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密切接触者后

在疫情的三年里，广州大概是一座得到了上帝庇佑的城市：在今年11月之前，这里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爆发，也没有将深圳的核酸常态化照搬过来，大多数时候仍能以市民的利益为依归，「封城」这样的选项几乎不会在府前路的考虑计划上。

不过我很清楚，广州最终会「花光所有运气」，海珠区的多个城中村「爆疫」最终让广州在某种程度上「沦陷」。

但与上海相比，目前为止广州还在勉强维持着应有的体面，至少没有广为传播的「四月之声」，也没有因封城产生大面积的次生灾害。

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此时此刻却只能在深圳看着过去熟悉的街道一一变成高风险地区，内心深处是无比的难受——从海珠区到我的老家从化，再到南亭、员村，曾经的安身之地被红色蓝色的水马包围，看着广州地图上的封锁面积不断扩大，心里也只能干着急。

在已经一个月没回广州后，我开始学着习惯在深圳度过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坐公交车一路到深圳湾看海，或者去电影院支持一下日益躺平的电影行业。

上周日我看了一部港产片，《饭戏攻心》（内地译名为《还是觉得你最好》），这是今年以来我第一次在大银幕看戏——我想如果不是《阿凡达2》宣布下个月会在内地上映，这或许是我今年最后一次进电影院。

但万万没想到，两天后我就被送进离电影院只有两百米外的酒店，进行集中隔离。

事缘公司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发现了一名阳性患者，而去过这家店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作密切接触者，实行“5+3”的漫长隔离。

疫情至今即将进入第四年，但在此之前我对密接、确诊的安排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直到接到疾控中心电话说需要转运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与新冠如此接近——如果说过去三年疫情对我的影响局限于出行不便与公司裁员、冻薪，那这一次可以算作是我和疫情的首次正面交锋。

在隔离期的这段时间里，外面的世界好像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这三年里累积的情绪似乎终于到了需要宣泄的时刻，在不同的场合、时间、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今年春天上海的惨痛经历，随机地在各个地方上演，没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冬天。

我属于比较悲观的人，因为时间似乎从来都没有站在我们这边。也许在若干年后这一切都会得到改变，但让改变发生的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拥有改变的勇气和决心。

一、

之所以成为密切接触者，不得不从那家麦当劳说起。事后南山区卫健委公布的活动轨迹，上周六公司有一名同事去过这家麦当劳，他在第二天确诊后，疾控中心开始排查他出入过的地方，并最终把进出过这家麦当劳认定是高风险场所。

根据活动轨迹和支付记录对比，我发现我比这位同事早到半个小时就离开了，但疾控中心对我这个说法不置可否，只是强调我已经是密切接触者，需要安排隔离。

我接到疾控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周一晚上，那时候尚在公司加班的我还没反应过来，流调人员已经催促我尽快回家，不要再到处乱走。于是我和还在公司的同事开玩笑说，幸亏现在已经取消了次密接的说法，否则我一个密接就能放倒一大片同事。

后来我在网上查之前的政策，在20条优化发布前，次密接的隔离时间从最初的14天缩短到了7天，由最初的集中隔离可以改为居家隔离（但不符合居家条件的还是要酒店隔离）。

至于为什么现在开始取消次密接的判定，原因在于过去的数据统计显示，次密接者阳性检出率仅为3.1/10万，相当于10万个次密接里只有3.1个确诊。

二、

我相信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即使只有如此低的确诊率，我们也不会随意改变原来的政策，这次一下子直接取消次密接的判定，还是因为密接的人数真的太多。

以我这次的密接转运为例，在周二凌晨接到社区的正式通知说会安排隔离开始，到最后被运走相差接近24小时；也有公司同事跟我说，曾经有朋友试过从通知转运到正式隔离相差了整整三天，期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惊恐、愤怒到接受、麻木，最后还可能以幽默的方式来试图化解它——我就是这么做的，与其担心隔离的环境很糟糕，倒不如将这次当作是一次深入了解疫情的机会，对于我这样一个比较容易共情的人来说，至今也无法想象今年春夏上海的艰难，这次终于可以直接代入到他们的经历中，尽管我的隔离时间远远比不上他们，所遭遇的环境也远远没有当时的恶劣。

