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的哲学分析

一

“520”已经过去很多天了，由其谐音所唤起的关于“我爱你”的意识和认识，却不应该停下来，这是人间的永恒主题。在那一天，肯定是有人说过，肯定也有人没说过，但我有理由认为，不管是说了的，还是没说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懂这句话之真谛，不知道它究竟意谓着什么，其中，当然包括所谓的情感教主Ayawawa及其或显或隐的粉丝，显性粉丝已有300万，隐性粉丝远不止于此。虽然说Ayawawa已经“凉了”，但她所代表的情感模式和所隐喻的生存结构却是根深蒂固的，哪有那么容易“凉”，不会这么快销声匿迹。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理由吧。在我看来，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文明在结构上依然是由恐惧、匮乏以及由其所衍生的怨恨来组织和运作的，起先是对自然的恐惧和绝对匮乏，之后是对他者（异族或他人）的恐惧和相对匮乏，然后，随着异族的入侵、部落的吞并和“国家”的诞生，这种恐惧、匮乏和怨恨的经验被组织化、建制化和文化化乃至于躯体化了，例如，利用但并未真正解决人们的死亡恐惧的宗教模式，以及利用但并未真正解决人际的他者恐惧、相对匮乏和怨恨的帝国模式，这也就是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利维坦”的原型。宗教也好，帝国也罢，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明物和代偿物，一种是软权力（soft power），一种是硬权力（hard power），隐喻着人类文明在特定阶段内的存在性悖论（existential paradox），共同织造了一种“人对人的殖民主义”或者说“内化的殖民主义”，即一种权力主义的压迫结构和主奴文化；它们在深层上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人间的厌弃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经由教化之渗透与日常生活之浸淫而投射进人们的心理、认知和神经当中，即内化为一种懦弱的、自卑的和自弃的“无我”主义人格模式，但这还可能会由于时代背景轮换与心理补偿机制而进一步转化或者说反转为一种虚妄的、自负的和自恋（自我神化）的“唯我”（自我中心）主义人格模式。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无我”与“唯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讲“责任”时，就“无我”；当讲“自由”时，就“唯我”，这也就是双重标准和“两面人”现象的心理机制。例如，对于西方人来说，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并行不悖”的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面性。

但实际上，这种内化的殖民主义是一个咬尾蛇式的自噬循环，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一样都得不到自由，因为维持这种奴役关系需要巨大的成本，需要奴役者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算计乃至于阴谋，那么，奴役者的人生也会被限制和锁闭在这种狭隘、紧张和暗黑的恐惧结构和奴役关系之中而丧失自身的独异性、开明性与更丰富的可能性（自由度），权力主义主奴关系的跷跷板上不会有赢家（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人性终将会在这种主奴关系的“历史辩证法”（翻大饼）中沦落和消亡，“人”也就相应地被彻底地物化（或客体化）、工具化和游戏化了，也因此，“自由”和“平等”便成了现代社会的至上价值，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奴隶的道德”或者说“囚徒的道德”，亦像是青少年对父母的“叛逆”一样，本质上只是一种被压抑后的逆反与被匮乏后的补偿，并没有建立起真正从自身出发的参照系和出发点，因而缺乏真正的仁慈性、未来性和建设性，所作所为最终只是在逆向继承自己所反抗的东西。这就像是整个现代性革命运动被植入了中世纪的“特洛伊木马”，于是乎，一种深刻的悖论性与悲剧性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进程。

所以，拉图尔说出了“我们从未现代过”，哈贝马斯说出了“未完成的现代性”，福柯在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之后又说出了“人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我们可以说，这即是人类文明意义上的中世纪状态，或者说“人之所是”（human being）的非人化状态，这里的“中世纪”当然并非特指欧洲的中世纪，而是指一种权力主义的主奴结构及其自我中心主义人格状态，套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开头语来说就是，“一个幽灵，自我中心主义的幽灵，在人间游荡”。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说出了我们中国人也有经历“吃人”的中世纪状态，从而倡导“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性而排众数”， 但是，其中却隐藏着一个深层的悖论——既然“人”已“非人”，那以何知“人”，何以“立人”呢？所谓的“个性”，究竟是本真的自发与意志，还是扭曲的补偿与“任性”呢？所以，我们迄今仍未从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中世纪状态走出来而抵达应许之地——“爱之妙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真正的“爱”，恰恰正是一种超越了恐惧、匮乏和怨恨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高阶现象，一种以“我”与“你”各自的自由与相互的平等为必要条件的双向心流体验（mind flow）。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并不位于奴役和压迫的反面，只可能在更高的层次和综合也就是真正的爱的关系中得到孕育；在这里，“自由”已不再是现代性概念中那种奴隶或囚徒所渴望的“无阻碍，无障碍”的消极自由，而是一种在爱的关系中进行积极的回应（response）的“有责任（responsibility），有担当”的积极自由（请注意“责任”与“回应”的相同词根）；“平等”也不再是现代性概念中那种同质性（或者说平均化）、原子化和量化主义的消极平等，而是一种异质性、独特性和不可或缺性（或者说整体性与生态性）的积极平等，正如在真正的爱情和婚姻关系中那样，“我”和“你”都是在以自身的独特价值和以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和作用，也如每个人的身体一样，每个官能也都是在以自身的独特功能和不可或缺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和作用，任何的厚此薄彼或“五官争功”，显然都是荒诞至极，甚至是贻害无穷的。

