比對自身解決方案的設計，進行更多思辨對話；那怕是本書批判對象的支持者，或可以從對立面的思想有所領會。
───余孟勳
這是一本來得及時的書。在「社會企業」成為當紅名詞以及流行解方的當下，作者透過國內外社企實踐經驗來提醒我們：無心碰觸社會實質的矛盾，同時又缺乏民主參與機制的社會企業，其凸顯出的問題，恐怕遠比解決的還要多。想要認識或投身社會公益事業，這是一本既標明了沿途美麗風景、同時也清楚定位路上荊棘的絕佳指南。
───邱毓斌
本書所探討的「社會企業」的個案，及其所分析的各種弊病，應該讓我們好好檢視，這會不會是深思辯論大問題找不到出路時，一種偷懶的習慣性思考？這些個案往往花更多時間精力在募資行銷與形象打造，而更少在探究服務對象的需求、讓服務對象能夠發聲參與。如果換到選舉政治的場域，人們或許就容易辨識出某種風格的政黨或候選人是來騙票的，跟以前那些差別不大。但是，把自己擺在企業與市場中，這些風格反倒顯得清新了。
──陳信行
「社會企業」這幾個字，就像過往的樂活、有機、國民幸福指數一樣，陷入望文生義但概念模糊不清的窘境，鮮少從本質被思考、被質疑，徐沛然從批判的觀點來分析社會企業，無疑是勇敢的。如果我們能夠因此意識到，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也不等於「解決社會問題」，且我們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真正需要的能力、使用的邏輯以及必須具備的態度，必須重新思考；那麼，或許對於正在找路的夢想家，這本書就能成為一記難能可貴的當頭棒喝。
──褚士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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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前言〉
自二○○七年，臺灣的出版社翻譯了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著《窮人的銀行家》一書之後，微型貸款的概念首次正式地被介紹給臺灣社會。尤努斯以其在一九七○年代所創辦「窮人的銀行」獲獎。他看到孟加拉的窮人因缺乏資金改善生活與生產工具，同時深陷傳統高利貸的利息迴圈中無法脫貧。而傳統銀行業者因不信任窮人的還款能力，將窮人拒於門外，不願意貸款給窮人。但尤努斯認為，很多時候只需要一點點的資金，窮人就有可能因此獲得翻轉的機會。微型貸款巧妙地將銀行放款和扶貧工作連接起來，讓人理解到，即便是營利性的金融工具，也能發揮其正面效應。
二○一○年，臺灣的大智文創獲得授權，開始在臺灣發行臺灣版的《大誌》（Big Issue）雜誌。《大誌》起源於一九九一年的英國，街友透過販賣這本雜誌賺取收入，進而改善生活。讓購買雜誌的商業行為，也能同時幫助街友。英國《大誌》目前每週發行量已到達近八萬三千份，英國《大誌》在其網站上宣稱，商業手段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這種街頭報紙的扶貧模式，已經散布到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
二○○六年，年輕企業家布雷克‧麥考斯基（Blake Mycoskie），因看到阿根廷的小朋友沒有鞋子可穿，於是創辦了TOMS Shoes公司，以「賣一捐一」（One for One）的商業模式，幫助第三世界的小朋友。「TOM」 三個字母取自單字「Tomorrow」，TOMS Shoes意思是明日之鞋（Tomorrow’s Shoes），TOMS Shoes承諾每售出一雙鞋子，就會捐贈一雙鞋給全球需要的小孩。根據其官網資料顯示，至目前為止，TOMS Shoes已經捐出了六千萬雙鞋到超過七十個國家給需要的兒童。這些都是社會企業的經典案例。
社會企業這個在全球日漸受到矚目的名詞，在臺灣也越來越受重視。近幾年在產官學界的通力合作下，臺灣的社會企業領域日益蓬勃發展。行政院更於二○一四年公布「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三年內投入新臺幣一億六千多萬元以培育臺灣的社會企業。而在前述方案結束後，行政院又核定了後續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整合更多部會共同推動，預計於二○一八年至二○二二年的五年期間，投入新臺台幣八十八億元以鼓勵和發展社會創新。此外，越來越多的團體或個人，透過提供服務或開發產品，嘗試這類「以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業途徑。也有越來越多的公益創投、社企推廣團隊興起，以「邊賺錢邊做好事」這類願景，鼓勵人們積極開創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推廣者，往往批評傳統慈善團體「依賴補助和捐款」，因此「不夠獨立」，而一般的企業，「缺乏使命感」、「只顧營利」。他們強調社會企業秉持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以及經濟責任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並發揮創造力，開發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營利模式，創造共榮。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社會企業真的如此美好嗎？「營利」和「解決問題」，當真能順利結合？這帖藥方毫無任何副作用？
