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訊、直播、唱歌，移工朋友們的網路世界

2020 年 7 月 22 日

我常常在台北車站或任何一處的移工社群看見移工朋友們邊走、邊與朋友聚會、邊唱卡啦OK，邊使用手機。

移工朋友們使用手機，似乎跟台灣人很不一樣，台灣人用手機最常滑動態、自拍、po IG限時動態，但是多半的移工朋友的手機銀幕裡，是遠方家鄉的親人、愛人，或也住在台灣某處的移工/台灣人男女朋友。

為什麼手機在當代的移工經驗裡成為這樣一個角色？

或許跟移工這個身份的工作處境有關。在台灣，大部分的工廠廠工需要持續加班，以應付他們高額的仲介費；照顧阿公、阿嬤的看護工沒有休假，因為沒有基本的勞基法保障；更別提長時間在漁船上的血淚漁場，漁工低廉的薪水、長時間的工作，還要面對漁船上分外緊張的政治氣氛。

在國外工作，其實很難。

很難，很難，我感到很困難的時候，手機或許是個抒發的出口，抒發我沒辦法看見我所愛的家人、出門休假交朋友。手機，這樣新時代的高科技產物，滿足了他們交友、談天、情感聯繫的需求，當然還有求救。

視訊

不同於台灣人的吃到飽概念，在台灣的移工朋友要連結網路，多半是到東南亞雜貨店買取電信公司或仲介公司出品的手機SIM卡。

許多年前移工與家人聯繫的方式是遠洋電話，在台灣交同鄉好友的方式是休假去面對面交友，或在四方報上面寫文章、用交友版交新朋友。時代過去，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還沒有著墨到，許多人開始打起視訊電話，電話裡是家人、愛人、小朋友。

我有一位印尼朋友F，她和其他在外縣市的朋友組成了一個閱讀聯盟，各自有休假的時候，就到台中或台南的公園擺地板圖書館，她們幾個朋友感情特別好。而當到了齋戒月，因為齋月太陽在空中的時候皆不能進食，穆斯林朋友常常要特別早起吃東西和做第一次禮拜，她和在各地的朋友們就常會視訊一起吃早餐，齋月對印尼人來說是一種與家人相聚的時節，她們在異鄉這樣的陪伴彼此，其實很感動。

我前幾個月參加了一位書店邀請來台駐村的印尼藝術家Deden的駐村成果發表，Deden在台灣駐村了一個月，也在桃園群眾庇護中心印尼館帶工作坊，認識了一位也喜歡藝術創作的印尼大哥Tony。

在那一場駐村成果發表，Deden邀請了Tony一起畫畫、一起創作。我猶然記得Tony當時在報紙上畫了他們在庇護中心裡的生活，那時候的Tony說，他們在庇護中心時候的生活是一個在台灣工作難得的喘息時間，在這裡大家可以睡比平常夠多的覺、吃比平常更多的食物、去河裡釣魚，還有Bercinta談戀愛（bercinta這個詞其實是口語化的「做愛」，但印尼人也會用bercinta來表示談戀愛，我覺得很特別），而當然，bercinta的方式，就是使用手機開起視訊或直播。

直播

除了視訊，另一個移工朋友最常使用的手機功能就是直播，記得臉書剛開始啟用直播功能的時候，我的臉書上有好多印尼朋友好喜歡對著臉書直播，從那時候開始，我對移工直播這件事情開始產生興趣。一直到前年一位台灣朋友阿得介紹我「Bigo live」直播平台，那時候的我開始喜歡用Bigo live滑來滑去，看著大家都在做些什麼。

Bigo live是一個以東南亞用戶為主的直播平台，在世界各地都有設站，但在台灣的Bigo live使用者，大約有70％都是來自東南亞在台灣工作的移工，而且大家24小時都在直播。

那麼大家在直播什麼呢？

什麼都做、什麼都直播。白天時會看到移工朋友在磚瓦蓋的平房裡煮午餐給阿公阿嬤吃；每到晚間時分，會看到Bigo live上的移工朋友們在工廠宿舍裡狹窄的單人床鋪上跟網友直播聊天到睡著（我有一次還看到漁工直播自己在漁船上睡午覺）；而每到放假日的禮拜天，大家則直播自己跟著朋友在各個印尼街、菲律賓街吃著家鄉美食、上菲律賓disco舞廳跳舞的歡樂景象（菲律賓disco在台中第一廣場、台南國賓大樓皆有）。

其實生性害羞的自己，反而因為直播的公共性，更加了解了移工朋友們在休假以外的工作生活。我發現在這個平台裡，無論時間早晚，都有人在app上面直播。但也發現，臉書上結束工作生活，回國後的印尼朋友們，直播的時間反而變少了。

這讓我開始思考直播這件事情，對於處於離散狀態/在外工作/旅遊開眼界的移工朋友們，直播除了是一種情感聯繫的方式，是不是也是一種自我欲望的展現？因為直播，無法休假的我可以直播我在工作讓我免於孤單，害怕一個人睡覺的我直播我在睡覺而得以有伴。

台灣人對直播的印象常常是甜美網紅得到乾爹禮物，或許這樣在學校的民族學報告裡加入移工直播，我們可以對直播這個媒介的想像更為寬廣，直播其實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不論高矮胖瘦美醜，直播是一種工具，是一種展現自我想像的出口。

SMULE

而除了交朋友、聯繫朋友的視訊和直播，我發現移工朋友們還喜歡一種娛樂，那就是在手機上跟遠方的朋友用Smule APP唱卡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