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无意中暴露了中层之恶（下篇）

王江松文集（1～4）销售链接

亚马逊：卷一：《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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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最近四十余年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社会运动中，作为宪政民主右翼的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宪政民主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时间上晚出、在影响上微弱。自从2010年中国劳工运动兴起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就被推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了，正像欧洲劳工运动曾经把社会民主主义锻造成了欧洲社会和世界范围内一支基础性、结构性的思想政治力量一样。本书从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出发，全方位阐述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学理、根据、源起和发展前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伟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关键性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作者对其亲身参与的十年中国劳工运动的总结和提升，可谓字字呕心，句句沥血；这是作者生命体验和思想探险的结晶，处处洋溢着深挚的社会责任感、鲜活的知行合一风格和无畏的理论勇气。

2、《王江松文集》卷二：《劳动文化学：当代中国的劳工意识》（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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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谈到文化，人们大都想到的是贵族的、士大夫的、资本的、权力的文化，很少有人想到一种独立而完整的劳动文化或劳工文化。本书与它的前身《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一样，是由作者在汉语文化圈中首创的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学研究成果，其宗旨和中心思想是，劳动者和劳工阶级要成为独立而完整的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要发起卓有成效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动，要作为宪政民主左翼力量积极地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和文化，否则就永远只能蹒跚地、被动地跟随在别的阶级之后。 所谓劳动文化，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所谓劳动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哲学意识、劳工经济意识、劳工政治意识、劳工心理、劳工伦理、劳工法律意识、劳工审美意识、劳工文学、劳工艺术、劳工文化传播等内容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3、《王江松文集》卷三：《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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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本书是对当代中国第一次劳工运动高潮的同时态的亲历、追踪、记录、呐喊、思考和传播，围绕着四个主题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劳工界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和思想家、 中国社会转型与劳工运动、关于劳工问题的思想争鸣和理论探讨以及关于劳工运动的评论、文告、声明、访谈。正像作者在序言《从倾听底层到致敬底层》中所论述的，这表明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与底层民众相结合，与他们一起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生活价值，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 本书深刻而厚重的苦心孤诣在于，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既不能弃底层于不顾而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更不能愚蠢地把底层民众推到极左或极右那边去。中国的社会转型，有赖于依托中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右翼与依托劳工阶级的宪政民主左翼的团结和联合，否则必将长期陷入转型陷阱而无法自拔。

4、《王江松文集》卷四：《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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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是《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书的姊妹篇，精选了二十来个发生在本世纪一0年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劳工集体维权经典案例，客观记录和描述了这些事件的过程，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评论，像教科书一般向劳工大众和社会公众介绍劳工运动的优势和弱势、战略和策略、经验和教训，同时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 由于遭受强力打压，以珠三角地区为主的第一波劳工运动目前已经陷入了低潮，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劳工还将再一次、很多次奋起。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必将载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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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无意中暴露了中层之恶（下篇）

王江松执笔

二、思想者沙龙群由孙毅安言论引发的第二轮讨论

郭学明：底层是十亿人左右的群体，存在这个群体共有之恶吗？底层之恶是一个全称判断，能禁得住证伪吗？法官中有恶法官，可以定义以法官群体全称形成“法官之恶”的概念吗？企业界有黑心老板，可以据此定义“企业家之恶”的概念吗？三年三班有几个学生考试作弊，可以据此定义三年三班之恶吗？精英中出了张维为，可以得出“精英之恶”概念吗？把社会中最大群体中个别人或部分人的恶说成整个群体之恶，这是“底层之恶”概念不成立所在！每个阶层都有恶人恶行，但不能株连扩展到整个阶层！只有党卫军褐衫党契卡红色高棉这样的邪恶组织才可以全称判断为党卫军之恶！法西斯之恶！契卡之恶！红色高棉之恶！我反对江松教授说底层之恶现象存在的说法，请您举个例子给我，哪种恶是底层全体领属的恶！底层之恶说是对亿万善良底层人的侮辱与轻蔑。