那么，我们在这种真正的爱的关系的框架中，可以看到，任何对于不自由和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的默认和维护，本质上都是反爱（anti-love）和反亲密关系（anti-intimacy）的。在一个女性普遍受到压制、扭曲和伤害的世界中，男性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爱和幸福。因为，扭曲的女性会成为母亲，必然会养育出扭曲的子女，然后，“这样的”扭曲的子女再与“那样的”扭曲的子女再结婚生子，就像歪脖树与歪脖树扭结成一片一片的树林，“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颇为讽刺的是，这正是我们称之为“现代世界”的普遍景观，以（消极的）“自由”与“平等”的启蒙理念开始，如今却陷入了相当严重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状态与普遍的量化游戏当中，人们陷入了相当普遍的人格扭曲与异化状态，神经症与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潜在的“合适”伴侣越来越少（“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肯定愁爱），“相爱”也就意味着“相杀”，意味着心理创伤与“机会成本”，于是乎，不敢爱与逃避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人间”只剩下了或硬或软的性、权力与毒品以及粉饰这一切的谎言，乃至于越来越被认为“不值得”。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真正的爱情仍然是罕见的，只是“不现实”的例外现象，只是位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神话，是浪漫主义和小概率事件，仅出没于少数的民间传奇、文学作品和电影以及“个别人”身上。但是，每个人对爱肯定是有梦想和渴望，却生在缺爱的文化、长在缺爱的文化，缺乏爱的见识与知识，没有爱的修养与能力，这便是我们都在遭遇着的爱之悖境。太多太多的人就像是希腊神话中“我要飞得更高”的伊卡洛斯(Icarus)，在逃离克里特岛时不听父亲的警告，蜡做的翅膀终究融化在太阳的烈焰之下；也像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娜拉”，最终也只是在验证鲁迅的预言而已，“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Ayawawa及其300万粉丝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方式，无非就是这种爱之悖境的一种PTSD（创伤后压力反应综合症）和心理补偿。Ayawawa所干的事儿，无非也就是对那些曾经怀有梦想和盼望如今却“再也不相信爱情”（经历的只是“假爱情”）的无路可走的女子们进行“科学”（进化心理学）而“精致”（量化打击）的再规训，从而帮他们重新“回”到那个遭受着权力主义主奴结构与自我中心主义洗礼中的“家”。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流着恐惧与匮乏的血液，携带着这种中世纪权力主义主奴文化的病毒和自我中心主义的补偿冲动，往往只有“浓度”上的不同而无性质上的差异，“五十步笑百步”实在是缺乏“自知之明”，相当滑稽，十足无趣。

二

Ayawawa打着“科学”的名义的情感理论之底色，其实是她早期出的一本书的名字《恋爱厚黑学》，自从镀上了进化心理学的金，的确是亮瞎了很多人的眼，包括一些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竟无力反驳”。但这只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科学也像爱情一样，依然是神话，“赛先生”来华百年多，至今还是个“北漂”，买不起房，落不了户。经常有人说，“中国人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但我们不得不说，若不是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积累和创造的“科技”成为了我们的“第一生产力”，我们中国人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的，中兴事件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缩影嘛。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很不幸的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做到“中西合璧”而是落得一个“中西合弊”。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这是老子早就讲过的，可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忘记了我们文化的“初心”，既不“知人”，又不“自知”，患上了时而妄自尊大（充气娃娃）、时而妄自菲薄（泄气娃娃）的精神症候，病因就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吃人”的儒教，进一步来说，也就是仍然在主导着我们中国人心智的“家天下”模式和“忠孝”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入侵者之所以都会“独尊儒术”，并不是因为儒教多么有“同化能力”，而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已经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内化的殖民主义（internalized colonialism）和“自废武功”的自弱结构，自然也就会符合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需求和口味，但儒教必然又会演化为日常生活里的“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却必定“自相矛盾”（自我吞噬）的权力主义、“出尔反尔”的投机心理与“表里不一”的厚黑学，于是乎就会与“逻辑”（同一性或一致性）和“科学”（一致性与可检验性）越来越远。仰人鼻息和拾人牙慧显然是“很不科学”，但是，我们中国人要想真正搞得起“自主创新”，那就不得不先从“转”（创造性转化）得起自身携带的儒家文化基因，其实“教化基因”更准确些。

