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第四權不該是台灣價值

五月中旬，台灣疫情不幸出現破口，更進入社區感染階段。愈是人心惶惶的時刻，資訊繁雜混亂的發散愈是無可避免，再多的事實查核中心也無法阻斷這些假資訊的循環生成鏈。先別說鄉民四處撒野，在這非常時刻，產官學研專家也紛紛出來炒作自己對台灣防疫政策的分析。輿論傳播混淆的背後，無法排除近來官方資訊管控變化的因素，也有「流量型學者」的民粹動員和民族主義的網民相互反哺。 

5月22日，台灣掀起「校正回歸」之亂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坦承因通報程序「塞車」，需校正回歸400例個案到過去6日的確診數。由於「校正回歸」不是學術名詞，而是指揮中心為了與大眾溝通而創造的新興新名詞。基於困惑，許多網友在社群媒體發起激烈討論。專家學者也紛紛出來解釋其概念，還是無法阻止網民的臆測，認為中央在隱瞞疫情。根據網路溫度計的整理，截止5月24日，「校正回歸」在3天內已累積413,807筆討論，成為近期最夯疫情流行語。

另外，為了阻止疫情大反彈，讓全球再次面臨另一輪威脅，在各國政府祭出防疫措施之際，媒體與民眾也開始檢討防疫措施，甚至提出改善方式與規劃建議。反觀台灣，大家都在吵，—— 吵疫苗。

「校正回歸」和「採購疫苗」的懶人包、論述處處皆是，也有合理的論述和道理。唯一無法解釋的是：「為何指揮中心在疫情期間管控了各種疫情狀況、資訊流動？」其中包括， 每日確診數字、疫苗資訊懶人包、甚至是事實查核。

然而，指揮中心的角色是什麼？他們是否可以充當資訊傳播媒介？媒體又如何在疫情下監督政府施政？應該是現在迫切「校正」的問題。

║ 削弱第四權，就是失去「知」的權利║

為了保住防疫模範生的稱號，從去年1月22日，指揮中心舉行每日記者會，除了結合Line資訊通知，更在YouTube上直播。這種多向的傳播過程，悄悄的對媒體工作範疇造成衝擊和質變，甚至影響了閱聽眾的資訊閱讀來源管道。也就是說，促成媒體第四權天平傾斜，是指揮中心和行政院對於資訊的主控。

可恥的是，指揮中心記者會新聞稿，需要行政院新聞處的長官們審查。一層又一層的審核，真的符合台灣民主價值嗎？

曾有一位第一線記者與我感慨到：「有時候，相信自己更重要。很多問題中央至今都沒有答案。」

以「校正回歸」和「疫苗施打」事件為例，《報導者》疫情系列報導中，產出了至少三則《真的假的》、端傳媒也推出《疫情週報》，試圖解釋意義不明的「研判日」、每日採檢陽性率的分子（確診數）與分母（檢驗量）、關聯不明的個案趨勢分布圖等，顯見疫情資訊有許多漏洞。

套用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王健壯的一句話：「政治人物通常對待記者的方法，上策是收編御用，中策是敬鬼神而遠之，下策是以敵視之。」

對記者以敵視之，最顯見的情況就在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以管控人數群居為由，限縮記者採訪權，5月27日更公布，允許進入記者會的記者人數從24名減半為12 名。反觀西方國家的媒體，在疫情期間承載了起更多的監督、追問功能。

退一步說，為了避免群聚感染，中央大可給予更多防疫補助、概念和措施，而不是削減記者參與度。在民主體系下，記者採訪權屬於憲法層次的權利，是一項制度性權利，任何人消減或剝奪，即有干涉新聞自由之嫌，也有違憲之虞。

║無法跳脫的「迴聲室效應」║

從「Taiwan can help」，到「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在兩周內解除三級」，到現在自我安慰的語錄「我們要共體時艱」。

說穿了，這就是指揮中心作為主場的下場。長期活在迴聲室裡，是因為防疫相對成功。民眾開始缺乏對錯誤資訊的免疫力，對信手拈來的資訊信之不疑。一年過去了，現在的防疫成果是極大的諷刺。

網路直播形式的記者會，留言都大同小異。若有散播錯誤資訊。矛頭都會指向記者，說記者別有動機；或是對指揮中心的防疫力度歌功頌德。每當記者QA環節，底下留言就會掀起各大揶揄，說記者問白癡問題、語音不標準、外表、穿著，甚至引發「肉搜」和「出征」事件。殊不知，這已經約束了「第四權」的良性及規範性。

我要強調，上述的論述與記者可不可受公評無關。只是想點出，在這樣的場域裡，原本監督官方的記者，突然成了被監督的對象。若記者的採訪換來針對、盲目打壓，恐怕會產生寒蟬效應，不敢再為公義發聲。

屆時，我們離真相只會越來越遠。

║那台灣應該怎麼樣？║

我不想在結尾的時候，訴諸「示範」的喊話，這種言說策略往往只會定民心，給自己上百萬的理由來逃避問題。很多時候，我們受限於環境和文化框線，不得不用「哄」和「捧」的言說方式讓言說的對象信服。

這種台灣特有的言說環境與文化值得大家一起重視、反思、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