YU：郭老师：别激动。您说的都有道理。你昨天也问过“底层之恶”是不是全称概念、是否成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它是否是一个全称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如果是全称概念，那它肯定是错的。别说“底层”这个群体了（有相当多的善良人），就连党卫军、法西斯、契卡、红色高棉里面都不乏少量好人。只有把“底层之恶”当作一个非全称概念（即“存在于底层中的恶”，而不是“底层人均恶”）来理解，这个概念所表述的现象才是基本属实的（江松兄与多数人说的，应该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才值得进一步探讨（现象的实质——是否底层独有；现象的根源——人性、文化还是制度）。

如果把“底层之恶”理解为“存在于底层的恶”，它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先姑且不讨论是否底层独有及其根源）。底层人中固然有很多善良的人与善行，也有很多恶人与恶行。我们老家农村，我从小就见过很多两方面的人与事，有的可追究到制度根源，有的则比较难，说起来话太长。

郭学明：那么，就应当说“存在于底层人中的恶”，而不是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单单建立“底层之恶”概念，突出“底层之恶”。都是学者思想家，又不是不会语文，又不是没看过波普尔，为什么不能准确表达！事实上，一些精英的表达也具体指向了整个底层！过去，江总接见外国记者说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是人民素质还有待提高，现在，一些主张自由民主的精英讨伐底层之恶，异曲同工！“底层之恶”说的实际效果就是让人以为存在一个底层而不是底层个别人部分人的独有固有的恶！唤起对底层憎恶。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哪些恶是只有底层才存在而其他阶层没有的恶？请教！

YU：这个很难说。我的初步判断是：根源都是人性之恶，有的被不好的制度所放大。这些恶，在底层有底层的表现，在高层有高层的表现，可分别称为“存在于底层的恶”、“存在于高层的恶”，近似简称“底层之恶”与“高层之恶”。啊呀呀，与郭老师这样认真的辩友，进行这么严格的讨论，一步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出错呀。

    在底层有底层的表现，在高层有高层的表现。底层之恶在很多情况下是高层之恶带来的（譬如防疫）。但话又说回来，很多高层之恶也是底层之恶成就的（没有他们那么怂包，高层能那么威风作恶吗？）就像那些没领到菜就高叫、领到菜后就“忏悔”的怂包，看着都生气！当然，我对底层怂包的“怒其不争”，没有对高层坏人的痛恨那么浓烈。

张千帆：整体主义命题从来是错的。一切概念都必须能够被降解为个体，或以个体为基础，否则就在耍流氓。不同阶层的恶相互放大恶性循环。

王玮：@YU 把底层之恶解成底层中存在的恶，是标准的偷换概念。显然不符合汉语语义学对词义的逻辑限定。底层之恶假定了一个特定的底层人群，这个人群有一个特定的恶的属性，这个意思明明白白，不能随便曲为之解。这里隐含了说话者的歧视，轻蔑，排斥，也隐含了自居为上层人的傲慢，自满和得意。这是不能不查的。

郭学明：先做加法，再做减法。先把底层人的恶都列出来，再减去其他阶层都有的，剩下的就是底层独有的。

我先列一些抛砖引玉，不一定对：偷东西、掏包、哄抢、狐假虎威、自己摔倒赖救助者、假摔讹钱、仇富、盲从……

我就想讨论清楚，只有底层存在的恶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有多严重，讨论一次问题就应当搞清楚。

JIAO：偷东西、掏包（底层小偷小摸属于盗窃，上层贪腐也属于盗窃，是大盗）、哄抢（底层民众哄抢翻车的货物，上层通过权力瓜分一些国企民企资产）、狐假虎威（底层上层都有）、自己摔倒赖救助者（底层讹诈某个个体，上层以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讹诈或绑架民众）、假摔讹钱、仇富（底层仇富，上层意识形态既仇外也仇视蔑视底层）、盲从（底层爱盲从，上层也是如此，官员不仅盲从，且当上有所好时，还下必甚焉）……

以上列举之恶，无一没有上层之恶的对应物，不同的只是危害更大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拎出所谓底层之恶讨论的意义何在？