实际上，从科学本身的一致性逻辑来说，Ayawawa那一套并不难驳倒。那些觉得“对上了”的，并不能证明Ayawawa的情感理论有多对，只能说明娃粉自身的体验与认知的阈值范围过于low和窄，这在心理学上叫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在俗语中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据谷雨实验室的报道《情感教主Ayawawa和300万种择偶焦虑》中说，娃粉们大都有一个控制型的中国式妈妈，这种原生家庭本身就是权力主义压迫结构与主奴文化的投射物，在这种文化和家庭中长大，宫斗戏想必是看了不少，“社会新闻”也听得挺多，很难不形成“从来都如此，别人都这样”的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与井底之蛙式的刻板成见。

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反过来并不成立，可是，试图对“人”进行解释的整个进化心理学或生物学在方法论上却就是这样“头脚倒立”的。它们是在以“猴”格人，以基因格人，而不是在“以人格人”，于是“人”被降维和降格为了“动物”或“基因”，也就是“非人”，相当于把“人”套进了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Procrustean bed），这在逻辑上是一种违反同一性原则的跨类或越级推理谬误，用墨子的话来说叫作“不知类”。如果我们要想对“人”的现象获得真知灼见，那就必须“回到‘人之所是’（human being）本身”，以人观人，把人当人。进化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启发性的，绝不能被直接拿来作为“人”的解释框架。

歌德在《浮士德》的结尾写道，“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Ayawawa现象隐喻的正是当下社会中“心”（情感）与“脑”（认知）的双重悖境。当我们在说Ayawawa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说杨冰阳这个具体的人，倒不如说是在说一个符号和象征，一种投射和缩影，谁又不是身陷在当下的这种爱之双重悖境之中呢？从这个角度来讲，Ayawawa是“可怜”的，但她并非没有“可恨”之处，或许是中毒太深，或许是创伤太重，她从一名爱情浪漫主义者（哪个女子没有自己的少女浪漫期呢）摇身一变为爱情虚无主义者，不仅彻底投向了现实先生的怀抱，还成为了现实先生的帮凶。用一个会让Ayawawa不舒服的比喻来说，这就像一名精明的女子，因种种原因做了妓女，然后，还不忘把其她女子拉下水，为了自己能够“心安理得”，还发明了一套自我合理化的说辞，然后，开办了一所妓女学校，要把自己的“教义”发扬光大。显然，Ayawawa是在自欺欺人，要是往严重里说，不是没有是在进行“有组织的”传播情感欺骗（甚至是诈骗）之技巧的嫌疑。

Ayawawa的恋爱厚黑学，后果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即便是Ayawawa是“凉了”，但如我们开头所说，她所代表的情感模式不会这么快就凉，她所隐喻的爱之悖境不会这么快就消失。所以，我们不能就此打住，还要进一步来搞明白“我爱你”究竟意谓着什么，这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却假定“你懂得”。爱，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要想“爱得起”，必先“懂得起”，我们只有真的搞懂了爱之真谛，才不至于在爱情浪漫主义与爱情现实主义之间，左右摇摆，首鼠两端，进退失据，才会认识到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场足以引导我们从“爱之悖境”通往“爱之妙境”的爱的革命，否则，我们每个人以及子孙后代的命运最终只会是与Ayawawa在同一个赛道上奔跑，相差可能仅仅只是一步之遥。

“问世间爱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我和很多人一样，也曾因坠入“爱之悖境”而受苦和有惑，困惑激发哲学，经过多年的省察与探究，终于算是获得了一种简单而基本的理解，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两三年前，关于“爱”这个主题，我做过两次非正式分享，对“我爱你”进行语言与哲学的分析，可能是由于我独创的这种讲法比较新颖吧，当时的反馈还不错。在看了谷雨实验室的报道后，我联想到了我讲过的这个内容，同时又赶上了“520”，于是，我决定重新写出来。这貌似有蹭热点之嫌，但我不担心我可以“蹭得上”。因为，我知道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比较慢的，这不写着写着，这个所谓的热点不是早已“死在沙滩上”了嘛。当然，这还不是我写得最慢的，例如，我手头儿的另一篇文章，写了十年了还没彻底完稿呢 。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也不妨“顺便”透露一下我给自己定下的“三不”写作原则：1）别人都能写的，我不写；2）不能对抗时效的，我不写；3）没有建设性的，我不写，否则，那还真不如啥赚钱就去干啥，瞎耽误什么工夫啊。既然是要“不平庸”、“抗时效”和“搞建设”，那就少不了“深度”、“广度”和“精度”，这样一来，不仅是“想快都快不起来了”，还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抽象”，甚至捎带一点儿“说教”，尽管后者是我一直在尽量克服的倾向，不过，我有时也认为，这可能也是为了应对这个加速变迁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付出的认知成本和心理代价吧。言归正传，我还是赶紧讲一讲我是怎么对“我爱你”进行语言与哲学分析的吧。

