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鄂温克族的第一印象，来自纪录片导演顾桃的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 

这几部片子都散着浓浓的酒精味。主人公柳霞和弟弟维佳似乎总在喝酒，在火车上喝，在山路上喝，在帐篷里喝，在位于根河市郊的定居点家里喝。柳霞喝多了，搬起板凳狠劲砸向维佳的头，血涌出来。

酒精出现的频率太高了。高到你会怀疑，酒精是否就是他们的生活全部，伴随着令人心惊的失控与暴力。这很矛盾。因为被酒精放大的诗意和浪漫也同样动人，喝多的维佳吟诵写给大兴安岭的诗，大幅挥舞手臂，“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

被记录的影像，无法否认是彼时生活的一个切片，是真实存在的。但存在过是一回事，被记录之后反复提起并播放，又是另一回事。酗酒的标签多少因此和柳霞与鄂温克族关联，在观众心里留下印象。即便如今60岁的柳霞几乎不再酗酒，她的儿子雨果常常需要在他运营的抖音账号上回复留言，柳霞现在还酗酒吗？

很少喝了，他不得不总是重复。 

印象，或者还来自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一定人人有耐心看完全书，但一定对全书第一句话印象深刻，“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 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看老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我”就是今年8月去世的鄂温克族老人、被媒体称作“中国最后女酋长”的玛利亚·索。

事实上，“中国最后女酋长”标签的严谨性值得商榷，也经不起学术上的考究，但北境、部落、森林、驯鹿，这些标签足够吸引外界对鄂温克族群的关注，无论是好奇还是猎奇。在距离根河市区4公里敖鲁古雅乡里的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游客喜欢与驯鹿拍照，它们温顺、亲人，宽的蹄掌，大眼睛，用圆润而毛绒绒的鼻头探到你面前求取苔藓。每年夏天，20多头驯鹿在景区里圈养，接待游客。白天驯鹿食用从山上采摘的苔藓，苔藓以30元一筐的价格向游客出售。有了苔藓，驯鹿更愿意配合拍摄有互动感的照片。 

景区里的20多头鹿是鄂温克族人老革的。他和管理景区的旅游公司签了三年合同，每年把一部分鹿放到景区里养，供游客拍照。驯鹿们每年夏天旅游旺季上岗，十一假期结束后回山。景区门票70元，旅游公司再按比例与老革分成。目前中国境内只有鄂温克族人在大兴安岭森林中饲养驯鹿，一部分人选择像老革这样做驯鹿的旅游生意，把驯鹿出租或出售给景区，很受欢迎。

这是一种不太常见又招人喜欢的动物。

01

9月下旬，我曾在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里见过已工作一整个夏天的驯鹿，没什么精神，无所谓游客靠近，不主动，不拒绝，趴卧于地面，除非他们手里有吃的。除了喂驯鹿，还可以花100元骑最强壮的驯鹿王绕林子一周。驯鹿王被人从地上拽起来，硬牵着走。

过了暑期旺季，烤鹿肉串、鹿奶列巴的摊点已经撤除，但租借鄂温克族服装撮罗子仍不乏询问。80块钱，就可以穿上一套鄂温克族连衣裙或外套，和驯鹿合照。

11月，我又在老革的营地里见到这些驯鹿，它们回到森林，活跃了许多，步伐轻快。毕竟在森林里可以自由走动，不需要每日被不同游客抚摸。如果驯鹿可以选，一定不会选择生活在景区。老革拥有的第一头驯鹿“包青天”就曾上演过离家出走的戏码。这头小时候额上长月牙的公驯鹿从景区逃脱，沿着公路往山上的驯鹿点走，最后在路边被人发现。

老革今年52岁，是鄂温克族人中第一个交出猎枪的，也是最早拥抱驯鹿旅游生意的。

2003年8月，原本居于满归郊区17公里处的62户鄂温克猎民全体迁至根河的定居点，延续在满归时的地名，敖鲁古雅乡——鄂温克语里的意思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一同来到根河的还有他们在山上放养的驯鹿。驯鹿和人一起离开山林，猎民们被要求上缴猎枪。理由很充分，离开森林居住在城市，不用打猎，自然也就不需要猎枪。对于上缴猎枪，鄂温克族人很犹豫，没有猎枪就意味着延续数百年的狩猎生活结束。 

