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中的創傷

2010 年我考上博士班，黑手團會還開會提醒：「去讀博土班要說明清楚和其他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反正也只輕描淡寫推說唸書是為了整理經驗，把我們在做的事情更理論化；但實際上，我主要想要解決的是自己的難題，而不是為了運動，但己經一步步選擇愈遠離工作室組織的行動。2009年開始夏林清和鄭村棋借用黑手那卡西的名義舉辦了好幾次的青年營隊，我也只是因為還有個「團長」的名銜，消極地參與。之後，他們更利用這個營隊吸收年輕的學生，組織黑手走唱隊，把年輕人捲入工作室相關團體的組織活動中。2011年舉辦的黑手那卡西十七週年演唱會，夏林清為了解決「團長」不主導樂團事的窘境，政治上決定稱我為「創團團長」，而我在離不了團的情況下，接受了這個安排。樂團愈來愈投入工作室的政治進程裡，而我離工作室政治參選的路徑也愈來愈遠。

2013年5月，賴香伶被工作室推派，詢問我個人對政治參選的看法與意願，她沒告訴我的是，這是關乎當時工作室內部鬥爭之後的選邊站的政治動向調查。我告訴她我不反對有人去選舉，但我個人實在對參選沒有興趣。就在不久之後，鄭村棋邀我到建國南路巷弄內某家高級茶行，說有事要找我談。我去了之後，他介紹了在場的一位出家師父、同時考我對佛法的認識、又要我去找某個厲害中醫說是可以治癒我的紅斑性狼瘡。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跟我談什麼，很不耐煩的請他直講，他便開始詢問我願不願意參選。我直答沒有意願，他劈頭就說：「不敢參選就是沒有政治覺悟！」然後再跟我辯論何以有政治覺悟還能不參選。我並不想和他辯論，只跟他說：「你講的似乎有理，但並不是我的狀態。」我也曾在樂團的會議裡被詢問到參不參選的問題，同樣的也被幾個已經投入民陣的成員質疑「不敢參選就是沒有政治覺悟」，也不只一次聽到心理系參與過民陣活動的年輕學生講出同樣的話，覺得非常反感。

2014年反服貿運動佔領立法院，工作室的政治組織「人民民主陣線」（其實當時工作室已經分裂為人民火大聯盟和人民民主陣線，而我卻渾然不知，或許是不想知道。）也在濟南路上佔據了一個場地，推銷所謂「人民老大」的政治參選路線。3/21，我因為樂團被邀請到青島東路的舞台唱歌聲援，提早到了立法院，晃到民陣據點附近，剛好日日春工作人員鍾君竺正在分享日日春的經驗，並準備唱「幸福」一曲。她看我站在一旁，邀我和她們一起合唱，沒想到唱完之後，她開始向群眾推銷人人參選的政治計畫，我整個人傻了，默默地離開現場。當晚在青島東路舞台上邊演出，莊育麟與姚耀婷便開始從服貿條例通過的不民主談到「普通人的政治權力」，鼓動大家要有政治覺醒，要改變現況，唯有投入人人參選的政治運動裡。我忍住怒火，下了台才嚴正警告他們 ：「黑手那卡西沒有加入民陣，你們不該在樂團表演的時候趁機偷渡民陣的主張。」他們只是辯駁，但沒有承諾不再搞相同的動作。我很生氣地說，如果他們繼續以政黨的樣貌參與在社會運動中，我就會以批判民進黨及其他所有政黨的標準批判他們。直到這麼直接公開反對民陣後，我才真正看到分裂後的組織成員，早就在這樣的場合不相往來，才有人告訴我，前一年的政治動向調查後，組織已經分裂。雖然不覺得太意外，但想到我心繫多年的認同會以這樣的形式瓦解，還是覺得悲傷。更難以接受的是，黑手那卡西在民陣成員的主導下，一步步地變成了民陣的附屬。這件事背離我當年選擇從事社會運動的理想太遠。我們針對民陣與樂團的關係有非常激烈的內部討論，甚至一度決議解散樂團，但民陣成員出爾反爾，持續把黑手帶往民陣主辦的活動裡。最後，在張迪皓、楊友仁的主張與策畫下，我們三人在2016年1月舉辦演唱會，宣布解散黑手那卡西。

下定決心「做自己」、「找回自己」，也是一步步檢視「為何失去自己」的過程。我在書寫此份報告的時候，請當年訪問我的朋友提供訪談逐字稿給我，找到了這麼一段話:

因為我媽媽都會反對我做這個事（從事社會運動）啊，她每次一直問實在是很煩 ，有一次我就跟她說，我以前跟你講說我國中時候發生的事情喔，其實對我來說它影響很大......我當時是一個小小的學生，然後遭受到這個事情，其實我都不敢反抗，因為我知道沒有用，人家的權勢就是比你大......我就是想做這種事情，我對那種權威去壓迫沒有力量的人感到很厭煩 ，所以我就是要做這個事情。（阿立）

(周雅淳, 2001)