三

学过语法的都知道，当“我”说出“我爱你”的时候，“我”就成了这个语句的主语（subject），或者说占据了这个语句的形式上的主语位（subject-position），但是，要想让“我爱你”不流于一句空话或谎话，只有这种“我”在爱的表达中的主语化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我”在爱的关系中的主体化，以及必须还要有“我”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主题化。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任何第一人称的表述中，“我”都是由subject所对应的三个中文含义“主语”、“主体”和“主题”来约束、界定和规范的，“我”只有做到了“主语”、“主体”和“主题”的“三位一体”才称得上是“主我”，才不会再是被无常所摆布、被权力所规训与被宿命所囚禁的“客我”或“奴我”以及“假我”或“无我”。

（一）“我”的主语化。首先，当然是要有说出“我爱你”的勇气，“520”对一些人来说，的确是有壮胆效果。“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有勇气未必“赢得”，但无勇气必定“错失”，有些人之所以缺乏勇气，可能还是由于内心深处藏着恐惧被拒绝的恐惧，这与一个人的自我评估、自我价值感和自我认同有关，自己所钟情的那个人的接受或拒绝往往直接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的肯定或否定，往往悖谬的是，一个人对“那个人”越是爱得认真和深沉就会越是内心忐忑和缺乏勇气。当憋足勇气说出了“我爱你”，然后，如果幸运的话，爱的关系得以确立，那光有勇气显然又是不够的，当且仅当“我”说出的“我爱你”特指的爱的关系中成为主体的时候，这个在“我爱你”这个语句中占据形式主语位的“我”才会被实质性地“充实”起来，“语言上的爱”才能落实为“行动上的爱”，“情绪上的爱”才能转变为“能力上的爱”，“勇气上的爱”才能修炼为“意志上的爱”。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实中实在是存在着太多“有勇气”成为“爱”的主语，却没能力和意志或根本不想成为“爱”的主体的“口炮党”，口惠而实不至，“巧言令色”，滥竽充数，那么，“我”实际上就只是一个语言空壳，“我”的所谓“爱”的言语与行为就只是一种欺骗与表演，一种移情或投射，一种强迫症或心理补偿。可以说，这是一种“我爱你，但与我（自身）无关”的状态，所对应的正是娃粉们的情感模式。娃粉们本真的“自我”已经不存在或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不再有成为自己的命运与爱的主体的意愿和意志，而只是想成为权力网格的依附品、代理（agent）和爬虫，以满足身心所积压的神经质的不安全感、无意识的心理补偿与病态的攀比心。与此相应，娃粉们嘴上所说的“我爱你”中的“你”也并非“我”爱的真正对象（object），而只是一个空洞的宾语（object），只是“我”想要之物的一个代理与达到目的的一个工具，“我爱你，但与你（自身）无关”，“我爱的”并不是“你（本身）”而是“你的（物）”——诸如权力、资源、金钱或外貌等所能给“我”的物资、机会和虚荣，等等，也就是Ayawawa所说的“亲职投资”，这里的所谓“爱”，其实只是占有欲的托词和面具。

正如拉康所论证的“性关系不存在”（因为无爱的性行为完全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仅靠单纯的性行为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关系”），那么，纯粹建立在物质条件、“颜值”以及Ayawawa式的谎言和表演之“中”的所谓爱情或婚姻形式，实际上只会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这也就是身心的异化状态。一个人在这样的异化状态中，不仅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尊、安宁和幸福，而且很可能会患上多疑、焦虑和神经症，那么，情感、性生活和家庭的品质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孩子“投胎”在这样的原生家庭，便会在潜移默化中被父母的神经症人格“投射”，再如果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对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缺乏足够的意识、反制和超越（要想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那很可能就会在不自觉的路径依赖中陷入原生家庭的负性循环。显然，这种Ayawawa所推崇的“匹配”（选型交配），并不是像Ayawawa所说的那样对后代有利，恰恰相反，是有害的，明智的人肯定会避而远之，只有愚劣之徒才会趋之若鹜。

