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存檔，豆瓣傻逼】如果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一場背叛了對愛人忠貞的出軌，這樣不道德的行為可以被諒解，那麼……
這篇影評多少算是個命題作文，不能算是影評，主要是因為某次和朋友聊起王家衛每部電影都有契合當時香港政治與社會議題，於是被要求找找《花樣年華》裡的政治隱喻。
不過在此之前，首先容我對評論裡的高頻出現的“「小資」，「中產」，「懷舊」，「老上海」啊這些形容詞噴兩口老血。租單間跟房東擠一塊兒叫中產？吃路邊攤雲吞面叫小資情懷？這眼光真是清奇獨道，不同反響！豆瓣文藝小清新一看到旗袍墨鏡王就不能自己了，情懷氾濫，大愛無疆。
《花樣年華》的年代，是香港最動盪不安的年代，40年代末開始陸陸續續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遠遠超出了當時香港作為一個沿海殖民地所能承受的能力，住房緊張，公共設施不完善，經濟跟不上，像周慕雲、蘇麗珍這樣的小白領，也只能租住一個單間，和上海房東一家擠在一塊兒，其他的就更別提了，大多是七十二家房客，甚至更糟糕。不僅是物質條件匱乏與生存空間緊縮，人心的惶惶不安，不知所從，更是讓人無法落腳，迷茫彷徨的原因。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香港前途未卜，港英政府也無心管治，拖一天是一天；來港移民總以為很快內地就會穩定，香港不過是暫時落腳避亂的地方，將就一兩天也無所謂。
學者給那段時間的香港起了個特別文藝的名稱，一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借來的，總不是自己的，到了某一天，還是要還的。
在影片上映之後的一個採訪中，王家衛說片中的周慕雲形象就是於他喜愛的香港作家劉以鬯，出生上海的富家子弟，年輕時是文化人，搞出版寫小說，48年來港後欲重操舊業經營出版業卻不成，為生活所迫只好為報紙寫稿，成了個新聞人。儘管蝸居斗室，劉以鬯伉儷仍保持著時不時去半島酒店用餐，可見經濟雖則大不如前，中產趣味卻還留存。然而王家衛年少時隔鄰住著的普通作家就沒有這麼幸運，從風流倜儻的文人，淪落到賣字為生，那落魄局促的形象深深印象在王家衛的腦海中。這些兒時的記憶與情結混雜一起，所以花樣年華講述的周慕雲與蘇麗珍，遠遠談不上歲月靜好，不過是一部異鄉落難記。
若不是大時局的動盪變遷，蘇麗珍與周慕雲絕不可能相識，後邊的故事更無從談起。愛情，或者說出軌，或許是這部影片的主題，卻絕非兩位主角的本意。從一開始鄰里間的淡漠之交，直到同為天涯淪落人而彼此親近，他們的愛情是從模仿開始——被陳生、周太拋下的兩人，甚至不是為了取暖，只是固執地猜想、揣測，他們是怎麼開始的，自己所熟悉的另一半在背叛之中會是怎樣的……模仿從遐想對方的出軌開始，漸漸變成了攤牌。這樣的相處固然曖昧而挑逗，卻總是傷感：因為心裡面知道眼前的這個只是個替代品，他們本應屬於另一個人。但是即便演繹本是無心，當它成為了一種日常的儀式，便比理性與習慣更強大。
王家衛的政治隱喻從來不是對號入座式的，某個角色對應某個人物、某個動作或物件對應某個歷史事件，他的隱喻往往在影片走到某一個位置，忽然講的故事變得多重起來，他的敘事概括於是便可以從影片情節本身，走向更豐富的指涉。而在《花樣年華》中，當蘇麗珍與周慕雲的感情線趨於完整之後，影片的詮釋空間也就豁然開朗了。
王在《花樣年華》中幾乎精確地勾勒了六十年代上海移民的生活空間與日常，這樣清晰而細膩的背景交代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bonus。對於那一代來港移民，尤其是上海移民而言，遷居香港並不是什麼喜事，而是逃難，是被自己的故鄉與歷史所遺棄。身居港英政權之下，他們內心總覺得自己屬於的是另一個人，不管是國民還是共和國政府，總而言之，是屬於故鄉的。無論是居住條件地理上的不斷變遷，還是空間上的壓縮，或是工作艱辛，再加上離鄉別井之感，都註定他們視自己是這座濕熱的熱帶城市的寄居者。早晚要回去的，相處也不必走心。
然而，這借來的時間與空間，本以為少則數月，多則數年，卻不料一晃十多年就過去了，而冠以同姓的那一半卻似乎已將自己遺棄，眼看著盼不到團聚的頭，生兒育女似乎要在這裡紮下了根，總不能再一方敷衍管治，一方四圍遊走勉強糊口度日了。那一代人總放不下家國情懷，在香港的生活也不過似是一場戲仿，心還沒有放下念念不忘，但經年累月的朝夕相對，漸漸較真了起來，生活如同感情，經不起如此戲仿，沒有什麼比這更能催發認同感了。