刘中岳：如果没有底层所独有的或发端于底层特殊人性的恶，就推翻了“底层之恶”这个概念（标签）。

吴祚来用“附庸之恶”代替“底层之恶”，感觉比@德州老刘 说的“乖巧之恶”更贴切，也比我说的“卖身求荣之恶”更简练。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底层之恶”这个词用的非常不准确，不恰当，作者还进而把“底层中存在的恶”标签为底层所独有或普遍的现象，就更不应该了。

JIAO：平庸之恶，要比所谓底层之恶的概念更有分析的价值；底层之恶，也不如底层互害更有分析的意义。

所谓底层之恶，是一个伪概念。除非把贫穷当成一种罪恶. 因为贫穷，确实是底层与上层最明显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更包括权利上的贫穷。尽管在党国，所谓上层也存在权利贫穷的问题，但底层则是权利角度的赤贫。

郭学明：继续做加法：打土豪分田地、反右批斗知识分子、红卫兵、武斗、批斗黑九类、农村管教黑五类。

JIAO：这些都是上层之恶，极权政治之恶，底层属于被裹挟的从犯，有些民众则是受害者。

郭学明：底层之恶是近几年来一些精英特别是保守主义者诋毁底层反对平等价值观的恶意满满的概念！

JIAO：提出所谓”底层之恶”的人，有责任为其概念进行定义，如郭学明所提到的问题，列举一下有哪些恶可以称之为底层之恶。 这类恶是出于人性本然还是制度环境使然。提出此概念的意义何在。 是一种有别于平庸之恶的新概念发明，还是对于底层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或者是对底层没能觉醒起来当炮灰为将来自认的上层们铺就摘取转型桂冠道路的不满？

王斌：本群有个90后女孩关于我们底层作恶的讨论有一篇颇深刻的哲学性表述，估计她怕得罪人，故只发在她的朋友圈，我很想转过来，但怕人家不同意，便忍了。这女孩以域外之眼看我们，及中国问题，厉害！

王斌应大家要求转过来@Laurel 发在微信圈的帖子：有主张人性恶的，有主张人性善的，明确主张人性善的，如孟子，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者，近代的卢梭，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人性恶的，像荀子，亚里士多德，以及基督教，近代的霍布斯，当代的自由主义者等等。这样的主张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预设性，既然是理论预设，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现实，它们虽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事实支撑，但其本身并非就是事实陈述，命题的提出者本人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超然性。作为人性论的预设，它们当然是全称命题，这跟声言“底层之恶”是完全不同的。“底层之恶”作为一个命题其问题根本不在于它是否是个全称命题，而在于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恶的，是充满了恶的。首先什么是底层？谁是社会底层？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是在公权力链条上所处的位置吗？是完全无权者吗？是一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吗？是经济决定论吗？是按照社会财富占有量多少来划分吗？不管按照什么标准，人类历史上还有比耶稣基督更底层的存在者吗？那些原始基督徒哪个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并固守于这个底层？他们都是底层之恶的化身吗？其次，凡是提出“底层之恶”的人本人就是恶的，他们骨子里充满了恶毒。他们的恶首先在于他们把自己摆在了生物链的高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底层。这是傲慢。他们究竟来自何处？谁给了他们非底层的位置？这个非底层来自于什么？社会地位？财富？知识？受教育程度？最后，提出这种邪恶概念的人多半是某些麻木的良知残缺的伪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堕落的群体，尤其是在近七十年的中国。凡是他们认为恶的，多半恶不到哪里去。他们是一个最缺乏思想的群体，是离思想最遥远的群体，也是一个最丧尽天良的群体。                                                           

另外，“底层之恶”这个命题中的恶所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泛泛而言的人性恶之一般的形式的恶，这个恶是有所特指的，比如某些根深蒂固的恶，某些粗鲁的恶，某些直截了当的恶，某些赤裸裸的恶，且不去说这样的恶比起那些所谓的非底层的遮遮掩掩的经过多重伪装的各种处心积虑的恶是否是更小一点的恶，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底层之恶是本源性的，还是非本源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因呢还是果？这些伪知识分子嘴里的底层之恶是否只是应对统治者的邪恶被逼出来的应对手段？也就是说这种所谓底层恶只是邪恶的统治者之邪恶所造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些动辄声言底层之恶者不是变相地向统治者递投名状吗？

