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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uze,Guattari:语言作为一种命令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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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emslev在语言-系统和言说-行为(类似于Saussure的langue和parole)间加入了他称之为“用法”(usage)的元素:在语言-系统内使之成为可能的所有言论的无限集合中,确实地被一个给定的语言社群发表的言论子集。

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交流信息或告知。语言的使用表达了一种特定的命令或规定(imperative, order)。“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命令词(order-word),信息只是用于作于指令的命令(orders as commands)的发出、转递、遵守时的最低要求”。即使是陈述事实的语句也是命令词,这在于它一方面对世界施加了命令,另一方面也有指令功能:“你应该相信……”

例如,“他们是暴徒”、“零确诊病例”的陈述,既是对世界施加“将他们塑造成暴徒”、“将确诊病人‘消灭’”的命令,也是对言说接受者的指令:“你应该相信他们是暴徒”、“你应该相信没有确诊病例”。

对Deleuze和Guattari而言,这意味着语言与与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联系——“强制教育机器”(compulsory education machine)。语言既有其制度背景,也有制度化的功能。语言不仅仅是制度的反映,或制度-政治生活的“现实”的“再陈述”(re-presentation),它拥有自己的权力,自己去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

如何干预呢?

1) 语言通过操纵间接话语(indirect discourse)来命令我们的世界。

语言从一个主体到下一个主体,从一句谚语到下一句谚语,从一个人到下一个人自动地流转,独立于“我们”语言使用者,其中则由传言所支配。例如对“不稳定和谐”的刻板印象严格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反映了流转于社会的一种广泛的直觉或陈词滥调。语言作为间接话语是非个人的。间接话语通过我们说话,并帮助我们命令我们的世界。

这种“言说的集体组合”(collective assemblage of enunciation)关联于语言,而语言的作用为a)一系列命令词,b)一系列规律的或有模式的行为(例如我们每天进行的模式化的问候),c)社会制度环境,在其中陈述才具有了力量和意义。它总是位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于欲望或实践的机械组合(machinic assemblage of desire or practice)相关联。直接话语则是当“言说的集体组合”指定给一个主体化的主体时,从未被指定的间接话语中推论或特定化的衍生结果。

例如,一个法官的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在这个“言说的集体组合”具体的位置。离开了这个环境、这个时间、这个位置,他的判决就不再有效。

2)通过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实现或表达在机构上的无形转变(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s on bodies)。

语言具有纯粹的表达能力和权力来直接干预社会政治机构,来瞬间直接地改变事物。命令词或“标语”(slogan)的功能在于通过明显的实体的方式来塑造和组成这个社会政治世界。

例如,法官的判决将一个人从一个被告转变为了罪犯。

它改变了事物的共享意义——关于这个世界,什么必须被说,什么禁止被说。

例如,对教师的讽刺变成了”负能量“,医疗工作人员的辛苦变成了”正能量“。

世上并没有母语。语言的标准化主要是一种政治操作。语言的领域于是充斥着对标准语言的确认,对边缘语言有效性的肯定,以及使用边缘语言的资源来颠覆主要语言的权力和一致性。“成为边缘”(becoming-minoritarian)是一种新的普及——没有任何人能完美地符合那个标准,每个人都偏离了它。边缘不仅仅是一种可定义的状态,它也是种子,一种“成为的结晶“(crystals of becoming),其价值在于引发不可控的运动和标准的去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s)。

CC BY-NC-ND 2.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