我被社区告知要运转后就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参考了很多网上的建议后，最后我用一本书、两台笔记本电脑、N套换洗衣服和若干包方便面塞满了行李箱和旅行挎包。我还预计酒店不一定会配备完整的洗漱用品，所以自觉准备了牙刷和毛巾。

因为迟迟没等待社区的转运消息，我只能一直在家里等待疾控安排的转运车辆，期间社区率先在门口贴上封条，并安排了医护做上门核酸。我很担心如果我没能被及时转运，我的其他舍友是否可能因为封条而无法回家，结果社区的工作人员很老实地跟我说：如果疾控安排不了隔离，那就让舍友们直接撕了封条，回家睡觉吧。

三、

原本我一度以为由于密接人数太多，这次隔离之旅并不会很快开始，没想到外卖的晚餐还没抵达，疾控中心的车辆已经在路上。

事前我被告知说，密切接触者转运需要在家穿好防护服才能出门，所以我在接到社区的电话后迅速拉上行李箱并换上防护服——那一刻我开始明白医护人员给我们做核酸的时候有多辛苦，因为除了一层防护服还要戴上N95口罩和防护面罩，整一套装备下来连正常呼吸也很难维持。

穿着这一身装备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已经感受到了外界的惊恐：同层的邻居看到我穿着防护服后吓得立马把孙子带回室内，尽管我一直强调我只是密接；在小区门口等待转运车辆的时候，小区保安让我直接往路边方向站，免得给其他小区居民造成恐慌。

我所搭载的转运车辆是南山区医院安排的负压救护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救护车。我是最后一个上车，车上已经有三个同样因密接而需要转运的人，其中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拿着外卖，想必是大家都以为不会在晚上安排隔离所以才准备吃晚饭。

直觉告诉我，这辆车转运的大概率都是因为去过那家麦当劳，而去那家麦当劳的大概率是公司同事，所以我问他们俩，大家有没有可能是同一家公司的。

两个人心领神会同时说道：你也去过麦当劳？！

负压车行驶了10分钟不到就抵达了隔离酒店，高德地图上显示这家酒店距离南头古城只相隔一条马路，可以说是在南山区的市中心位置，我想社区的工作人员果然没有说谎，通常安排密接隔离的酒店不会离开南山区，最远也不会离开深圳。

入住隔离酒店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要简单很多，有防护人员对我们的行李进行了例行（而随意）的消毒，然后每个密切接触者需要经过酒店安排的特别通道进入各自的房间。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一个指定的黄色垃圾桶和一张红色凳子，前者用于处理需要消毒的垃圾，后者用于放置一日三餐。

四、

在过去这两年的疫情里，周围也有不少朋友、同事曾经入住过隔离酒店，而这个过程就像开盲盒一样，有的人可能被安排到环境很好的酒店，但也有人很不幸只能去板房。

而我的情况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不幸的是酒店已经开业22年，套房还保留着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和设备；幸运的是酒店虽旧，但洗漱用品基本齐全，而且空间比较宽敞，不会让人感觉太压抑。

按照社区的说法，我们这一批密接的隔离期是从19号开始算起，按照当下“5+3”的规定，如果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实际上只需要集中隔离2天就可以回家；但不符合居家隔离的，还需要在新的酒店里再隔离三天，也就是直到27号才能正式恢复自由。

由于是集中隔离酒店，密切接触者不能叫外卖，一日三餐统一经酒店安排配送。最初我看到套房门口的公告上说每天每人的伙食收费100元，但事后社区的工作人员澄清说那是因为酒店还接待从境外回国的隔离人士，对于密接人员是免费提供餐食；而后期的三天酒店隔离，住宿费依然不会收取，密接需要自付餐费，但允许点外卖。

虽然是酒店，但因为是封闭式管理，隔离者基本不能步出房间，所以隔离酒店在事前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排查，他们在每个房间里都准备了一份「必做十件事」的资料，让每个隔离者按资料进行手续，包括申请密接版的核酸码、心理评估、目的地申报等等。