老革第一个交了枪，得到奖励3000元。后来再交的人以为也有补贴，结果没了。

并不是每个鄂温克族人家里都养鹿。老革家里本没有鹿，在内蒙农学院学了兽医专业，回根河敖鲁古雅乡的兽医站工作，有公职。2007年外界对鄂温克族的关注开始升温，老革表达能力强，总被叫去给媒体当向导，介绍驯鹿。媒体带来更多游客，接待得多了，老革也决定试试做旅游，和政府签了合同，投了十多万建景区，也就是目前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所在地。当年所谓的景区只有一条小泥道，需要从山上运石头来铺路。

那时大部分养鹿的鄂温克族人已返回森林，一定程度恢复传统的与驯鹿在山林生活的状态。因为驯鹿只喝流动的山泉水，吃在干净林地中生长的苔藓，2003年下山时，驯鹿因为不适应定居点环境死了不少，人又带着鹿回到山上。只是没了猎枪，他们不能被称为猎民，但外界仍管山里的驯鹿营地叫“猎民点”。

于是一部分人进山继续养鹿，一部分人像老革一样，尝试让驯鹿用另一种方式为人挣钱。

但做旅游不是鄂温克族人熟悉的与外界打交道的方式。和其他做旅游的人一样，头一年老革没挣着钱，尽往里搭。坚持到第二年、第三年，买自己的鹿，扩建景区，2007年至2020年间老革前后投入了100多万。2010年开始，呼伦贝尔旅游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使鹿部落景区的收益上——门票30元，每年收入在50万左右。来呼伦贝尔环线旅行的游客，一定会来根河看驯鹿。

更多的媒体和外界关注，带来更多游客。

2010年8月，歌舞剧《敖鲁古雅》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彼时已90岁的鄂温克族老人玛利亚·索第一次办了身份证，第一次坐飞机，站在舞台上。老革也牵着“包青天”去了，在舞台上溜达了一圈。这头好脾气的驯鹿不怯场，也能适应长途坐车。

2011年3月，红极一时、播放量达30多万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邀请玛利亚·索和老革录制节目。他们参与的环节叫《神马都给力》，三组嘉宾展示自己的独特之处，由观众投票评选“神马大奖”。当期的另两组嘉宾，一位是长沙本地做鱼火锅出名的阿姨，一位能完成高难度动作的舞者兼微博红人，主持人们和嘉宾插科打诨，大呼大笑。

最后出场的是玛利亚·索和老革，老革牵的还是“包青天”。当驯鹿安静地走到舞台中间时，原本笑闹一片的现场瞬间分贝降低。主持人何炅问，为什么我们看到它很想哭啊。谢娜说不出话，用手捂着嘴，眼睛泛红。

“包青天”岔开后腿，在台上撒了一泡尿。

02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有超自然的存在，可以将人见到驯鹿后怔住的反应，视作驯鹿身上带着某种神性，这种神性源于无常的自然，源于宇宙更初始的源头，有超越言语的力量，令人敬畏。

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人对驯鹿以及鄂温克族群，自顾自的主观投射。

北境、部落、森林、驯鹿，实在容易引发外界向之投射想象——他们遗世独立，照看只吃苔藓和洁净泉水的驯鹿，信仰万物有灵，纯净，善良，拒绝被现代城市生活收编。有人在社交平台和驯鹿有关的分享下评论，“那里一定完全没有勾心斗角。”有媒体来拍新闻，有团队来拍纪录片，有大学生来做实习作品，有品牌来拍商业广告。有游客不满足于景区的所见，到大兴安岭深处的猎民点体验生活。有住一两晚的，有住一个月的。短视频平台上与驯鹿和鄂温克族人有关的内容，很容易受到关注。对桃花源的向往，现代人和1600年前的陶渊明没有区别。

