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截流重慶物資——什麼才是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
山路十八彎地開個腦洞——這事怎麼就和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有關呢？
最近看到一個奇幻的新聞：本來是準備送到武漢和重慶的防疫物資，被大理市給“打土豪，分田地”了。沒有任何解釋的一份聲明，總結成一句——“老子沒得用了，大家都是中國人，搶你一點兒怎麼了？要口罩沒有要命有一條”
後來，我在新聞和朋友圈上發現，這還真不是孤立事件，比大理節流的更狠的是沿海省份的海關對海外進口物資的隨意截留徵用。當然，有人可能說他們是為了倒賣，我當然不會低估他們對為人民幣服務這一宗旨的貫徹，但是像大理這樣大大咧咧明搶的，看來也不好再倒賣了。主要是現在地方政府都很緊張，都感覺自己那嘎達的一畝三分地上的物資不夠用了。
但是，說好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社會主義”（請允許我打上引號）的“優越性”呢？說好的所謂頂層設計，統籌全局，全國上下一盤棋呢？為啥失效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先搞明白這個制度的語境下，是誰在“集中力量”，用什麼樣的方法，辦的是什麼樣的“大事”。
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是誰在“集中力量，我們放在後面說，先說後兩個問題。
用戶籍政策這樣的行政手段干預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其結果就是各個地區之間以鄰為壑
不瞞您說，這個觀點的啟發來源於一本叫《大國大城》的書，作者叫陸銘，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一看。乍一看這本書的名字像極了“主旋律學者”吹捧中國模式的和中國成就的書，但當我翻開之後，看到他不僅從正義的角度，更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否定戶籍制度，我恨不得句句劃重點。 （有點誇張，請忽略我知識匱乏的樣子）
好，進入邏輯不嚴密的推理時間，重在說明問題。覺得囉嗦的可以略過。
本來，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如果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國民是可以自由遷徙的話，就會很自然地聚集到東部一線大城市並在大城市紮根生活，由於城市主要發展服務業和工業，不論是高端人才還是所謂“低端人口”，勞動力越是聚集，產生的規模效益和生產效率就越高；另一方面，農村的貧困實際上是人多地少產生的，如果有一部分人將土地包給留在農村的人，自己進城打拼生活，並有希望可以變成城市居民，那麼就既解決了農村貧困問題，又解決了城市勞動力不足，城市化不充分的問題。反映到大的地理空間上，就是中西部的人往東部聚集，又因為這個局面形成的前提條件就是，這個流動不能是國與國之間的，而必須是國內的，因為國與國之間不僅有國界的阻礙更有語言文化的障礙（比如歐盟），所以大國的國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就產生所謂的“統一紅利”。
然而，現實是從農業時代延續千年的戶籍制度，一直阻礙著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管你在北京多麼努力，這個城市還是不接受你成為市民，就像南非種族隔離時期一樣，農民工終究還是要回家蓋房的。那麼，中央政府是怎麼推行城市化的呢？簡單一句話就是：不要過分聚集，要遍地開花。這種方式實際上是忽視了地理等自然條件，用放寬小城市戶籍政策等行政手段讓農民盡量均勻分佈在全國的小城市，再用大量中央轉移支付補貼不發達地區。這個操作，追求的不是國民個體為單位的共同富裕，而是以地域為單位的GDP的齊頭並進。
這就導致了，地方城市之間處於競爭關係，你搞一個工業園，我也要搞一個；你蓋一個高新區，我也蓋一個，不管自然地理等客觀條件是否允許，都在吸引投資，每個城市之間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再加上中央對官員的考核主要是以GDP這樣的總量經濟指標衡量，這就更加劇了地區和地區政府之間互相競甚至拆台，慢慢地，地區之間的關係就由在統一大國下本應該互補的細化產業分工，變成地區和地區之間的以鄰為壑，地方保護盛行。最終導致行政上向上統一，平級之間相互獨立；而在經濟方面卻是地區之間（特別是省之間）壁壘重重。