酒店的工作人员在我入住后的第二天来电，提醒我入住后12小时内需要进行健康申报，包括身体和心理疾病，比方说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需要提前向隔离酒店报备；如果心理测试没有达标，也可能不适合安排在酒店隔离。

集中隔离酒店这三天有点乏善可陈，总体来说伙食不算太差，只要准备了足够的娱乐休闲设备，即使在密闭的空间里也可以安然度过，但唯一不能缺少的是与外界的沟通——只有不断地维系与朋友、亲人保持联系，隔离者才不至于觉得自己被世界所孤立。

前面说到不幸中的大幸，另一个不幸是我在入住酒店后的第一天就遭遇了轻微的感冒，在酒店的工作人员询问健康情况时我如实告知，幸运的是对方告诉我可以通过美团购买感冒药，于是我下单了西药和中成药，双管齐下后第二天就好转了。

在集中隔离酒店里，每天晚上都有医护人员安排上门核酸，隔离期的第五天医护还会加码核酸，对密接的手机、枕头乃至厕所等进行采样，美其名为「环境采样」。

我心想，如果密接本身都采不到病毒而环境采样居然出现阳性，岂不是很荒谬么。

但如今在这个世界上，荒谬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吧。

五、

第六天的早上接到酒店客服电话，说这一天可以解除集中隔离，由各个社区安排下一步的去向，社区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我要等待南山区的安排，他们也没有接到新的通知。

我理所当然认为，南山区政府也许没空继续安排我们这群密接人士，甚至幻想过因为人数太多而放我们居家隔离。

但事实证明，这一次转运才是整个隔离之旅最噩梦的开始。

在集中隔离酒店等待了一个白天后，社区通知我们说政府安排了转运车辆把我们载走，但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目的地酒店。这一次离开隔离酒店没有让我们穿防护服，不过还是要戴上N95口罩、防护面罩和医用手套。

这时候我才留意到这家隔离酒店的收费：住宿每天费用350，餐费人均100，算下来如果从海外回国的人，至少得付出2600元的成本，更别说在更早以前，隔离期长达21+7的时候，从国外回来一趟有多难。

办理离开手续也很简单，只需要在承诺书上签字表明自己没有新冠十大症状即可，密接此时会得到一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除告知书」，证明你已经完成集中隔离，接下来可转为居家隔离。但大部分人很难享受到三天的居家隔离，原因在于居家隔离的要求很高——理论上说，除非是独居或者同住人愿意一同居家隔离三天，否则大部分密接还是要转到新的酒店继续隔离。

这次解除集中隔离的有16人，其中包括我在内的11人被转运到车程只有10分钟的另一家酒店——我们下车后才知道这家酒店叫「地平线」，然而在高德地图上，这家酒店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也没有任何用户评论过。

起初我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入住后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家最近才装修完不久的新酒店，以至于它还没有其他人入住过，甚至很可能这家酒店的诞生就是为了接待隔离人士而设置。

我们11人下车后被安置在这家酒店等待入住，负责转运的司机做完简单的交接工作后就将另外的5个人带走，留下我们和酒店的人对接，但酒店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房间都有窗，而且这一整层楼都没有空调。

有的人听到工作人员这么一说后，就迅速拿走了有窗户的门卡——其中一个穿着麦当劳工作服的中年女性一直在请求，说希望给她分配有窗户的房间，工作人员面露难色，说这样的分配并不公平，但无奈对方一直乞求，最终大家都让她入住好点的房间。

最后剩下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我目测我们都是同事，工作人员说剩下的房间全部都是没有窗户，我们就此提出了抗议，在没有任何通风的封闭环境中度过三天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但对方没有任何的退让，说我们可以向社区和街道要求换酒店，这并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

我们就此展开了长时间的僵持。一方面我们轮流给深圳的12345和粤海街道打电话，另一方面和工作人员继续沟通，希望能分配到合适的房间，但我们并没有如愿，12345和粤海街道的工作人员在相互踢皮球，社区的工作人员一直不接听电话仿佛人间蒸发。