但现实没那么浪漫。

目前留在森林中放养驯鹿的鄂温克族人，只有十几户。大部分猎民点在距离根河150多公里的阿龙山镇附近，少数在稍近一些的金河镇附近。如果没有车，从根河定居点回到大兴安岭森林深处照管驯鹿猎民点非常折腾。进城，从根河火车站乘坐17:19出发的4181次列车。这趟慢车从海拉尔开往满归，在根河至阿龙山之间需行驶三小时，硬座15.5元，早几年只需要9.5元。从阿龙山出站，再转乘包车上山。约200公里的路要走上半天。

老革的猎民点属于比较远的，在阿龙山镇以北，距离镇上50公里。好在今年政府修了路，从阿龙山镇进猎民点的路都修通了，这让开车进山变得方便多了，如果不是雨雪天，从根河市区到猎民点只需要3个多小时。若是大雪，四驱越野车都未必能够顺利进山。

人在山上的生活有诸多不便，尤其是在冬天。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黑夜。人必须在仅有8、9个小时的白天完成维持生存的劳作：打水，把木头劈成易燃的小块柈子，取暖、做饭。如果猎民点靠近河套，河水尚未完全冻住时可以凿开取水。再冷些，只能把冰整块割开背回家化水使用，十几年前几乎只有这一种冬日用水的方法。现在方便些，可以从山下的深井取水，用水罐运到山上。冬天河套里的水虽能用，但不如夏天清澈，有浮草泥沙，不适合饮用。

上厕所是个问题。老革的营地有“旱厕”，但只是木头框架挂了些布，四面通风，聊胜于无。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裸露身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几十秒还是几分钟，都需要提一口气，做点心理建设。用电，当然也不方便。太阳能发电板所提供的电量得谨慎使用，若阴天则很可能无电可用。

长时间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如果要看电影必须提前下载缓存。这让人想起宽带网络仍不那么方便的年代，存满电影和电视剧的硬盘是珍惜资源，如今一切太便利，太唾手可得。你还能想象城市日常生活哪个地方没有信号和网络吗。好在卫星信号在山里不受影响，可以安装接收卫星信号的电视，只是必须忍受收看内容由别人决定。

我随老革上山那天，是他们猎民点的换班日。 

老革的点上目前有118头驯鹿，四个人轮班管理，两个弟弟、妹夫、外甥，两人一组，每组在山上14天。每两周的周末，老革开车带着下一个班次的两个人上山，顺便采买接下来14天山上生活必须的生活物资，肉、蔬菜、馒头、大米。这天他带了一台3000元二手买来的卫星联络设备，原价7000多，打算放在山上，万一有突发事件，山上的人可以及时和山下发信息。

乔克，老革的外甥，23岁，刚刚结束14天的山下生活，即将开启14天失去信号的日子。他很兴奋。

乔克在锡林郭勒上完大学后就回到根河，不常出省，除了去北京拍过一次片子、带家人去天津看病，还去过一次北戴河。在鄂温克语里，乔克名字的含义是“森林里的小猎手”。他不觉得在山上的日子苦，没人打扰，清静，没事带着小狗去林子里转转，找找鹿。他对外面的世界没那么大兴趣。“在外面闯荡几年，最后要么回来上班，要么回来养鹿，我一步到位多好。”

但像乔克这样愿意养鹿的鄂温克族年轻人，毕竟还是少数。

03

 每隔14天，乔克在山林和城市之间摆荡，对森林生活的适应可以一部分归因于他从小在山里的猎民点长大。26岁的丹妮也一样，她只有一岁多时，母亲就抱着她从定居点回到森林。和乔克一样，她对山里的生活并不陌生，对外面的世界没什么憧憬。

丹妮的先生古木森也是鄂温克族人，2015年从外地返回根河，在驯鹿引种繁育中心和改良站工作。三年后古木森和丹妮结婚，开始独立养鹿，最开始只有丹妮奶奶送给他们的5头鹿，结婚时繁育到了9头。和丹妮不同，36岁的古木森离开森林更早，从小随父母在根河上学。和老革一样，古木森大学的专业也是兽医，但毕业后去北京工作，工作内容和兽医、驯鹿毫无关系，珠宝销售。