（二）“我”的主体化。如果我们已经认可了成为爱的主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就要搞懂什么才是主体和主体性。简单来说，主体就是主体性的具备者和运用者，而主体性指的就是一种对称性回应能力，或者简称“对（right）应力”，即一种及时、准确、到位的交互性和迭代性的回应或者说反馈能力，该赞美则赞美，该批评则批评，该调整则调整，我们经常说的“德配其位”中的“德”其实就蕴涵着我们所说的这种主体性内涵。任何的爱情匹配学当且仅当在这样的主体性与对称性回应的角度和层面上来讲才有意义。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一个人在客观上具备了针对特定对象的爱的主体性，同时，还必须经过对方的承认、接受和赋权，也就是说，爱的主体性(subjectness)在本质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ness)，否则，可能就涉嫌跨入性骚扰或性侵犯的范畴了，流行的“当女生说‘不’（NO！）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是’（YES！）”之类的观念当然是错误和荒谬的，我们必须把它从习俗中尽早清理出去，免得那些情窦初开却又懵懂无知的年轻人受到误导（坦率地说作者本人也曾受过误导）。

我们平时所说和所渴望的“幸福”，尽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能指”，但其“所指”却是共同的，即这种对称性回应的循环状态，即一种“对应”、共振和连接的回路。在一些关于爱的隐喻中，我们也能体会这一点。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所隐喻和召唤的，也就是爱的关系中对应、共振和连接的幸福状态。Mandy Len Catron在TED演讲《谈论爱的较好方式》（A better way to talk about love）中所推崇的“爱是一种协作性的艺术品”（Love is a collaborative work of art.）的隐喻，也暗含了对应、共振与连接的要求和能力。在这种“我”和“你”的爱的对称性回应的循环状态中，“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 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这会产生一种兼具深度与强度的相互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正向循环和心流体验——In Love We Trust——“我”（I）和“你”（You）因而共振、连接和统一为“我们”（We），“我”和“你”各自在这个作为最小的命运共同体单元的“我们”当中同时又会获得深刻而得体的自我认同、自信和自尊，而这才是心安、健康、美好、幸福、意义以及超越性和神圣性的真正来源。曾经在朋友圈刷屏的哈佛大学历时75年的格兰特研究的明确结论——“良好的关系能让人更快乐和健康”——就是对这一论断最好的证明。显然，这种最能满足人性之深层需求的东西，也是Ayawawa的情感模式所排斥和清除的。

人的一切烦恼和不幸，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对称性回应的缺乏。既然“对称性回应”如此重要，那我们就在这个概念上多停留一点时间，进一步来说，借助于以上爱的隐喻在我们的头脑中唤起的艺术情境，我们还可以把它分解为三个不可割裂的维度，即一致性、相互性与和谐性，它们分别对应着我们曾经常说现在貌似不怎么说也不怎么信的“真善美”。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切身经验中，“真”（假）是通过我们的（负的）一致性感受来经验和概念化的，“善”（恶）是通过我们的（负的）相互性感受来经验和概念化的，“美”（丑）是通过我们的（负的）和谐性感受来经验和概念化的，它们具有不同的范畴性、层次性和相对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复杂性和统一性，在不同的维度与阶序中会有不同的组合和界定；同时，由于人的认知的不完全性与相对不确定性或者说“有限理性”，它们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性、地方性和时代性，恰恰也正是因为如此，主体性本身才会是始终不可消除的，主体间的合作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才会是始终不可或缺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真（一致性）、善（相互性）和美（和谐性）是既不可分割又可不断优化的“三维一体”，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善为道者，是谓玄德”，“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但是，了解西方哲学史的都知道，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及其现代残余所预设的“理性”是一种“属神”而非“属人”的“完美理性”，这不仅造成了一种割裂了“真善美”的认识论以及作为其后果的物理学与伦理学、科学与人文的逻辑断裂，更是如埃尔温·薛定谔在《自然与希腊人》中所指出的，“把作为‘理解者’的人(认知主体)从所要构造的理性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早已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只要尝试建立一种客观的世界图景就会存在这个特征”。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认识论、知识型和意识流，迄今还没有彻底走出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阴影，依然没有真正做到“以人观人”和“把人当人”，而这一点在以自足的“完美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为基本假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从西蒙到塞勒，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模型的提出和研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主流经济“神学”的大厦，它依然是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的思维模型，教化和规训出一波又一波的自恋型自由主义者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只要是稍微恢复一点被西方经济神学帝国主义的“伪理性”和“反理性”所遮蔽和扭曲的本真性与真理性，就会从这种狭隘短视的自我中心主义中走出来，而通过同情之理解的“换位思考”（第二人称视角）与公平之正义的“零位思考”（第三人称视角）与他人建立同理共情与互通有无的相互性（善），用我们中国的俗语来说这就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从而使自己做到最大程度的“知行合一”（一致性/真），以尽可能地免于挫折与困苦并获得最大程度的“身心合一”（和谐性/美）。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那么，也就不存在完美的“匹配”，对称性回应的“我爱你”也不可能一拍即合，一蹴而就，“我”和“你”之间必然也会经历痛苦的摩擦、冲突与整合，正如罗尔斯所说的“伤得最少的爱，不是最好的爱”，“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对称性回应能力（交互主体性）也就意谓着一致性（真）、相互性（善）与和谐性（美）的不断再生产，这自然也就需要主体能够不断地自我超限、升维和进阶（自玄主体性），同时，主体（有限主体性）在这样的不断超限、升维和进阶的对称性回应的激励和滋养中也会变得越来越“真”（一致性）、越来越“善”（相互性）和越来越“美”（和谐性），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我你合一”、“身心合一”与“天人合一”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正向循环进程（人真的有“灵魂”的话，那也只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孕育和诞生的），“我”和“你”在其中相互滋养、相互“拯救”和相互赋权，身-心-灵也就会越来越“性感”，也就会越来越“有香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爱可谓是一种在无意识的底层运作的嗅觉体验。那么，我们可以说，由爱的关系中对称性回应的要求激励和滋养的不断超限、升维和进阶的一致性（真）、相互性（善）与和谐性（美）才是真正的爱的真正对象，一旦它们停滞不前或不复存在，真爱的火焰便会随之熄灭，亲密关系就会进入假性状态。Ayawawa训练和表演的那种基于“算计和顺从”的无摩擦的单向的或单边的（即负的）一致性、相互性与和谐性，也就是“假恶丑”的必然也是暂时的，最终必定造成“身体里的军阀混战”（神经症）而令人不堪忍受，病变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

