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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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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中,想买票的人买到票了

卡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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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南丫岛一个社区自组织的放映会上看《塑料王国》,很多惊喜:导演版本影片的丰富多层次;社区放映中跨国、多元背景观众参与,和南丫岛与香港、九龙反差剧烈的有机生活有机社区建构的特色;反观中国大陆电影放映映后交流的反省。

《塑料王国》有参加电影节竞赛的二十几分钟短版本,新闻纪录片风格;有电视台播放的六十分钟版本;还有这个导演版本,文学性和documentary film的特点更明显些。中国的纪录片因为主流影像的“失真”、“宣传”特点,独立电影创作中,群体上有“长镜头”和“长影片”的特点:“真实”以把过程展现出来的方式建构。我经常看三四个小时到七八个小时的长纪录片,有好片也有导演太过自恋而长度不受限制的影片。

《塑料王国》导演版本的层次很多,我认为环境虽然是一个核心议题,但在刻画人物生存处境的叙事中,退为背景议题了。同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中国议题,原标题中文“王国”比英文翻译China更为精准。这个故事,放在产业链低端、经济发展低端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成立的——现场看片的菲律宾籍香港家庭佣工N说自己忍不住流泪。当发达国家把塑料回收处理的生意给了一个允许用最低人力成本、由社会公众付出环境和健康代价来进行粗放生产——片中是山东青岛生产塑料粒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形式,它对废品回收的概念提出尖锐的批判。废品回收并不能真正解决解决废品带来的环境压力。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减少产生废品,可能才是回应环境问题的路径,但企业和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代价——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才是挑战。这需要在环保领域创造新的话语论述,讲新的故事,直到消费者和企业都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而这种dumping性质的废品回收经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呈现出残酷的等级:家庭作坊工厂主作为老板,识字还略懂英文,有电视、电脑,孩子送去上学,亲自在工厂的浓烟恶臭中干活,长瘤子了不敢去看病,挣了钱买了新车后就转行不干塑料回收行业了;四川少数民族背景的文盲工人和妻子五个孩子吃住在工厂破棚里,用塑料布蒙住漏风的墙,捡河里被工厂污水毒死的鱼吃,捡垃圾,孩子们没学可上,最后,过年想回老家却没有身份证买火车票,也出不起买汽车票的钱。

废品回收处理的,是倒掉、掩埋、焚烧孩子们的未来。由塑料燃起的火在烧,孩子们在游戏中说火在烧,但没有人听得见。

孩子的视角和反抗,是此片最动人的地方。最底层的孩子,尤其作为老大的依姐,在繁重的垃圾分类、家务劳动、照顾弟妹等劳作中,依旧保留了游戏。游戏便是他们的反抗。没有电脑,捡了广告废纸、塑料片、断了线头的鼠标,用胶布粘起花花绿绿的页面,做电脑显示器,做键盘,游走着“鼠标”,和弟弟妹妹们玩。没有学上,在老板家看电视,跟着电视学英语,比手画脚学big 和 little。和父亲随老板去看车展,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眼珠子都要突出来了。依姐有一双巧手,拿起剪刀剪啊剪,就用车和美女贴纸贴出一个车展现场,给弟弟妹妹们玩。当只有一个儿子的老板强势地要“收养”她,她不说话。之后悄悄说自己相信父亲,相信(文盲、醉鬼)父亲会带她回老家,看姥姥、看老家的牛、羊、马……回老家上学,结果和弟弟已经到了车站,却没有足够的钱买回家的车票。失落地回到工厂,又和弟弟们玩起卖车票的游戏。

在游戏中,想买票的人买到票了。

在现实中,影片镜头之外,依姐不到13岁,去了广东做童工打工,有供弟弟妹妹上学心愿的她,挣了微薄的薪水,不知道会不会最终被爸爸拿去养家、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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