王江松：读后感兼答郭学明诸君：这位年轻学者好生了得，同意王斌兄对她的评价（本来我是向大家推荐郭学明老师针对孙毅安们的“连环之问”的，没想到风云突变，郭老师直奔我来了，好像我这个孙毅安的激烈批判者瞬间成了他的同伙了，因此有必要认真回应郭老师的质问；更有趣的是，郭老师是一个同情、尊重、善待劳工的良心企业家，而我是一个劳工学者和劳工公益志愿者，因此我们之间的争论，有点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如果“底层之恶”这个概念专门针对底层而言，我也是坚决反对的，事实上，孙董孙大编剧的文章在本群一露头，我就近乎本能地予以坚决否定了。但我坚持认为，作为现象描述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同时还存在“中层之恶”、“上层之恶”，它们构成等级专制制度之恶的三个环节，而且就恶之大小、主次、因果而言，上、中、底层不可等同视之。这种伦理学上的分层，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分层，是有价值的，对我而言，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具体分析在等级专制制度链条上不同阶层之恶的特征，有的放矢提出纠治之策，而不是停留在对一般、抽象的“人性恶”的泛泛的谴责上，这反而模糊了不同阶层应负的具体责任；（2）承认底层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恶行恶德（仅仅具有概率统计意义，并非每个底层人都具有，当然也不是先天的和不可更改的），是直面问题，而不是护短甚至搞底层崇拜，这对于像我这样长期为底层发声和维权的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有效抵御来自上层和中层把我们污名化为讨好底层的民粹主义。

当然，如果有学者能够证明“底层之恶”、“中层之恶”、“上层之恶”纯属多余的概念，我也乐于用奥卡姆之剃刀，一刀除之，而无憾焉！

YU：同意江松兄的基本观点以及您与郭老师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占全喜：@王江松 同意你的分析。补充一点，@郭学明 老师多次在群里提醒大家做加法和减法来分析有没有专属于底层的恶，至今没有一位群友，也没有看到一位群外网民举出一例底层特有的恶。支持“底层之恶”这一说法的也仅仅是认为“底层存在恶”，并没有说“中层、上层没有这种恶”，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底层之恶”是一个伪命题。但“底层之恶”作为一个词组，文人要使用那是其自由。好比《丑陋的中国人》里的丑陋也不是中国人所特有。所以“中国人之丑陋”也是一个伪命题。但并不妨碍《丑陋的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

YU：这是王斌老师特别欣赏的那位90后外国美女的帖子？（1）首先，我想高度肯定她的汉语表达能力，以及凌厉的辩论风格（苏格拉底式的诘问）——这方面我认为她已经跟我不相上下了，远超我在那个年龄段的多水平。是个难得的人才！（2）但我想指出的是，她的认知是很偏激、强词夺理，而且很不友善的。随便指出两点：第一，她连“底层”这样的事实描述概念都要否定，没有丝毫道理。她说的以经济、政治地位来判断社会分层，其实都是可以的，为啥要反对？如果因为同情底层，就连这个概念都不让用，那必须换成“待中层”之类的概念吗？政治正确是否太过头了？她甚至认为使用这种概念本身就是“恶”的。这就不仅观点极端，而且对观点不同者充满敌意，很不好。第二，她将所有提出、认可“底层之恶”这一概念的人都定义为“骨子里面充满了恶毒”、“麻木的良知残缺的知识分子”、“最堕落的群体”，如此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江松兄甚至您王斌兄都囊括进去了，至于这么绝对吗？我前面已经说明了我对这个概念的宽容理解（存在于底层的恶行——如果连这一点也要否定，那是否对底层的同情变成溺爱了？）并说明了这个概念不排斥推究“底层之恶”这一表象的深层根源（制度之恶、高层之恶）。即使她不认可我们这种观点，但至于这么给我们扣这么狠的大帽子吗？至于这样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挥舞道德大棒，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这是一种理性观点与良善讨论风格吗？否！这才非常接近恶。（3）综合上面两点，我认为这个小姑娘有点儿类似于王庆民小朋友，有天才，但可能会朝极端化的愤世嫉俗方向发展。我认为王斌老师您不应该过于褒扬她，而应该与我们这些成年人一起，好好指出她的问题所在，“调教”一下她，把这个好苗子培养正了，不要长歪了。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故意挑刺。