（三）“我”的主题化。主体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化和主题化过程中诞生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是单纯地生活在爱情关系之中”（这却几乎是所有的爱情浪漫主义的套路），而是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重重问题当中。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问题携带者，进一步而言，“自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自我”的真相是，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固定不变、实体性和原子般的“自我”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启蒙”，去“成熟”，去“实现”。恰恰相反，“自我”是我们在直面、选择和学习如何解决自身遭遇的一连串问题而收敛和凝结出的人生主题（subject）中孕育和“创作”出来的。安·兰德说过，为了说“我爱你”，一个人必须先知道如何说“我”。这句话很多人可能在朋友圈看到过，我引用过来想强调的是，为了做到“我爱你”，一个人必须先创作出“我”，即像福柯那样把自己的生活创作成艺术品，“做自己”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之中以主体性的的勇气、技艺和创造力来塑造可塑造的自己（the plastical self），完美不完美的自己（the imperfect self）。

问题意味着困扰，烦恼，恐惧，焦虑，痛苦，甚至创伤。假如我们回避问题，逃避痛苦，内心其实就是在烦恼烦恼，恐惧恐惧，痛苦痛苦，久而久之，就会陷入一种身心关系的二阶负性循环，即便是上过再多课、读过再多书（“过多的阅读只会产生自以为是的无知之徒”，卢梭《爱弥儿》）、睡过再多人、去过再多国家和地区，也不可能与自身、他人和世界建立起切身、深入和饱满的关系，最终只会是一种无爱可依的假性“自由”与虚浮“自我”的拔根状态（uprootedness），也只能靠“自我”虚无化的佛系方法论来“解脱”，己不立而不欲“立人”，例如宣扬“人间不值得”。乔达摩·悉达多说“众生皆苦”，这没说错儿，但问题在于，有不可避免的痛苦，也有可以避免的痛苦，痛苦经验本身也不完全就是负面性的，“人之为人”（human being）的意义感至少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学会以理性和意志来避免可以避免的痛苦与懂得以爱和意义来转化不可避免的痛苦。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的一个场景，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在这本书中写到：

一位年迈的、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全科医生向我咨询，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她在两年前去世，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我怎么才能帮助他呢？我该告诉他些什么？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说别的，而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医生，如果你先她而去，而你太太在你死后还活着，那会怎么样？”“啊，”他说，“那她可受苦了，她怎么受得了啊！”我马上回答：“你看医生，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你替代了她的痛苦——当然，代价是你现在活着，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他没再说话，摇了摇头，悄然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痛苦，因为爱的在场而被赋予了意义，所以变得可以让人承受。古希腊人认为，疾病是诸神的造访，我们也不妨认为，痛苦是主体性的契机。正是在对自身遭遇的问题及其造成的痛苦经验等心理效应的积极“回应”（responses）中，而不是在一种“无我”必然是“假我”式的通往“星辰大海”的虚妄征途中，我们每个人才能与自身、他人和世界发生切身而实在的一致性（真）、相互性（善）与和谐性（美）的关系，建立“负责”（responsible）而有意义的连接，也唯有通过这种不屈不挠和彻头彻尾的经验、选择和思索，我们才既能对抗学科分工、知识碎片与信息茧房的纷扰、割裂与诱惑又能富有“自知之明”地理解自身与世界的界限、机制和潜能，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逐渐地构筑出不再只是被权力主义压迫结构和主奴文化灌输的而是真正“属我”、“有我”和“主我”的分类框架、归因模型和人生主题，并积累和创造出兼具个体性与整全性的生命样态、意义体系和主体身份，唯由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自信地回答“我是谁”而不只是“我是谁的谁”。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那就不可能知道“你”是谁，也就只可能根据“我是谁的谁”与“你是谁的谁”进行外在的背景匹配，即所谓的“门当户对”，那这样的“我”和“你”之间基本上也就不可能产生对称性回应的幸福状态，即便是偶尔有之也只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小概率事件。

