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euze，Guattari：语言作为一种命令

Hjemslev在语言-系统和言说-行为（类似于Saussure的langue和parole）间加入了他称之为“用法”（usage）的元素：在语言-系统内使之成为可能的所有言论的无限集合中，确实地被一个给定的语言社群发表的言论子集。

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交流信息或告知。语言的使用表达了一种特定的命令或规定（imperative, order）。“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命令词（order-word），信息只是用于作于指令的命令（orders as commands）的发出、转递、遵守时的最低要求”。即使是陈述事实的语句也是命令词，这在于它一方面对世界施加了命令，另一方面也有指令功能：“你应该相信……”

例如，“他们是暴徒”、“零确诊病例”的陈述，既是对世界施加“将他们塑造成暴徒”、“将确诊病人‘消灭’”的命令，也是对言说接受者的指令：“你应该相信他们是暴徒”、“你应该相信没有确诊病例”。

对Deleuze和Guattari而言，这意味着语言与与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联系——“强制教育机器”（compulsory education machine）。语言既有其制度背景，也有制度化的功能。语言不仅仅是制度的反映，或制度-政治生活的“现实”的“再陈述”（re-presentation），它拥有自己的权力，自己去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

如何干预呢？

1） 语言通过操纵间接话语（indirect discourse）来命令我们的世界。

语言从一个主体到下一个主体，从一句谚语到下一句谚语，从一个人到下一个人自动地流转，独立于“我们”语言使用者，其中则由传言所支配。例如对“不稳定和谐”的刻板印象严格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反映了流转于社会的一种广泛的直觉或陈词滥调。语言作为间接话语是非个人的。间接话语通过我们说话，并帮助我们命令我们的世界。

这种“言说的集体组合”（collective assemblage of enunciation）关联于语言，而语言的作用为a）一系列命令词，b）一系列规律的或有模式的行为（例如我们每天进行的模式化的问候），c）社会制度环境，在其中陈述才具有了力量和意义。它总是位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于欲望或实践的机械组合（machinic assemblage of desire or practice）相关联。直接话语则是当“言说的集体组合”指定给一个主体化的主体时，从未被指定的间接话语中推论或特定化的衍生结果。

例如，一个法官的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在这个“言说的集体组合”具体的位置。离开了这个环境、这个时间、这个位置，他的判决就不再有效。

2）通过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实现或表达在机构上的无形转变（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s on bodies）。

语言具有纯粹的表达能力和权力来直接干预社会政治机构，来瞬间直接地改变事物。命令词或“标语”（slogan）的功能在于通过明显的实体的方式来塑造和组成这个社会政治世界。

例如，法官的判决将一个人从一个被告转变为了罪犯。

它改变了事物的共享意义——关于这个世界，什么必须被说，什么禁止被说。

例如，对教师的讽刺变成了”负能量“，医疗工作人员的辛苦变成了”正能量“。

世上并没有母语。语言的标准化主要是一种政治操作。语言的领域于是充斥着对标准语言的确认，对边缘语言有效性的肯定，以及使用边缘语言的资源来颠覆主要语言的权力和一致性。“成为边缘”（becoming-minoritarian）是一种新的普及——没有任何人能完美地符合那个标准，每个人都偏离了它。边缘不仅仅是一种可定义的状态，它也是种子，一种“成为的结晶“（crystals of becoming），其价值在于引发不可控的运动和标准的去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