古木森更像是乔克口中的那类年轻族人，在外闯荡几年，最后回来养鹿。

丹妮觉得，也许鄂温克族人骨子里都对驯鹿有感情，所以从没养过驯鹿的古木森上手很快。在驯鹿引种繁育中心和改良站工作时，他给驯鹿看病，给它们做登记，发情期谁家驯鹿和谁家驯鹿配种，避免血缘相近让驯鹿的品种退化。驯鹿每年9月发情期，来年4、5月下小鹿，一年一胎，过去几十年因为中国境内的驯鹿种群一直内部近亲繁殖，驯鹿的体型、体质都有所下降。丹妮的奶奶也告诉她，现在的驯鹿没有以前的大。

在目前仍在养驯鹿的人家中，古木森和丹妮算是少见的“技术派”。古木森开了家养殖公司，与长春农科院的专家们讨论驯鹿人工授精的可行性。据当地新闻报道，2017、2018年，根河林业局也从芬兰、荷兰引进了100多头北欧驯鹿，研究改良本地驯鹿品种的可能。古木森会研究驯鹿的生活习性和科学饲养方法，整理成笔记，在敖乡给牧民们讲课。虽然上了年纪、依赖传统养了几十年鹿的老族人未必认同，养了一辈子鹿，还要听年轻人讲怎么养鹿吗。

今年夏天，古木森和丹妮带着长春农科院来的专家，把全敖乡的十几个猎民点都走了个遍。这批专家是来研究驯鹿疾病的，查看驯鹿生病情况，给出治疗方案。这几年驯鹿生病多，因为驯鹿常年生活在森林中，对外来的病毒抵抗力弱，游客多了，带来外界病菌的可能性也更多，比如从宠物猫狗身上转移来的弓形虫，对驯鹿几乎是致命的。古木森和专家们希望梳理出不同病症的应对方式，有问题就对症下药，保证驯鹿种群的存活率。

但驯鹿生活在山里，不仅仅要经受生病的威胁。

在我见到丹妮的前不久，古木森才完成了新驯鹿营地的迁移，100多头鹿，从距离根河只有六七十公里的达赖沟搬至两倍距离的阿龙山附近。搬迁原因，一方面是达赖沟的苔藓不够吃，另一方面是猞猁对驯鹿造成太大威胁。前年丹妮和古木森营地降生十来头小鹿，一夜全被猞猁咬死了，一个也没留。那一年驯鹿种群没有新增。

驯鹿因为特殊的饮食习惯，必须生活在森林深处。森林生态环境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当然对驯鹿有好处，但它们被野生动物咬死的几率也变得更高。人没有猎枪，也不可能随时随地跟着驯鹿，只能通过其他方式为驯鹿提供保护。比如在营地养狗，放炮仗吓唬周围的动物，夏天小鹿圈到鹿圈里时，在周围点上太阳能灯。

今年丹妮和古木森损失了差不多10头驯鹿，有被猞猁咬死的，有生病死的，还有被盗猎者下的套困死的。他们把鹿迁移到新营地之前，特地在新营地附近扫山，清除盗猎者下的套。

04

为什么养驯鹿？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这似乎是不需要思考的选择，是传统。73岁的鄂温克族老人芭拉杰依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驯鹿角上的彩带》后记中，回忆自己所在氏族的源流。 

“二百多年前，我们的民族从勒纳河流域雅库特地区的鄂列涅克等地出发，带着自己的驯鹿，边打猎边前进，顺着勒纳河的流向，穿越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山脉、河流与峡谷，到达黑龙江上游。后来我们渡过额尔古纳河，进入现在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开始狩猎生活。我属于柯他昆氏族，我们的传统驯鹿游牧地在贝尔茨河一带，称作贝茨特莱迁，另外还有矛迁、库然迁和阿尔巴吉迁。” 

1949年之后，芭拉杰依和她的民族经历过三次定居迁徙。不同于以往在森林中的游牧，这三次迁徙都越来越远离山林。1958年，鄂温克族人第一次定居于呼伦贝尔北部的奇乾乡。1965年，他们从奇乾乡迁至满归镇17公里，那里如今被称作“老敖乡”。2003年，因为政府的“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移民”至现今根河市郊的“新敖乡”。