我和粤海街道的接线员提出换房要求，对方认为这样的房间确实不合适进行隔离，但也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只是让我们继续和酒店人员沟通，尽可能腾出合适的房间给我们入住。

这一刻我和另外三个人意识到，我们处于一个「三不管」状态，我们没法离开回到小区，也不愿意在不通风的房间里隔离三天，但也没有任何人能给我们提供其他选项。

最后的最后，酒店给了我们新的选项，其中两间房有窗户（但也是内窗，即窗口正对着墙和外置空调），另外两间房则完全密闭。对方说，明天有人完成隔离，腾出来的房间会安排我们协调更换，只是没有办法承诺一定做到。出于人道考虑，我主动申请了密闭的房间，而其中一间有窗户的房间留给了同行的女生。

很有意思的是，最初这位女生提出要求居家隔离，理由是她的原籍并不是在深圳，想通过原籍返回的方式离开，后来我们聊天后才知道她也是广州人，只不过黄浦区也在某种程度上的封控，最终她不得不作罢。

六、

我进入房间后才发现，原来除了没有窗户、没有空调以外，这间房明显还处于装修阶段，甚至连地板都还没有铺好砖块，直接露出了水泥地，房间里充满着明显的甲醛气味。

其他人的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说虽然可以开窗，但是窗外竟然有老鼠出没，通风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我突然想起那位在广州南沙方舱自缢身亡的女性，在比这更加恶劣的环境中隔离，我想心理素质弱的人确实很容易精神崩溃，也难怪入住集中隔离酒店时要求隔离者完成心理评估，他们怕的正是因为隔离而衍生更严重的问题。

我试图入睡但一直无果，于是便一边玩游戏一边让自己的呼吸系统适应房间里的甲醛浓度，直到自己累到了极点才昏睡过去。其实我也试图安慰自己，跟那些被拉去方舱隔离的确诊者来说，我这点遭遇算不上什么，但仔细想想，密切接触者乃至确诊者根本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对待（这里需要上升到目前国内的防疫政策，但限于篇幅不作展开）。

第二天起床后我第一时间在美团上下单了一台小风扇，在风扇送达后我才得以夺回自由呼吸的权利——同时我还发现门外的走廊原来一直有空调在运作，打开门的一瞬间，涌入的新鲜空气能够让整个人立马清醒过来。

后来酒店的客服问我是否需要他们添置的大风扇，我回复说我已经自行购买了小风扇，并提出了换房的要求，对方说下午四点完成其他房间的消毒后会尽量安排。然后在小风扇的帮助下我恢复了远程办公，直到4点后收到客服通知可以换房，但没想到时换到了一间不能打开窗户而且只能看到墙的房间，于是我再次提出要求，申请换到一间能有外窗的房间。

这一次，酒店工作人员终于答应了我的诉求，把我安排到一间有外窗的房间——尽管窗户不大，但在酒店大风扇的加持下，已经足够让房间实现通风。

通过窗户，我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人流、车流。仔细一看，其实这家酒店离我工作所在的写字楼只有五百米的距离，通过窗户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写字楼。

这时内心冒出一种莫名的悲壮感：可能是因为在小黑屋里长期的封闭、吸甲醛，也可能是经历了数天的封闭后回到了相对熟悉的环境，这一刻自己才放下了心里的负担，整个人彻底放松了下来。

我想起了2015年上映的《踏血寻梅》，女主角王佳梅的QQ密码，正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其实，一个能看见风景的房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看似简单却不一定能实现的愿望。

永远不要阻挡人追求自由的心。

七、

剩余最后的两天，站在窗前看风景成为我的最大嗜好，看着窗外人来人往好像也能感受到烟火气。

以前从来没有试过与正常世界相隔如此之久，突然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与自己相处，也常常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如果那天没有去麦当劳的话，也许我不会经历这一次非自愿隔离——我没有责怪那位阳性的同事，事实上每一个患者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内疚感和「病耻感」，但明明我和他并不是同一时间存在于麦当劳，而且隔离前连续三日都是阴性，为什么依然需要按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即使是接受集中隔离和医学观察，为何不能安排得更加妥当？

