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 弗格森 | 今日无产者政治：历史类比中的危险与机遇（下）
学术概念自有其历史。在使用各类“约定俗成”的术语时，学术生产不可避免地涉入它们的脉络与语境，形成与过往事件和场景的历史类比。这种类比可以有效比较、深化分析，但也可能混淆现实、误导认知。弗格森的这篇论文强调要在反思历史类比局限性的同时，拓展分析与想象的参考点。
文中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及其在当代南部非洲研究与政治中的应用。弗格森批判地指出相关术语根植并受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欧洲工业化历史语境，并由此引入新的历史类比——被马克思净化之前的、古罗马人口分类中的“无产者”概念。他认为古罗马无产者与当代南部非洲城市贫民的生存状态相近；古罗马的城市结构、经济分配、政治理念，也与南部非洲有类似处。引入、重视这一新类比，将有助于刻画当代南部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经济与生存，并更充分理解今日无产者政治。
这篇文章也延续了弗格森长期以来对分配政治（尤其是转移支付）的关注（2007, 2009, 2011, 2015）。在其2015年新著《授人以鱼》（Give a man a fish）中，他批判了传统福利政策里的“生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强调雇佣劳动机会不断缩减的现实，要求进行新的政治想象——以公民对国家财富的分享权（权利股份，rightful share）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围绕分配（而非生产）的政治。本文通过引入古罗马这一新的历史类比参考点，进一步讨论了分配政治的过往样貌与未来可能。
原文作者 /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原文标题 / Proletarian Politics Today: On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of Historical Analogy
原文发布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61(1):4–22.
翻译 / 彭中尧
编校 / 叶葳
02. 资本主义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类比？
没有类比，我们就无法真正思考，因为我们总是根据我们对早期事件和先在的、已经熟悉的案例的了解，来理解新的和不熟悉的事物。以自觉和严谨的方式使用历史类比，既有好处，也有乐趣。但它也会施加限制、制造盲点。将我们最常用的历史类比（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工业雇佣劳动阶级）与另一个不太熟悉的类比（无产者作为没有财产的公民，依赖于附庸式的分配和直接的国家补助）放在一起，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聚焦这些限制和盲点。
秉持这种精神，我在此提出：当代南非城市贫民的许多经济和社会处境的特征，显示出了和古罗马无产阶级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不比他们和十九世纪工业化欧洲的无产阶级的相似少。但我同时也应该指出，古代范畴与当代发展问题的意料之外的概念相关性，并不仅仅关于南部非洲。我也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许多理论家最近都在将历史与当代现实进行类比，无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具体论断的价值，这些类比都打乱了线性时间观下的某种古旧的进步主义运动理念——我们如今仿佛“陷在了时间中”（如同库尔特·冯内古特笔下的角色，《第五号屠宰场》中的Billy Pilgrim那样），混乱而孤立地从一个点跳到了遥远的另一个点。因此，虽然我们曾经确信有一种有序的发展（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在这种发展中，黑格尔通向马克思，如同过去通向现在一样；但齐泽克最近提出，正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越来越无力捕捉当代现实，反而是黑格尔的“乌合之众”（the rabble）思想越来越符合现实情况。事实上，他指出，“人们可以认为，‘普世暴民’（universal rabble）这个位置完美地捕捉到了今天新无产者的困境。”不再是作为雇佣劳动力被剥削，“今天的乌合之众们甚至被剥夺了通过工作而被剥削的权利[…]；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有时将自己的需求表述为无需工作也能生存的需求….”（Žižek，2012：440）。谈到罗马，哈特和奈格里富有影响力地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兴形式描述为“帝国”——当然，并未诉诸任何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明确地将“[古]罗马帝国权利的传统”作为其基础（2000：10）。最近，阶级社会学理论的元老瑟伯恩（Göran Therborn），写了一篇关于21世纪阶级的未来的概论，总结说，“工人阶级”曾经是20世纪的主导政治力量，而现在其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那时（它）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未来……这个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12）。事实上，他指出了围绕消费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以及他几乎不加解释的命名为“庶民（plebeian）”译注：plebeian这一词原意指古罗马时代非贵族的自由公民的所谓“大众阶级（popular classes）”的崛起。