这种关于“人之所是”（human being）的“我是谁的谁”的回答及其与“你是谁的谁”的匹配模式，其实也就是我们生长于其中却“未经（充分）省察的儒家角色伦理和生活模式”，我们知道，儒家的角色伦理是由孔子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衍生而来的，它一般只是在强调“己”的范畴（习惯的认知、行为和人格）的可教化性，却不问“礼”的范畴（祖传的习俗、制度和文化）的可改变性，片面地推崇“反求诸己”、“克己复礼”与“三从四德”，而不允许对“礼”本身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进行合理质疑，这实际上导致了主体性维度被系统地清除，那么，角色性便丧失了自己的内在约束、整合和引导，主体性与角色性的关系就像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建筑师与泥瓦匠、木匠等匠人的整体与部分、主与从或一与多的关系，主体性可以说就是“角色性的角色性”。那么，在这种缺失了主体性的角色伦理中，人们久而久之就会在世事的变迁中陷入多重角色的冲突、人我关系的矛盾与身心关系的异化，而像咬尾蛇那样自相矛盾与自我吞噬，这其实也就是抑郁症的病理学逻辑。这也正是基于良知的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基础，如马丁·路德·金认为，“任何违反法律但却是因为良心告诉他法律是不公正的，为了唤起社会对法律的不公正而在狱中接受惩罚的人，都是在表示对法律的最高尊重”。Ayawawa的情感理论，尽管经过了进化心理学与科学主义的镀金，实际上还是儒家的角色伦理那一套，依然是在宣扬“克己复礼”的“假恶丑”（负主体性）而不是在推进“反礼复道”的“真善美”（正主体性）。

俗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实际上，“自知之明”才是真正的富有，因为它是“德配其位”的主体性自觉与对称性回应能力的必要条件；从经济和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复利收益和基业长青的根本所在。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必定是在舍本逐末和南辕北辙，迟早是会“还回去”，竹篮打水一场“空”。接下来，我们不妨再一次借助隐喻的构画力量，如果我们把主体性视为自我的“硬核儿”，那么，构成主体性的一致性（真）、相互性（善）与和谐性（美）以及有限性、交互性和自玄性就是“硬核儿”里面的“仁儿”（仁性）。如果我们每个人直面自身的苦痛或创伤并且想进行真正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和自欺欺人的认识、归因和化解的话，那就不得不与自身、他人和这个世界建立开放的交互、同理共情（empathy）和连接以及自玄的一致性（真）、相互性（善）与和谐性（美），那就会切身地体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往往就会变成一个从自渡到渡人、从利己（单利）到互利（复利）、从“私”（个人性）到“公”（公共性）的滚雪球式的生命历程。那么，在这样的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不断扩展的主体化历程中发生的“邂逅”而进入的爱的关系，自然就更有可能产生对称性回应的正向循环而“1314”地在一起长相厮守。

四

我们所说的这种对称性回应的爱的关系，当然只是一种理想型，但是，“理想”并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一种有理论假设和逻辑保证的梦想，即现实中的潜在面和未来面，它一方面是我们得以对现实进行是非优劣之论断的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也是引导我们通过不断改变现实来逼近的人性理想和生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体性也是一种能然性，即一种把理想性转换为现实性、应然性转换为实然性的能力。假如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放弃理想维度而陷入彻底的历史与现实主义，或放弃历史与现实维度而陷入彻底的理想主义，实际上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要想真正成为主体性的存在，从而完成自身的“安身立命”，都离不开现实性（我是谁？）、历史性（我从哪里来？）和理想性也即是未来性（我到哪里去？）这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