在宏大正确的话语中，三次搬迁记录了鄂温克族人从原始部落生活，直接迈向现代化生活的历程。从森林到城市，一步式跨越。媒体喜欢问鄂温克族人是否适应。

2002年，最后一次迁移前夕，芭拉杰依的大女儿、鄂温克族画家柳芭作为鄂温克族人代表，被请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柳芭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油画，是鄂温克族人中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成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但因不适应城市生活又返回山林。可回到山林也有诸多不适应，柳芭离家出走。最后她在距离森林近200公里的恩和定居，结婚，继续画画，生下一个女儿。“不管回到山上，还是山下，总是感觉心里空空的，像是飞光了鸟的林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没人会理解我，我又开始偷偷喝酒了。”在1992年拍摄的纪录片《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中，柳芭在旷野中走，说出这样的旁白。

柳芭无疑是一个“有戏剧性”的采访对象。在那期以鄂温克族人定居为主题的节目中，男主持笑脸盈盈地问她：“你觉得那些要从山里面搬出来，到城里来生活的鄂温克人，会变得跟你一样吗？”

“你今年已经42岁了。”男主持人笑。他停顿了一会，看了看桌面上的稿子，继续说，“会不会像钟摆一样，你的人生就这样注定了，要在城市和山林当中来回来去，来回来去。”

“那是肯定的。”柳芭说，“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山林。”

“你们部落迁到山下之后，你会去哪，还会回到山林中去吗？”男主持人问。 

“那里没有人了，我怎么去？我只能去看一看。”柳芭眼神漂移。

“一个空的森林，是这种感觉吗？”男主持人脸上仍然带着笑。 

柳芭捂着眼睛，突然哭了。

节目的最后，男主持人邀请柳芭为观众表演鄂温克族传统歌舞。柳芭在主播台前的空地上唱起鄂温克族民谣，边跳边唱，露出和不久前抽泣哽咽反差极大的笑容。

这样的采访对话让人心情复杂。

缺乏共情的男主持人代表着其中一种典型的、外界投来的目光，将暂且代表鄂温克族群的柳芭当做凝视的对象，一个被消费的他者，一个配合演出的演员。痛苦是景观，无措是景观，歌唱与舞蹈是景观。

提问的人，是否真的关心这个个体连接着一个族群怎样的过去和历史，面临怎样的撕裂和挣扎。是否真的尝试去理解，在外界容易赋予之的滤镜和标签之外，他们是怎样的“人”，而不是满足自己幻想的客体。

没有答案。这次采访结束后不久，柳芭回到恩和，在河边洗衣时意外溺亡。

05

在根河敖鲁古雅乡的几日，我住在鄂温克族人布丽娜的家里。没想到突然会有客人入住，她的先生上午还在家里的客厅锯鹿茸，地面一片暗红色的碎屑，他扬手让我进屋，一边不好意思地清理地面。 

这是一幢深棕色的二层小楼，尖顶，带一个车库。二楼有两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一楼是客厅、卧室、厨房和公用卫生间，客厅墙面的玻璃宽大，视野很好。2003年敖乡刚建好时，每家只有一层平房，2008年，根河市政府邀请芬兰的一家公司对敖乡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原本的白墙平房变成现在的深棕色的二层小楼，本地人称为北欧风格。

除了做民宿，布丽娜的先生还在敖乡开了家店，卖驯鹿的副产品。鹿茸、鹿角、鹿胎膏、鹿鞭、鹿心血，都是珍惜中药材。民宿客厅里的玻璃柜里，摆满了驯鹿制品样品。布丽娜的先生告诉我，疫情前的游客比现在多，有一年民宿价格最高可以卖到800元一晚。

在敖乡，随处可见出售驯鹿制品的广告牌，也有不少像布丽娜家一样门口立着民宿招牌。这也是旅游生意的一种，游客来，看了驯鹿，也想在“原产地”买点真材实料的驯鹿产品，或住在鄂温克族人家里。尽管是城市里的家。 