与此同时，另一位社会学家卡洛斯·佛蒙特（Carlos Forment）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庶民公民”（plebeian citizenship）的概念，用来解释当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本土政治（2015）。因此，以前的社会底层类别，特别是古罗马的，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硬通货。但是，我认为这里的理论张力不在于这个问题的字面含义——即过去时代的社会类别是否真的适用于现在，而在于某种严格意义上的不合时宜性（principled anachronism）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不合时宜令我们震惊，但也将帮助我们摆脱仍然主导理论想象的十九和二十世纪概念范畴。
不过，我们很难不产生这样一些担忧，即转向古代世界这一举动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无论有哪些历史差异让人们质疑对今天的南部非洲和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英格兰的类比——像Max Gluckman那样粗糙的类比），事实仍然是，工业化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古罗马，不管其他有些人怎么说，它不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仅仅因为我们已经先验地知道，这种类比不能“真正”适用，就放弃与非资本主义案例进行类比呢？我认为，这样的想法给命名操作赋予了太多的权力，就好像简单地将一种社会形式命名为“资本主义”就已经回答了关于它如何运作的所有关键的分析性问题。相反，我想用另一种古老的无产阶级政治形式与今天世界令人惊讶的共鸣来表明，事实上，今天的南部非洲正在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或展开。
当然，认为该地区的发展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观点是老的“生产模式”研究的洞见，他们根植于20世纪70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即任何实际的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事情，总是比单一生产方式的结构模型中的更丰富。但是，即使是最精于“生产模式”理论的思想家也认为，这些复杂的结构中所包含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是古老的、正在消退的，而资本主义成分是新的、正在扩张的。同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正如我所提到的）富有洞见地将“流氓（lumpen）”大众视为现代城市政治的关键动力。但在这里又一次地，关于无产阶级诞生的元叙事让人们自信地将一些社会元素归入古老的过去，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指向不可避免的未来。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之前引用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那个标题为”原始的反叛（Primitive Rebels）”的作品，它的目的是辨明——正如副标题所说——”社会运动的原始形式（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在这样的视角下，基于城市“暴民（mobs）”、或资助关系、或直接分配权利的政治，构成了原始的、演化上的“早期”政治抵抗形式，最终被完全现代的叛乱、现代形式的庶民抵抗所取代，并最终被有组织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的动员所取代。
目前的现实情况表明，我们需要学会思考那些不太已为人所知、尚未被自信预想过的未来，并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些非资本主义元素——那些老式的思维习惯会将其归为过去元素——事实上可能是新的、刚出现的，而不是旧的、残余的；从而取代那些我们已经反复操演过的“现代性的前景（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如同我曾经给他们的称呼[Ferguson 1999]）。我们曾经自信地谈论无产阶级化，然而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既不靠农业维生，也不依赖雇佣劳动。在许多这样的国家，就像古罗马一样，直接的国家分配构成了这些社会阶层物质生活的核心部分（以现金转移和其他社会支付的形式，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分析过[Ferguson 2015]）。而且，就像在罗马一样，我们遭遇的城市形式不是由工业化驱动的，而是由对分配可能性的追求驱动的——不是依靠生产和工业而繁荣的矿业城镇，而是像卢萨卡或卢安达这样的“行政”和“政治”城市，这些城市与其说是生产场所，不如说是分配和消费场所。
正如J·K·吉布森-格雷厄姆（J. K. Gibson-Graham，1996）指出的那样（在我不断提及的一篇二十多年前的文章中），当代社会，无论是在全球北方还是南方，从来都没有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在我们身边，它们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如果我们衡量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程度的标准是雇佣劳动（我怀疑马克思不见得同意这一标准），那么我们必然得出结论：非资本主义元素，至少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现在让我澄清一下：“非资本主义”在这里并不等同于“好”。毕竟，奴隶制也是非资本主义的，而且无论是罗马令人发指的等级制社会结构、还是其帝国军国主义，都不应招致效仿。但现在也不应把未来拱手让给资本主义，当地球上越来越少人能有机会成为资本家或雇佣劳动者时，当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通过探索其他度日方式，来适应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2010）所称的“无薪生活（wageless life）”时，我们需要新的方式去理解无产者的政治是如何进行的。