確實，社會企業不是什麼烏托邦，獲利的壓力仍在，其產品或服務仍然需要在市場上競爭，以求生存。因此，一般企業或民間團體會發生的問題，從苛扣勞工待遇，到製造汙染，甚至惡意詐欺，在社會企業領域中都曾經發生過。也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少數個案，不應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也有人會說，如果社企的產品和服務產生正面效應多過於負面影響，那仍舊值得肯定。這似乎是個務實的說法，然而，誰來評估？怎麼評估？
就像是企業有好有壞，如果僅停留於探討個案，那麼只會得到好企業應該肯定，壞企業應該譴責的泛泛說法。我們除了談個案之外，更應該要對各種問題狀況，提供更高層次的分析。本書的企圖，就是透過各種案例探討社會企業此一概念，並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恰當地評估社會企業的整體效應，以及社會企業此一路徑指向怎樣的一種未來。
※ 社會企業的新自由主義起源
當前我們所談的社會企業，起源於一九七○年代末期，由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總統雷根所發起的新自由主義，或稱新保守主義的政策變革。在當時，社會福利預算遭到大幅度刪減，慈善團體失去從政府部門而來的補助，因而試圖販賣服務與商品開闢組織財源，以求存續。九十年代初期，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注意到這個現象，高度肯定民間團體的「企業家精神」，並稱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此為當前社會企業詞彙正式出現的濫觴。
原本是慈善團體被迫從事的營利行為，在社會企業的詮釋架構中，獲得了全新且正面、積極的意義。上個世紀八○、九○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致力於將公共領域私有化、市場化，那時候他們的說法是：「讓市場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如今社企的推廣者們標榜：「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這兩段陳述有著極其相似的邏輯，這不是巧合，而是新自由主義的延伸及變形。其目的都在於擴大市場的力量，並說服大眾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途徑。這就是社會企業崛起的歷史背景，以及其意識型態基礎。在本書中，我們將從實際案例出發，探討社會企業概念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 從傳統慈善到社會企業
傳統慈善事業的作法是，透過募捐，政府補助款或是一定比例的營業收入獲得一筆資金，再將這筆資金投入其慈善項目當中。社會企業則試圖顛覆此作法，它們將營利手法與社會目的相結合，因此宣稱，只要購買其服務或產品，透過購買本身，就可以達到其社會目的。例如購買《大誌》，就等於幫助街友，購買TOMS Shoes，需要的兒童就有鞋子穿。看似有道理，但如果依照此一邏輯，我們似乎也能主張，因為運動品牌愛迪達（Adidas）的球衣是在柬埔寨工廠中由女工所製作，所以我們購買愛迪達球衣，就是在幫助柬埔寨貧窮的女工嗎？既然如此，愛迪達能夠算是社會企業嗎？
這樣的說法片面解讀並扭曲了經濟行為的社會面向。我將在本書中拆解這看似弔詭的陳述，並探討社會企業的「社會」是什麼？「企業」又是指什麼？透過分析經濟行為中的社會性，以釐清此一爭議。
※ 金字塔底層商機與創造性資本主義
社會企業家們不僅僅關注自身社會的問題，他們也經常將目光放在相對貧窮、低度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各種國際援助、慈善事業湧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不僅成效有限，也造成了許多國家依賴援助的負面效應。二○○四年，密西根大學羅斯商學院教授普拉哈（C. K. Prahalad），出版了《金字塔底層大商機》（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一書，迅速造成轟動。他主張，全球數十億的貧窮人口，雖然個別消費力低落，但加總起來的金額依舊龐大。企業應該將金字塔底層的民眾視為消費者，透過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不僅能開發新商機，還可以幫助他們脫離貧窮。普拉哈的想法，讓發展中國家民眾從需要被幫助的窮人，搖身一變成為極具開發潛力的商機與消費者。這樣的概念翻轉，引發眾多的迴響與討論。
二○○八年，在瑞士達沃斯（Davos）所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世界鉅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這麼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要設計出一種新制度，提供包括獲利和表揚的市場誘因，以驅動改變。我把這種新制度稱為『創造性資本主義』」。事實上，比爾‧蓋茲所提的「創造性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更早期就有「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pic capitalism）的類似說法。其共通點都在於，承認資本主義產生一些問題，但也看到資本主義創造的巨大進步與財富。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改造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為良善的目的而運作。