我们知道我们正身处于一个骨感十足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之中，我们曾经有过浪漫却偏误的理想主义时代，但把“洗澡水”（偏误的理想主义）和“孩子”（理想性）一起泼掉后，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少根筋”（缺维）的状况。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无主语的”（丧失了真正个体性的第一人称说话的勇气和能力，陷入了滥竽充数的浮躁螺旋与人云亦云的话语泡沫）、无主体的和无主题的，往往只是被货币计价的财富集中与阶级形式的权力固化之“网格”（Matrix）所配置、规训和拉扯的木偶，既无爱可依，又无房可安，更无业可立，杜甫只是在穷忙，“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即是传统宗教势力得以复辟的现实逻辑，也正是Ayawawa或咪蒙之类自媒体的话语土壤。例如，流行的“佛系青年”概念隐喻的正是这样的精神“缺维”症和主体性匮乏症，它以“自我”虚无化（即逆向自我认同）这样的理性诡计来帮那些丧失了自我价值感的无助又无望的年轻人进行自我合理化和自我安慰，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现实主义的现实的无可置疑性与不可撼动性。娃粉之所以会成为娃粉，只是因为她们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中“看不见”别的可能性，于是便“自以为”不会有别的出路。

当然，生存于我们这样的时代悖境当中，自欺欺人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心态及其后果就是有益的和值得认同的。与其像晋惠帝那样空说“何不食肉糜”，不如脚踏实地地开拓新出路，事实上，新出路并不是没有，只是走的人太少，以至于成本太高，代价太大。那么，只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成本和代价才会降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言及的“爱的革命”之路，其中，从“爱之悖境”到“爱之妙境”的关键一环就是，它需要人们——尤其是那些陷入了“自我”的虚无主义的年轻人——批判性地重新意识到自己身体里被禁锢的“人之为人”的能动性（agency），进而开启“自我”的意识化、良知化与主体化之旅。毫无疑问，这必然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程，但也是一个重燃希望的历程，需要非凡的勇气，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假如我们不敢或不愿这么去做，那就想一想死亡吧：什么人最怕死呢？答案是“没有充分活过的人”！那什么叫“没有充分活过”呢？至少可以说，没有真正爱过的人，肯定不能算充分活过，而这才是人生的最大代价。实际上，真正爱和被爱过的人，是不会说出“人间不值得”的。只有在真正的爱的体验中，我们才能从自身的脆弱性中走出来，驱散自我中心主义的幽灵，超越对于死亡与他者的双重恐惧，排出“人对人的殖民主义”的毒素。既然不打算活着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在通往对称性回应的爱的关系的“人间正道”上，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这样的“有勇气，敢付出”只是必要的却非充分的，尤其是对于娃粉或“佛系青年”那样已经相当虚荣与虚弱人格来说，更根本的挑战是主体性悖论，即一种如溺水者或瘾君子般的无力自救与无法自拔的状态，他者的出场、帮助或搭救是不可或缺的，“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实际上，“自我”的主体化征途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由只具备有限主体性的个人独自完成的，除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需要他者意识的觉醒，“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类只能是相互“拯救”与“人赋人权”，也就是必须要有交互主体性的对话者、合作者和共同体，“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缺少了他者意识的自我意识只会误入歧途而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淖，这恰恰也正是鲁滨逊式的或者说“短路”（因为被植入了中世纪的“特洛伊木马”）的现代化进程的悖论性与悲剧性的病理学。不过，为了避免“好心办坏事，善行结恶果”、“相互拯救”变成“相互拖累”，我们每个人就需要时刻保持自己是否“德配其位”和“能然其事”的“自知之明”与（有限、交互与自玄的）主体性自觉，这不仅需要我们要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你自己”（以查杀或“无我”主义或“唯我”主义的病毒），更需要我们要像福柯那样对“认识你自己”的知识型作谱系学与考古学的考察（以查杀中世纪殖民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新的旧世界”亟待建设的“新致良知”和“文化转基因”工程。

当然，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的地基，也就是最为核心和最为关键的，是在“相互拯救”的知识型与意识流中得到激励与滋养的“自我拯救”，我们每个人需要从直面和超越自身遭遇的问题与痛苦经验出发，非“礼”要视，非“礼”要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与自身、与他者、与世界的一致性（真）、相互性（善）与和谐性（美）这三个方向上持续地投入、生产和积累，并利用自身积累的认知盈余和相对优势，“能助人时且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这只能作为求“善”的策略而不能作为目的，否则就可能陷入“冤冤相报”的负相互性之中而成为“恶”），正如墨子所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大取》），这种“真善美”的积累不仅会像澳洲的“飞去来也”那样直接反馈到我们的生活与命运之中而成为“福报”，同时也是指向“公共性”也就是潜在的未来性的慈善和公益，正所谓“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中庸》）。实际上，若是没有这种“大”处着眼的觉知与“小”处入手的笃行，我们不可能真正地转化我们的“文化”进而转型我们的“制度”，我们自身及子孙后代也就不可能拥有一个建立在异质性的爱、希望与合作而不再是同质化的恐惧、匮乏与竞争之上的人类新新文明与“共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