如果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治”不是工薪阶层的政治，而是由没有财产的人所创造的、为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服务的政治，那今天南部非洲地区无产阶级政治的真正挑战和机遇是什么？19世纪欧洲的类比会说，这有待于“真正的”工人阶级持续的发展和巩固，只有这样的工人阶级才能够持续地组织、保护其劳力，形成基于阶级的政治团体，如此发展。这种类比还会强调，与劳动无关的经济分配和政治形式（如门客制和家长制），都属于过去——是资本主义的前史，而不是它的现在，更不用说将来了。相比之下，与罗马的类比，提供了指向其他理解的线索。在这里，我通过列出我对罗马材料的理解中出现的五个主题，来总结这种类比的一些可能性。对于每一个主题，我都指出了一个与南部非洲有关的当代话题——也许甚至更广泛地与全球南方相关；对于这些议题，来自罗马的观点或许能够有所启发。
（1）国家直接分配作为生计来源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性。在这里，我心中所想的当代现实是，最近在全球南方，国家向最贫穷的公民直接提供现金转移支付的项目正在大规模扩展。正如我在别处提到的（Ferguson，2015），这些计划并不仅仅代表了复制北方福利制度的迟来的尝试，而是基于完全不同的预设和理性在运作。全球北方的福利国家体系围绕着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展开，特别是旨在为由“工人”及其“家属”组成的“家庭”提供某种保险，而席卷全球南方的现金转移的新项目中没有这种“工人”形象的立足之地。相反，它们基于一些与劳动力无关的标准，包括古罗马无产阶级熟悉的那些标准，即公民身份、年龄和子女数量，来确定受益人。当19世纪“无产阶级化”剧本难以理解这类现代分配政治时，罗马的类比指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生计和分配模式是如何以与工资劳动无关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2）穷人与富有资助人或捐赠者之间门客制垂直依附关系的核心性，以及以劳动为基础的横向组织的相对弱势及其遭受的威胁。在这里，我指的是在南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援助体系和无工资社群社会学中，依附问题的持续显著性。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被社会科学家忽视了（几乎不是这样），但顽固的预设继续把这种联盟解释为要么是病态的（可怕的社会政策话语中表述的“依赖”），要么是落后的（传统的和前现代的“门客制”和“世袭制”，令人惋惜地污染了好的现代政治形式——无论从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或是从基于权利的民主自由主义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里，关注一个更加复杂和具有历史深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谱系学，可能有助于我们注意、并从而抑制这些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主义叙事线索的私货夹带。
（3）有产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这一点根植于韦纳所称的善举（Euergetism）（或者说给予的责任）之中，以及如他所说的这种相关观念，即财富是“一种信托基金，一份广大共同体成员人人有份的资产” （Veyne，1990：10）。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非营利、捐助者驱动的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机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取得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但它们的动机和运作模式与资本主义公司截然不同。事实上，他们的项目很难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性来理解，而且他们的“目标人群”通常既不是工人也不是顾客，而是“受助者”。但如果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全球经济人物如今并不那么符合马克思的资本家形象，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保罗·韦纳对“要人（the notable）”的理解。罗马人当然明白，富人和有权力者对名声、认可和赞美无休止的追求，并不在政治之外，而恰恰就在政治的核心。
（4）直接分配的观点可以被这样的前提证明合理，即一个大政体的公民，有权分享流入该政体的财富，无论他们在生产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在这里，我联想到的是目前在南部非洲流行的非常相似的观点，即贫穷的公民应该也能够主张对“他们的”国家所生产的矿产财富拥有一定所有权——我在其他地方将这种要求称为“权利股份（a rightful share）”（Ferguson 2015）。长期以来，北方世界的进步政治动员一直基于劳工诉求，以及这样一种主张：一个社会创造的财富的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那些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但是，如果大部分人口被长期排除在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机会之外，对分享社会产品和服务的许多要求，就必须通过其他类型的论证来推进。在这里，古罗马的那种观念：即使是一无所有的人（没有财产的无产者）也拥有一些东西——作为公民本身——听起来一点也不古老，而是相当切合时宜。