占全喜：我来为@Laurel 美女辩护一下。她激烈批评的“底层之恶”一说大意是“底层充满恶”，而不是“底层存在恶”。至于底层如何划分，仁者见仁，“底层充满恶”之说显然对“底层”充满鄙视和敌意。就像成龙说的那样：“中国人需要管”也是对中国人充满了恶意一样。

YU：我们要同情、理解底层，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视底层存在的问题（即使不是他们独有）。否则，我们要么是掩耳盗铃，要么是“溺爱”他们（尽管“溺爱”这个词也有高高在上的嫌疑）。

JIAO：她反对的是”底层之恶”的概念，而非”底层”的概念。余先生由误解开始，那么批判的箭头射中的就只是一个稻草人了。

就是这位姑娘、郭学明和我分别提出的关于”定义”的问题。提出”底层之恶”观念观点的人，有责任为自己的概念进行定义，即底层的定义；同时也有责任为其所谓底层之恶的的概念或观点进行定义或列举。哪位持底层之恶观念的群友，出来给定义一下? 

YU：（1）我已经定义过多次了。我理解的“底层之恶”，指的就是“存在于底层的恶行”。它是一个表象，既不表明它只存在于底层、不存在于其他阶层，也不表明它根源于底层、没有体制根源。定义完毕。（2）定义本身就是可以多样化的，没有正确之分，除非是一个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含义很明确的概念。定义是针对概念的，不是观点，也不是论证，而是讨论、论证观点的起点。完毕。

刘开明：关于“底层之恶”这个话题，我更赞同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十多年前，敝人主持一个得到世界银行资助的干预项目——深圳拾荒人群互助项目。网络上有这个项目的视频。参加人群全部是来自河南黄泛区的农民，很多人在深圳拾荒超过二十年。有一次我们安排他们在一家三星级酒店培训两天。培训结束后，每个人都把酒店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才走，而且没有带走任何酒店物品。很让我的同事惊讶，我问了其中一个领头的老大爷。他告诉我，他们事先有过约定，一定要把酒店房间搞得干干净净，不能让人看不起我们捡垃圾的人。这个例子说明，穷人只要得到尊重，会比其他人更重视社会的期待和规则。

当社会充满恶行的时候，就不能指望底层不恶。

Cheng Feng：参考一下马克思的思路，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赞美没有妨碍他讨论“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路易•波拿巴的追随者“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

JIAO：@Chen Feng 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定部分，并非全称概念。除非你把流氓无产阶级等同于无产阶级是流氓。而”底层之恶”之”底层”，是全称概念。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否定底层之恶的说法，并非排斥底层也会作恶，存在底层恶人或底层流氓这样的事实。

王玮：对。假定的是一个与底层共生共存的本质。类似于血统论一样的。是根深蒂固的歧视。

段毅：底层之恶或底层存在的行为之恶，如果与高、中层就行为的特点相比较是可以区分出来的，相当多的案例都可佐证，这与认知水平，教育程度，可选择手段，得到救济的范围相对低下有关。我办过挺多案子，从心理到行为烈度分析，底层确有简单粗放极端的特点，而高中层在相应事态下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和更多为恶手法的选择。

Cheng Feng：站在底层一边和讨论底层存在的问题不矛盾。

JIAO：@段毅 您说的，是在表现方式上的不同。那么这些您认为是否跟其它阶层的恶在本质属性或恶的类型上有什么不同呢？

段毅：这类分析讨论的意义在于理解社会底层的处境及不平等条件下反应方式，目的是找到改变的方法，并不是在人性角度去证明善恶，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研讨这个太抽象的命题。

王江松：针对孙毅安那篇文章，在同样否定此文的群友中，又出现了分歧，一些群友认为“底层之恶”不仅是一个学理上不能成立的伪概念，而且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恶，本身就是对底层的污蔑和诽谤，对中层责任的回避，对上层罪责的掩饰；另一些群友（比如我）认为“底层之恶”这个概念在一些限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1、底层之恶概念的限定条件