然而，當這份感情尚不明朗，不知是無奈、戲謔或是較真，67年到了，天下大亂人心惶惶；
再然後，70年代的香港像是架上了火箭般飛速前行。廉政公署成立了，左翼勢力滅頂，公屋與公立學校如雨後春筍，電臺廣播裡播放著新做的宣傳熱愛香港，我們都是香港人的歌曲，港英政府打算認真管治香港，解決二十年以來難民潮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當年敷衍之間的戲謔與埋怨，都成了議事程上白紙黑字的議案。
再接下來，香港工業大跳躍，經濟起飛了，曾經在舊情與新愛之間搖擺不定的，什麼都顧不上，課堂上沒有了中文沒有了中國歷史，一齊坐上了經濟騰飛的快車，眼前只有一樣東西：錢，其他什麼都拋諸腦後。
再接下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不期而至；最終，97年大限早晚來到眼前。
香港人總相信，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的黃金歲月，要錢有錢，要地位有地位，要樓有樓，要發展有發展，要廉政有廉政，要法制有法制，更重要的是，比起來自五湖四海雜居一團，如今他們可以挺起腰板，無比清晰地說出自己的身份，沒有被遺忘的過去，沒有曖昧不清的身份，不過是黑白分明的三個字：香港人。
但王家衛卻偏偏戳破這庸俗的謊言，香港最花樣的年華，明明是那段動盪不安卻模糊不清的年代。 就像周慕雲與蘇麗珍，他們被過去遺棄，看不到未來，當下於他們而言並不真實，不過是一間房、一碗雲吞面，他們被賦予身份，周生、陳太，卻並沒有意義。他們可以不認真地活著，因為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當下，也就意味著一切皆有可能。
而另一些人，就像孫太和顧生一樣，固守在自己小小的空間裡，說上海話，做上海菜，互相串門打麻將，自己人幫自己人……他們只需守護著自己的這個小上海，讓過去於此地延續，抵禦世事洪流。這何嘗不是他們的花樣年華。
然而，當一切塵埃落定，大家都驕傲而幸福地做起了香港人，那許多自我立足的可能與方式都被打到同一條準線之上，於是，那過去的一切便再也不會回來了，甚至連看都看不透。活得腳踏實地的人，怎可能有足夠的想像力，去欣賞後知後覺的懵懂。
港人總覺得，當他們於不安動盪之中找到身份的那一刻，是值得驕傲的花樣年華；王家衛卻用一個愛情故事為比喻，感情最美的永遠是摸索與試探的時候，美在無限的可能在眼前展開，美在下一個岔路會有什麼等著自己，美在不自知而動情的那一刻，感情的結局並不美麗，因為它往往不會是自己想像中的樣子，卻已然無可變更。
王家衛從來不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電影人，不同于許多導演，拍攝電影並不是言說其政治社會思考的手段，他並不刻意突出政治議題，但他的思考從不回避政治，就好比《花樣年華》確實是他對愛情的體味，對香港社會的展演，對自己城市記憶的致敬與回溯，可是這一切裡面都包含有它政治化的一面，而他相信政治不是孤立的玩物，凡事皆有其政治性的一面，對其的思考與對任何其他事物的思考都是可以相通的，更可以用同一種語言和形式來表達。
不對政治進行另類與分別的思考，而將日常與政治並行思考，正是他比許多自我標榜關心社會議題的文化人不知高到哪裡去的地方。 所以王家衛電影的前瞻性回過頭來想簡直是驚人的。94年拍《重慶森林》的時候，他已經（有意或無意）預想到了回歸之後大陸對香港日常生活從窺伺到入侵直至從細節無意識滲透改變的過程。而《花樣年華》上映的00年，還是港人對中央較為寬鬆的管制態度相當滿意，甚至民意不斷朝親中攀升的蜜月期，而王似乎已經悲哀地預見到了兩者未來爭論的話題：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們港人老惦念著殖民時期是不是崇洋媚外，天生的奴才命？
王家衛用這部令人步步淪陷到無法自拔的傷感的愛情電影給出了答案：如果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一場背叛了對愛人忠貞的出軌，這樣不道德的行為可以被諒解，那麼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一場背叛了對祖國忠貞的出軌，這樣不道德的行為大概也可以被諒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