（5）最后，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罗马无产阶级能动性的形式在当代的广泛适用性，这既根植于其城市在场，亦源于这种在场可能引发的恐惧。在这里，我们有可能辨认出，与当代试图超越以公民身份建构为政治和经济权利基础努力的联系，以及延伸“在场”这一概念并促成新政治身份和政治主张的可能性（我已经在其他地方简要探讨过这个想法[见Ferguson 2015，结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在场”的效力并不寓于停止劳动，而是一种占据（inhabit）有时甚至是破坏社会空间的力量。例如，在全球南方的超级城市里，国家长期为那些可能参与粮食骚乱或其他犯罪活动的人口提供基本食品补贴。更广泛地说，在这样的城市环境的政治中，居民（Partha Chatterjee将其称为“住客（denizens）”而非“公民（citizens）”）对服务供给和日常实际需要的具体要求，往往比起“公民社会”的法律权利主张或工会的有序经济要求更有力（Chatterjee，2006）。为了理解这种“被统治者的政治”（这是Chatterjee的说法），罗马的类比可能有助于我们超越对由劳动定义的单一阶级主体的怀乡旧梦（这一怀旧隐性地为马克思的19世纪无产阶级所塑造），并让我们得以重新回忆起最初（罗马）无产阶级彰显其存在的非常不同的方式——主要不是通过劳动或政治代表，而是通过身体性的在场和这种在场所可能唤醒的隐隐绰绰的恐惧。
这些线索，是通过古罗马这一古怪棱镜折射当代现实而得出的，它们补充了而不是取代了其他更传统的历史类比所提出的那些线索。但它们与南部非洲无产阶级实际情况的关联却一点不少。它们还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欣赏其他地方的政治形式，这些形式在那些更为人熟知的类比滤镜下可能是不可见的，甚至是可鄙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的那样（Ferguson，2015），对于许多人而言，以劳动为基础提出要求正日益变得不可能，随之而来，新的物质支持和社会认可主张的基础正在出现。这其中包括古罗马人非常熟悉的东西——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的政治依据、关于正义与荣耀的（准）家庭与宇宙观义务，也包括那些他们完全陌生的东西——对社会平等与穷人权利的要求。
结论
历史类比，就像任何好的隐喻手法一样，可以将我们带到一些有趣的地方。但是就像Ulf Hannerz曾经说过的那样，“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借助比喻开启智识旅行时，他必须知道在哪里下车”（1992：264）。我观察到，本文中讨论的历史类比的使用者有时不得不被别人告知他们该从哪里下车。那些把二十世纪中期赞比亚矿工比作两个世纪前英国煤矿工人的人，并不像他们有时想象的那样，观察到了一种自然的、实质的身份类别（好像把两块岩石都看成是石英的一样）——他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个复杂的历史类比。这种类比在某些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然而，如果过于望文生义，同样的类比也很可能导向误解和混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无产者形象，即使这些类比在意图上更明显、更自觉，比如我在这里引用的罗马无产者。当然，我们不应该期待重新发现“无产阶级”一词的“原始”含义，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今天流行的城市阶级“真正”是什么；但我们也更没法指望能解决“工人阶级”当代的分析性问题——如果这些“工人阶级”如今往往连工作都没有的话。但如果我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历史类比相伴的危险和机遇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既能类比性地思考，又记得时不时地告诉自己，我们应该在何处适可而止——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经典类比时空之外，在别处开展我们的类比，将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也许只有通过扩展我们比较和想象的参考点范围，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方式来更充分地理解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因为它确实存在，但可能并不存在于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与怀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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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南部非洲，关注议题包括“发展”的政治、城乡移民、空间的建构、矿业城镇的城市文化、现代性体验、国家的空间化、真实和想象世界中的“非洲”，以及民族志的理论和政治等。弗格森教授最近的工作聚焦于全球南方针对穷人的直接现金支付项目。
译者
彭中尧，bullshit worker，东非混混
Posted in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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