因此，因疫情席捲全國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當下，哪個省市疫情防控的好，哪個省市的經濟損失就會減到最小，地方官員的政治壓力也就最小，在明知道這種明搶行為是違反官場政治常規操作的情況下還敢這麼幹，說明疫情控制不利導致的經濟損失所造成的成本，遠大於搶劫物資產生的成本。
那麼，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既然地區之間競爭到這個地步，之前這種互相拆台的行為為什麼沒有被看到呢？這就要回答文章開頭的第一個問題——是誰在集中力量。
這次為什麼我們沒看到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裡說的無法控制地方指的不是說地方都有自治權或者是地方勢力割據一方，指的是中央的政策命令到了地方之後的失真走樣。吏治相對清明的時候，或者沒有出現全國范圍內的危機的時候，中央可以相對有效地抑制地方互相拆台的傾向，用強大的強制力量把互相排斥的地方捏在手裡，但是當中央出現混亂或無法有效控制官僚系統（比如官僚系統的低級紅高級黑），或全國性的危機給地方帶來的損失過大的時候，這種地方之間互相排斥的動機就會無法抑制，反應到當前的現象就是，海關扣留防疫物資，大理明搶重慶的物資以自肥。
古代由自然現像看“天命”靠譜嗎？
這兩者看起來確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比如天上掉下來一個流星，很難說明和王朝興替有什麼關係。但重要的是，這種古代天人感應會造成留言，關鍵在於應對留言的能力和方法，換句話說，這種留言就是測試王朝對社會控制能力的試金石。再比如，出現洪災旱災等自然災害，這是人無法控制的，但是救災是否得力卻是考驗中央政府對地方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好時機。總結為一句話：不是“天象”揭示天命，而是應對“天象”帶來的影響的表現揭示了“天命”。現在中國的治理結構依然是古時中央集權模式，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執行往往差距很大，這不是說地方自治了，而是地方雖然表明服從甚至大唱讚歌，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層層失真，導致最後不是效果微乎其微，就是起到反效果，這時候變法反而越變越情況惡化越快。
根本的原因在於這套治理系統實際執行執行還是這套官僚系統，這個官僚系統不解決矛盾，他本身就是矛盾的根源。而更糟糕的是，現在中央官員本來也出自地方，中央和地方本質是同一個系統，而古代的皇家是有有別於官僚系統的一隻力量，兩者處於一種博弈和互相利用的狀態，就看誰佔上風。因此古代你還可以用“清君側”來為皇上開脫，但是現在這種幫派集權政治把中央和地方牢牢綁定在了一起，核心一尊也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從前還有個皇上可以震怒一下表現政治清明，現在這體制不僅更加依賴官僚系統維持統治，而中央本身和官僚系統是一體的，不僅鮮有體制外的衝擊，就連體制內的抑制力量都被消滅殆盡或者被噤聲。
總結觀點，我們平常看到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種種宣傳典型，是在風平浪靜的情況下由中央強力捏合成的結果，而不是地區和地區之間天然形成的合力。而一旦危機全面爆發超過了中央可以應對的限度，或者中央本身對地方官僚系統控制力減弱，地方之間的互相排斥的本質就會自然顯現出來。
關於古代中央集權王朝的運作機理，我推薦有興趣的可以看看《興盛與危機》這本書，這部書用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模型，對歷史進行科學研究。雖然在傳統的史學觀點看來，有為了套模型而生搬硬套的嫌疑，但是這本書用模型詮釋王朝興替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看到歷史的輪廓和本質。我也藉鑑了裡面的觀點，也算是一種現學現賣吧。我的文章就說的不一定有道理，漏洞也有很多，再加上這種羅嗦枯燥的讀書筆記式的寫作手法，估計沒啥人看應該也是很正常的，就當分享學習心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