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雙週刊》的浮與沉
曾短暫存在的香港激進左翼雜誌為我們今天的政治行動奠定了基礎。
編按：本文原刊於美國左翼雜誌《國家》；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以下發表的版本已由作者修訂並擴充。
作者按：本文特別鳴謝楊凱文、Gina Marchetti、羅永生、楊慧儀的研究工作，以及與莫昭如、區龍宇、「長毛」梁國雄的訪談，還有Madeline Leung Coleman嚴謹的編綵工作。
所有插圖：spf.pdf/流傘。所有照片均由其各自所有者授權提供。
當吳仲賢遇上莫昭如時，他們正在香港珠海學院的臺階上進行一場靜坐抗議。那是1969年的八月，12名學生剛剛因為批評學校管理部門──即其對學生報紙的審查、腐敗以及與臺灣國民黨的關係──而被開除。當時23歲的吳，是一名剛從珠海畢業的前學生領袖。當時22歲的莫，則是在澳洲留學之後剛回到這座城市。
「那時我是一個青年社會工作者，」莫現在說：「基本上是在尋找可以一起工作並開展革命運動的人。」
當時的珠海抗議活動是香港歷史上首次全市各校的學生會一起走上街頭。這些抗議活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當地的報紙更抹黑學生，聲稱他們在擾亂公共秩序。儘管如此，這場曾短暫存在的運動標誌了新一代行動主義的開始。它將年輕的香港人政治化，並使他們為一場更大的鬥爭做好準備。
正是在那時，吳和莫深受在澳洲和美國所接觸到的左翼刊物影響，決定發起一份可以支持革命快速上升的刊物。
在1970年1月1日，兩位社運人士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左翼分子發行了《70年代雙週刊》雜誌的第一期。《70年代雙週刊》裡全是政治評論文章、書評和電影評論，以及報告文學（大部分用中文寫作，也有一些英文），並用照片、圖畫以及拼貼畫加以闡述──這本雜誌是一種極度DIY的創作。雖然它僅僅出版了幾年，但是其激進政見以及它幫助建立學生和工人組織的功夫，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巨大影響。這個合作社的成員以及被這本雜誌所啟發的人幫助定義了香港的左翼可以是什麼樣。
去年六月，一項備受爭議的並本將允許中國大陸引渡香港人的條例引發了可能是這座城市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儘管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已經幾乎沒有抗議行動，但抗爭仍然持續了十個多月，包括作為普通工人反建制策略的新工會組織大量湧現。鑒於左翼在香港的運動史，我們可能期待它會在這次抗議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除了對工會組織的興趣，傳統的左翼群體很大程度上無法產生較大的影響。
回顧《70年代雙週刊》與它的興與衰，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香港會落於此地。在這個合作社成立時，香港仍是一個英國殖民地，而左翼論述也正被親中國共產黨的毛派分子主導。但《70年代雙週刊》並不支持中共。相反，它的成員分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致力聚焦於本土議題的左翼國際主義。
雖然它僅僅出版了幾年，但是其激進政見以及它幫助建立學生和工人組織的功夫，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巨大影響。
在英殖民政府只承認英語的時候，這個合作社的成員在支持將中文採納為一種官方語言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也在其他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成為中堅力量。即便是在該雜誌解散之後，它的成員和讀者仍然持續投入到貫穿80年代和90年代的行動中，從支持香港人參與移交談判的權利，以至中國大陸異見者的團結行動。
香港社運人士一直在開展決定「生死」的人民自決鬥爭。然而對制度的結構性、經濟性批判仍然很大程度上與運動當前對人權的訴求相當脫節。自《70年代雙週刊》的時代之後，中國已經加入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不平等和具剝削性的經濟體系之一，而香港亦已成為全球最昂貴的城市之一。
而中美貿易戰則為香港人帶來了額外的壓力，使他們感到似乎一定要在全球超級大國之間作出選擇。這座城市的居民迫切地需要一種激進的、以工人為中心的、抵抗全球化以及階級不平等的運動──尤其是當小部分本土主義右翼分子帶頭揮舞著美國國旗、煽動反中國大陸情緒，並有勢力持續擴張之時。
在首次登陸報攤的五十年之後，《70年代雙週刊》反抗結構性壓迫以及國家權力的抗爭──無論是來自北京、華盛頓還是香港自身──都變得史無前例地相關。
戰後香港的激進主義
香港在1949年之前是一個小得多的地方。在中國內戰結束之時，大量來自大陸的勞工階級難民和移民湧入香港，在1945年到1951年之間使人口增加了兩倍多。香港自19世紀中期以來就是英國殖民地，並且其統治階級由英國和香港的商界精英組成。但低收入、惡劣的工作環境、種族主義以及公民自由的缺乏，都激起了對英國統治的反對聲音，其中包括左傾的共產主義者以及國民黨成員。
毛主義迅速成為許多香港左翼人士的核心政治框架。並且，正如在世界各地浮現的很多第三世界運動，香港的左翼本土抗爭也與更廣大的反殖民主義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正正是這一鬥爭激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地方主義的對抗。