儘管這兩人著重的重點有差異，但這類的想法，其實就是「商業力量拯救世界」的不同版本。這中間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概念。除此之外我們也會討論一些案例，進一步來檢驗這類說法的可信程度。究竟發展中國家的民眾能否因為「商機開發」而改善生活？
※ 商品化、消費、解決問題？
當社會問題被轉化為可販售的商品或服務時，中間得經過「商品化」的過程。在商品化過程中，「問題的解決」經常被巧妙地替換成「需求的滿足」。事實上，滿足需求本來就是市場的作用。舉例而言，在非洲某些地區因為缺乏乾淨的飲用水，所以有人成立社會企業，在當地販賣環保材質的、便宜的淨水器，讓人們可以將地下水、雨水或是池塘裡的水快速過濾後使用，聽起來不賴。淨水器確實滿足了當地民眾需要乾淨水的「需求」。然而，問題的根本難道不在於當地需要有乾淨的公共用水嗎？
此外，既然社會企業主張購買本身就完成了社會目的，那麼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就是更多的購買，更多的消費嗎？在前述的例子當中，買更多的淨水器，只是滿足更多的「需求」，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當商機建立於社會問題的存在之上，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有時也代表要消滅這個商機。淨水器得以持續銷售的前提在於當地一直缺乏乾淨的公共用水。那麼如果今天社區民眾，或是政府打算要建立公共的給水系統時，這間社會企業會怎麼做？又或者，淨水器滿足了飲水的需求，也許當地社區或政府就不打算設置公共給水系統了，然而這樣真的好嗎？作為一個企業，你希望自己的商機永續，但社會企業的商機永續，是否也代表了問題永續？這是社會企業將社會問題商品化後必然存在的矛盾。
※ 社會企業帶來美好未來？
即便我們退幾步，認為營利或商業手法確實是解決社會問題可能採取的手段之一。但不同的工具有其適用的狀況，我們仍然得先認真地分析自己想處理的社會問題成因，再評估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方案以試圖解決或改善問題。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才會開始考量是否採用營利模式。然而，社會企業的推廣者們往往不探討前述這些嚴肅的問題，也不扎實地分析社會問題的成因，而是醉心於宣傳各種創意十足的社企案例，沉迷於展示社會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廣泛應用。彷彿社會企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不論症狀如何，吃下去都可藥到病除。也讓人不禁懷疑，他們在意的究竟是社會問題，還是在意他們口中那套神奇的商業模式？
資深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及發展研究學者麥可‧愛德華（Michael Edwards）在其二○○九年的一篇名為〈在所謂的「社會經濟」中，「社會」在哪裡？〉的文章中，他提到許多人對於這類的社會企業趨勢，或是由全球巨富推動的慈善資本主義感到憂心。他們擔心：社會行動者被社會企業家取代；集體行動被個別消費取代；政治被專家治理取代；集體互助被個人主義取代；合作被「社會資本市場」的競爭取代；多樣化的工作成果被標準化的「社會投資報酬」取代；公民和公民權利被轉化為客戶或消費者；經濟和政治的權利被定義為擁有更多的選擇。
在這本書中，我將盡力釐清社會企業各種曖昧模糊的概念，並搭配探討實際案例。當然，這些討論跟分析反應了我的立場，我不認為社會企業是值得推廣或追求的一種「問題解決途徑」。商業模式固然可以是收入來源，也可以是推動倡議的工具之一，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帶來一些正面效應。但推廣社會企業做為問題解決手法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麼做往往並不真的解決什麼問題，反而誘使我們偏離了直面各種複雜社會問題的艱困道路，滑向一個更為輕鬆，不需要掙扎與改變，只需要靠善意與消費就可以拯救世界的虛假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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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來西亞：可在大眾、紀伊國屋等有售中文書的書店購買。
2.新加坡：可在大眾、紀伊國屋、友聯等有售中文書的書店購買。
3.香港：香港各書店及香港商務、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田園書屋等均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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