這是1999年的記錄，當時我已經專職在工會工作，現在讀起來實在有過份天真的樂觀。為了對抗權威，我進入了一個公認為最權威領導的組織；不喜歡被束縛，總想要自由的我，卻加入了最剛性最沒有彈性的運動組織。2014年吳永毅細描組織生活的《左工二流誌》剛出版時，我很認真地重新檢視工作室曾經的主張，但基本上還抱持著同理組織與同情自己的態度，面對社運圈內對於組織剛性樣貌的訕笑，還會義憤填膺。現在重讀《左工二流誌》，卻讀出自己加入組織的強大動力是想靠這樣剛性、道德訓誡式的組織教條「救贖自己」，透過反擊更大更全面的政治社會權力結構，救贖那個曾被有權力者戕害身心的自己。為了這個動力，我把自己置身於內聚力強大，嚴格規範個人生活，照著集體的安排進行工作發展的組織。但一定程度上，我重演了當年無法言語的自己，自我消失在集體當中。

我並非要全盤否定自己在社會運動中近三十年的參與，但那些無法與外人道的壓迫與傷害，著實扭曲了我的身心。2016年6月8日心理系的說明會裡，我看到民陣成員毫不自省其政黨成員身份介入學院的姿態，以及其後集體對性侵受害者的質疑與發言，讓我下定決心徹底遠離這群曾經的同志。同時也因為這樣巨大的心理衝擊，開始爬梳並直面生命中曾經的創傷：我自以為已經克服的性侵事件，以及長久以來為了社會運動、為了組織而被迫隱忍的自我。

1994年，我的頭皮上掉落了一片頭髮，後來在1997年確診是紅斑性狼瘡—一種現代醫學尚無法指出真正病因，同時也無法治癒的免疫系統失常的疾病。我在治療大約五年之後，放棄了將其治癒甚至控制的想法，試著以維持自己的身體健康替代藥物治療。20多年來，傷口不斷地擴大，反覆發作掉髮。我視這個病症為身心失調的結果，但一直未找到真正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2017年年初，我讀到一個名為EMDR（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的治療法，透過眼動處理創傷症候群。我直覺地認為，頭皮上的症狀，和當年性侵我的老師習慣以尖銳的指甲敲打學生的頭有關。我不想再讓過去的創傷持續停留在我的身心當中，很積極地找到能夠實施這個療法的治療師，進行了數次的治療。過程不多敘述，大致上就是透過回到記憶中的現場，並再附予當年受創的自己新的勇氣與意義，改變創傷事件在記憶中停滯不去的固著性，最終期望讓創傷記憶能與其他事件一樣成為時間流中的一個事件，而不再停留在創傷當時，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在治療過程中，每當憶起當年被性侵的場景，強烈的噁心感便會從下腹湧起，不停地打嗝。治療結束後，我尚在持續觀察頭皮上傷口的變化，但是減敏與歷程更新似乎達成了一定程度的效果，我己經能夠允許自己在心裡想起老師的名字，甚至直接「說」出他的名字，這對我是一個了不起的進展。過去我雖然公開談論、寫文章談自己被性侵的事件，但總是非常小心地不讓老師的名字和長相出現在自己的意識中。他的名字和形像，幾乎就是哈利波特故事裡頭的「佛地魔」，好像只要一不小心說出口來，便會召喚出真實的邪惡。

當然這個心理進展，不一定單純只是EMDR的結果。推動我自動尋求治療的，是一股沒有辦法停下來的改變的動力。如果要問這種動力的起源是什麼，應該可以往前追溯到2007年前後的憂鬱情緒，我暫時將其命名為「遭逢無意識」(C. G. Jung, 劉, & 楊, 1997)（借用榮格的說法），是自無意識層面湧現出來的情緒，徹底打垮我自以為可以精心控制，由各種防衛、誤解或自我說服建構出來的自我認同。引發的主因是參與社運組織中各種外在的事件與我產生的衝突，而非單純由我內在自動浮現。2009年春天的奇妙經驗，則在冥冥之中（不在我所認知的我身上，可能在我之內，或者我之外）指引我逐步擺脫各種執著的認同，進一步追尋更真實的自己。組織的分裂以及伴隨著自己青春成長起來的樂團的崩解，再加上輔心事件引發的情感投射，讓我得以更清晰地思索青少年時期的性侵創傷，如何影響我往後的人生選擇。

行文至此，幾乎完全延續了我在2010年報考博班的專業反思報告所提及的內容。在博班求學階段，因為太痛，我有意地想避開性侵及運動組織這兩個議題。但當追尋自我的旅程己然開展，這些有關自我的陰暗與不堪的歷史根本無從壓制，反而像湧泉般不斷自被封箱的記憶中溢出，我必須正視這些創傷、慌亂與恐懼，接受他們是我真實的人生與心靈歷史的一部份。我相信所有心理學理論都與論者自身的經歷有關，我嘗試著透過論文療癒自我，也對著與我有類似創傷的人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