一切都可以和旅游挂上钩。 

鄂温克族人最早定居的奇乾乡，如今也是呼伦贝尔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和室韦一样紧邻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对岸就是俄罗斯，界碑121号。河岸边立着巨大的木牌，写着“额尔古纳河右岸”，与迟子建的小说同名，因为这是小说情节的主要发生地。不过抵达目前只有七户人家居住的奇乾，比其他目的地更困难一些，需要预定村里唯一一家民宿，再由民宿老板打电话给公路卡站放行。

满归17公里的“老敖乡”，十年前被一位来自大庆的老板承包，新建了不少撮罗子和驯鹿雕像，一部分房子被改造翻修。据说这片地方原本要接待游客，因为一些原因耽搁至今。老板装修了其中一栋房子，门口右侧墙上挂了黑熊头，每年来短期度假，剩下的时间由一位同样来自大庆的男人替不常来的老板看守。有35座木刻楞的鄂温克族人原定居点，如今只有这一位大庆男人常年居住。 

根河的“新敖乡”当然也不例外。驯鹿文化博物馆暂停开放，但你可以在门口几个木质展板上看到“敖鲁古雅景区升级改造项目简介”。目前规划和建设的项目有婚庆基地、敖鲁古雅宾馆、研学撮罗子自营地、高端旅游露营基地、猎民之家特色餐厅酒吧、改造为公共文化中心和艺术之家的锅炉厂房。其中12户居所也将被旅游公司统一改造，冠以新的民宿品牌对外开放。

62栋鄂温克族人的民居，被这些即将成为现实的许诺包围在其中，是定居点，也是景区的一部分。 

“传统”，也正在演进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如今放养驯鹿的十几户鄂温克族人，与驯鹿在森林里相处的模式和一两百年前大致相同。驯鹿在森林觅食苔藓，定期回到人类营地吃饲料豆饼和盐。人类保护驯鹿不受野生动物的伤害，也会因为驯鹿寻到新的苔藓地而随之迁徙。一年四季都有需要忙碌的事。春天人为驯鹿接羔，照顾小鹿；夏天人割取鹿茸，为驯鹿点燃驱蚊的草药，让它们免除蚊虫叮咬。秋天驯鹿发情交配，冬天驯鹿在雪地里走远觅食，人需要花更大力气去找。

但更内核的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不仅仅因为定居和失去猎枪。过去几个家族为了更好抵御森林中的风险形成聚落居住，共同打猎，分享食物，合力照顾驯鹿群，这样的生活形态已成为历史。现在的猎民点多以小家庭为单位，人在森林中的生活是原子化的，像各自独居于一室的都市人，各家照管各家的事。放养驯鹿更像是一份“工作”，是一种选择，而不是非此不可。

驯鹿也不再是在森林中和人相依为命、不会被轻易买卖的“家人”，可以出售，有族人之间相互交易的，也有卖给其他旅游景点的，一头驯鹿的价格3-6万元不等。驯鹿肉当然也有机会买到，装在印有“敖乡特产鹿肉”的盒子里。这无可厚非。没有人有权利要求一个族群永远定格在旧时光的某个“传统”之中，去承担或完成“恪守传统”的什么使命，不做任何改变，满足他者的想象。 

但正因为“现代文明”的巨兽可以从一个备受关注的族群中，找到无数个从中汲取价值或收益的间隙，这让一些更真挚的、与人、与情感相关的传统显得格外珍贵。

2018年丹妮和古木森结婚，在森林里办了一场鄂温克族传统的订婚仪式，在山下办了一场鄂温克族传统婚礼。他们穿着民族服装，遵循丹妮姑姑和姑父还原的仪式流程，鹿角上系满彩带。按照习俗，婚礼仪式上丹妮骑着驯鹿，迎着太阳的方向一直走。丹妮的奶奶告诉她，在他们之前，最后一场严格依照鄂温克族传统操办的婚礼，是1997年的事了。

老革也告诉我，8月玛丽亚·索老人去世时，按照习俗，他们杀了一头驯鹿，架在树上风葬。在鄂温克族传统中，这意味着老人西去时，可以骑着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