（1）它只是一个现象层面的、带有概率统计属性的归纳，而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这个条件限定回应了一些群友的观点：反对把“底层之恶”说成是一个底层所独有的、先验具有的且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的本质的、孙毅安式的概念。

（2）它的典型背景和适用环境是等级专制社会，多半不适合于宪政民主法治社会；它不是仅仅针对底层的，因为同时存在中层之恶、上层之恶，而且上层之恶大于中层之恶，中层之恶大于底层之恶。这个限定条件回应了一些群友的观点：反对为底层量身定做一个概念，并且否认中层与上层存在更大之恶的事实。

（3）我认为这能够把诚实承认底层也存在一些具有特色的恶这个事实与严厉批判孙毅安们对底层的恶毒的、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歇斯底里的仇恨两者并不违和地结合起来，就像有群友所说的，站在底层一边并不妨碍正视其问题，反对对底层的道德歧视和污名化并不妨碍承认其道德上的缺陷，这反而有利于针对底层之恶作出有效的诊断和治疗，相反，讳疾忌医不利于底层的发展和壮大。。

（4）在现象之归纳层面还可以成立的另一组相对而立的概念是底层之善、中层之善、上层之善，并且，在等级专制社会环境下，也可以做出一个相对的判断：底层之善大于中层之善，中层之善大于上层之善。这可以回应一些群友的观点：底层拥有许多优良的美德，这正是底层克服自身一些恶习的内在根据。

2、关于底层之恶的定义

作为现象之归纳的概念当然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但要做一个定义，我们还是必须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种+属差的定义方法，即首先确认人性有善有恶（我个人以人的自主性、开放性、创造性、友爱性为人性善，以奴性、封闭性、破坏性、攻击性为人性恶）这一“种”，然后加上底层、中层、上层皆有善有恶这一“属差”，这就有了底层之善/恶、中层之善/恶、上层之善/恶这两组概念。这两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增量意义在于，由于各阶层所处地位不同、拥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不同、持有的价值观不同，它们行善与作恶的方式也就不同。

这个定义过程并不是前文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即不是从一般的人性善恶推出特定人群的善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普遍（种）加上特殊（属差）的形式逻辑的定义方法，也就是说，在做定义以前所获得的大前提（人性善恶）本身就是从不同阶层、种族、年龄、性别等等的人群和个人中归纳出来的，作为归纳，永远难以穷尽个别与特殊的丰富性，因而任何一种人性论都带有假定的性质，底层之恶等二级概念，就是用这个一般的概念来概括特定阶层的善恶现象的结果。诚然，这是一个具体经验与抽象定义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里，起点是经验，终点也是经验，概念只是中介和桥梁，而不是先验主义的绝对本质。底层、中层、上层之善/恶这两组概念，既带有人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共通性，又带有一定阶层善恶的特殊性、个别性、差异性。希望这个说明回应了一些群友对底层之恶加以定义的要求。

3、有没有只有底层才特有的恶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一切阶层的恶都可以归纳为奴性、封闭性、破坏性、攻击性这几个向度，只不过它们在特定阶层成员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由于底层的生存艰难、逼仄和缺乏教养，他们的一些恶行就显得极其直接和粗鄙，比如抢劫、偷盗、强奸、随地吐痰以至大小便、在公共场所喧哗吵闹等等；中层相比底层拥有较多资源，不太需要用暴力、刑事犯罪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但这并不等于中层的恶就比底层的恶减少了，中层之人借助于更高智力、文化、知识、信息而做出的缺德犯法之事，会造成更大的祸害；至于高层，他们固然不需要自己动手干坏事了，但那只是因为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在干成百上千倍的坏事，最高之恶可以达到国家犯罪、国家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程度。

（2）在受压迫剥夺没有上升空间的制度环境下，不少底层人自暴自弃，平常逆来顺受，没有自组织能力和习惯，遇到机会或煽动时又迅速聚齐为横扫一切的乌合之众，结果一次又一次成为可怜的炮灰，他们是社会的底盘和基础，但在近现代以前确实没有制度创新能力；在等级专制社会中，中层之恶主要表现为作为官僚和文化人竭力维护等级专制制度；上层之恶则是利用中层去统治底层民众，使他们永远保持在驯服和奴隶状态。