我想，这里肯定有环节出现问题了吧，但没有人说出来，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真正的看不见是视而不见。

在我隔离的这几天里，广州也在辟谣封城后进入另一种形式的「静默」——我个人而言非常反感这一类的措辞，因为话术上的变更只是当权者试图偷换概念、浑水摸鱼，改变不了本质。

于是在隔离结束前的一天，我和马文生在视频号里广深两地连麦，他给我直播从天河南下班坐公交车回麓湖的过程，我给他直播窗外深圳周末的街道，也不失为一次有趣的互动。

尾声

离开酒店前的晚上，我们四个人在群里讨论着第二天离开的时间，有人担心是不是在离开前需要再做一次核酸，并且结果出来后才能解除隔离，我比较乐观地觉得，只要明天健康码重新由红转绿，那就意味着隔离正式结束。

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陆续离开酒店，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的露面，就让我们自行离去。我收拾好行李后郑重地拍了一张照片，为的是以后iPhone会时不时就会提醒我，在2022年的11月底，我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密接隔离的经历。

步出房门的那一刻，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发现了我的身影，我向其中一位经常帮我拿快递的阿姨致谢，虽然戴着面罩但我能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一些温柔，她说希望大家再也不用来到这里隔离，始终酒店存在的目的不应该是用来隔离。

离开酒店前的最后手续很简单，负责把守的保安在微信群里核对来自社区发给他的信息后确认我已经完成隔离，然后就放了我出去。

不过，那一刻我却并没有觉得很轻松。

可能是因为经历过后，我会因此而减少外出的时间，避免再次成为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但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与我本身的性格存在极大的矛盾，毕竟作为一个射手座，对「自由」的向往是绝对的。

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如今遭遇封控、隔离的可能性远高于过去两年，甚至比今年4月的上海还要高——在发朋友圈说我要被集中隔离后，好几个小伙伴说他们也遭遇了红码攻击，即将被拉去集中隔离。

如果用更加准确的数字来形容当下的情况，野村证券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许能提供帮助：据统计，目前国内有49个城市处于部分或大范围封控状态，而这些城市占到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和五分之二的经济产出。

写到这里我也在不断反思，这一次因隔离而产生的遭遇是不是不那么值得一谈，毕竟与上海、乌市等等都经历相比，我这些抱怨更像是另一种矫情。

在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也有大学同学说我没有被拉去方舱就应该谢天谢地，我回复说我不是确诊患者，为何要去方舱？对方说有些地方的密接甚至阳性患者所在的整栋楼都可能会拉去方舱，最后还留下一句「你就偷着乐吧」。

我确实认为没有被拉去方舱是幸运的，但说实话我也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能“偷着乐”，相反我会因为看到很多人确诊后被拉去方舱而感到难过——这种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偷着乐”，恐怕只有很自私的人才能感受到吧。

没有人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能预期后疫情时代的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独善其身，但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尽可能「斗命长」，我们还是有可能抵达那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后记：

1、离开酒店后我给我妈打电话她没接，后来她说当时在微信里看到我已经解除隔离就立马去给祖先上炷香，所以没留意到我的电话。

2、小区保安因为这次的转运经历而记得我，还跟我吐槽说在他的老家，密切接触者的隔离需要自费，每天收费两百。

3、回到家后立马洗澡，虽然在淘宝下单的碌柚叶沐浴露还没到货。其实我原本对这些东西并不迷信，但经过这么一次之后我可能会改变态度；另外就是这次隔离确实跟出狱有几分像，没有柚子叶那就先用沐浴露凑合吧。

4、在社会变得越来越撕裂的情况下，政见不一的好友似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维持着表面的友好，只能把对方的微信权限缩小到仅聊天，以免自己的朋友圈激怒对方，又或者是被对方的朋友圈恶心到。

以前我尽可能不这么干，因为信息茧房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看清事情本质时显得不够全面，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优雅的考虑了——与其充分照顾对方的情绪，倒不如先给自己一个安全的情绪出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