（3）底层人的消极被动性、惰性确实显得比其他阶层突出，例如工作之余和节假日，大量时间浪费于赌钱打牌喝酒闲逛，没有几个人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相当多的人具有反智倾向；相比之下，中层、上层的主动性、扩张性、压迫性比较强，热衷于权术和统治才能的积累。

（4）底层人的攻击性、破坏性不如中层尤其上层强，而且更多地针对自己、自己阶层和比自己更弱的人，通常并不针对更高阶层，自己受了有权有势者的欺压，却回家酗酒、打老婆孩子，或跑到学校门口杀孩子、开车碾压路人、炸公交车或把公交车开到河里……相反，中层尤其上层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要活跃得多，而且主要针对底层。

各阶层的恶，基于不同的地位、资源、目标、环境，的确各有特色。指出底层之恶大都来源于等级专制制度不是问题，问题是它们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并且严重阻碍这个阶层的命运的改变。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好的制度这些问题就自然会消失了，更何况，谁来给他们一个好的制度呢？历史上，好的制度不正是通过他们的觉醒、组织和行动，在发扬“底层之善”、洗刷“底层之恶”的同时创造出来的吗？

4、什么是中层之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层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甚至中产阶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上，都属于这个中层，除非发生像反右和文革那样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贬低，以及经济大崩溃和大饥荒那样的灾难，尽管近些年出现了中层衰退的趋势，但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太可能下沉到底层，而会勉强维持在中间状态。

中层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对于社会结构的演变发展，可能会产生两种影响：一种是踩着底层和同阶层的人往上爬，跻身于上层，这就必然会加剧底层与上层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另一种是利用本阶层作为中介和桥梁的优势，尽力填补底层与上层之间的鸿沟，在促进社会结构的平衡和优化的同时，也壮大本阶层的力量，最终将金字塔或杠铃型社会结构，改变为橄榄型社会结构。

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第一种影响称之为“中层之恶”，而把第二种影响称之为“中层之善”。

当代中国的基尼系数高居全世界榜首，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虽然人均国民收入，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但实际上，处于刚刚脱贫和贫穷状态的人口还在10亿以上，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中的国家，无一不处于权贵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政治专制和动荡、族群分裂和社会解体的状况之中。

像孙毅安这样的中层，凶狠地诅咒和仇恨底层，把制度之恶、权力之恶、上层之恶，统统栽赃到底层头上，他们或许口头上也高喊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但这一定是遮掩其跻身上层或取上层而代之的阴暗目的的障眼法。他是极右化的中层，他的言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层之恶。

很明显 我们需要能够推动社会朝向橄榄型结构和宪政民主的中层，这样的中层是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

虽然我们可以相信底层相比中上层在数量上有更多的善，但这种善大都是“平庸之善”，作为社会垫脚石和地基的纯朴之善，如诚实、辛勤、敬业、温良恭俭让等等，而在精神文化创造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创新方面，还乏善可陈。底层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固守在底层，而在于大规模地上升为中层，为此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经营能力、市场能力、自组织能力、集体博弈和集体行动能力、参与政治进程的能力，而来自中层的良性和健康力量，可以大大地推进这一进程。

有两种中层，都可以成为这样的积极推动力，一种是追求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他们也希望底层能够大规模转化为中层，为此，他们承认劳工三权和社会保障，甚至愿意与劳工阶级进行政治上的竞争与合作。他们把古典自由主义推进到社会自由主义的新阶段。密尔、凯恩斯、罗尔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另一种同样也是追求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他们已经不是站在劳工阶级对面与之进行竞争与合作了，而是与劳工阶级站在一起、作为劳工的朋友、战友、智囊、专业人员，与劳工阶级一起追求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是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饶勒斯、勃兰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力量是典型的中层之善。

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根本转型，有赖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中右与中左、宪政民主右翼与宪政民主左翼的竞争与合作，这是最直的正道，其他的道路，在经过许多的弯曲并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最终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202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