大陸當時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而中共在香港的支持者亦試圖將這一鬥爭延伸到這座城市。毛派分子在香港的學校和工廠中建立了據點。在1967年，一場小規模勞資糾紛在中共的支持下迅速激化，成為大規模反殖民示威活動。針對示威者的警察暴力十分猖獗，與今天的情況非常相似。但中共支持者也同樣在城市周圍埋置炸彈意圖謀殺一些運動的批評者，並最終傷害了無辜的市民。到六個月之後抗議活動結束之時，香港警察和共產主義者的彈藥共同造成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傷。
到《70年代雙週刊》發行之時，左翼的聲譽已經支離破碎。
到吳和莫在1970年發行《70年代雙週刊》之時，左翼的聲譽已經支離破碎，而香港仍然在持續掙扎尋找自己的身份。儘管如此，吳、莫和其他創始人還是設法通過一位年輕僧人（在珠海被開除的十二名學生之一）的慷慨捐贈資助了他們雜誌第一期的發行。吳是唯一一位帶薪員工，而莫仍然是一名社會工作者。其他人則靠在夜店奏樂，協助中醫師處理草藥，以及在小商店裡售賣便宜的鞋子和拖鞋謀生。
從一開始，《70年代雙週刊》就涵蓋了廣泛的議題，包括從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詩歌翻譯的評論，到有關剛獨立的孟加拉國與當時被稱為西巴基斯坦的鬥爭的特刊。在1971年的一期中，一名作者（在化名下）戳破了中共在一年前於孟加拉種族大屠殺中的共謀。此人在中國總理周恩來寫給西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信件的刻奇複製品上寫道：「中共對西巴基斯坦的支持是反革命的！」週刊成員從一開始就親自印刷和分發這些出版物，步行將它們送達城市各地的報攤。（令人迷惑的是，大約在同一時間，也成立了一份名叫《70年代月刊》的刊物，但該雜誌隨後靠近了中共立場。）
除了出版雜誌，《70年代雙週刊》的成員還幫助組織公眾活動和集會。在1970年之前，其成員已經形成了一個叫工學聯盟的組織網絡，來源於該出版物的讀者群，並劃分為地方政治對話和行動委員會。其成員希望這些委員會能有助於將使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運動與其他香港議題聯繫起來。莫說：「這些平台把工人看作是革命性變革的推動者。」（當時有一位傑出的組織者叫劉千石，後來幫助建立了現在街知巷聞的親民主勞工團體──香港職工會聯盟──並擔任其主席。）
保釣運動
在1970年八月，日本政府重申了其對釣魚台（或稱尖閣諸島）的主張，授權西方石油公司及其本國政府保衛該島鏈不受外國侵蝕。這些無人居住的島嶼自二戰之後一直被美國管轄，但它們的主權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中國、日本和台灣的爭議。（群島附近發現的石油儲備已經使它們的擁有權更具爭議。）關於釣魚台的爭議重新點燃了中國和台灣的民族主義者以及美國學生團體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情緒。
《70年代雙週刊》從前一年珠海青年運動的基礎上，在香港人所稱的保釣運動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其成員同情針對日本的憤怒，並組織了香港最早一批的保釣集會之一，以及當年之後的很多集會。除了拒絕支持國民黨或中共各自對釣魚台宣示主權，《70年代雙週刊》強調了──無論哪個民族國家掌權──帝國主義勢力是如何剝削當地社群的。他們的行動包括1971年7月7日一次標誌了公眾情緒的一個拐點的集會：警察以暴力鎮壓了在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的一個團體，其中包括3,000多名左翼人士、學生和組織者，還有記者。
有時，《70年代雙週刊》成員的策略會轉向更自主、遊擊式的直接行動。同一年，在皇后碼頭進行的絕食抗議中，據稱一些成員密謀劫持了一艘警船，將其帶到集會。另一場合，有成員為保釣示威做準備時在警察局附近模仿他們的訓練，擾亂了警察的訓練課程，最終通過利用一輛廢棄的校車和假扮維修工人成功逃脫。
同時，他們亦開始與1949年後流亡的中國大陸左翼人士通信，例如在澳門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王凡西。自1970年開始，包括吳、莫，以及如今著名的電影導演岑建勳在內的成員多次前往巴黎，去彙集國際支援並保障他們在香港組織活動的資金和支持。當年，巴黎是中國託派流亡人士聚首的熱點，流亡該地者包括前中共成員彭述之。一些成員也同樣拜訪英國，在那裡會面《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的員工以及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成員（後稱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在最近一部關於莫的思想傳記中，楊慧儀記錄了《70年代雙週刊》成員李金鳳的一封信，其中寫道一些成員甚至在法國葡萄園裡艱苦勞作以為出版籌集資金。在這些旅程中，其中一些成員受到了托洛茨基主義更深的影響，為後來這個團體的內部分裂埋下了伏筆。
《70年代雙週刊》的確有所成就，但團體卻飽受其內部托洛茨基主義分子和無政府主義分子內部分歧的困擾。它也開始有財務問題：這刊物僅靠其銷量、莫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薪水，以及其他來自盟友的非持續捐贈支撐。保釣運動亦續漸崩潰，在支持中共以及反對中共的對立之中被瓦解。
1973年7月，《70年代雙週刊》停止了定期出版。一些成員出於個人或政治原因陸續離開；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行動轉向其他議題。這刊物在1975重新發行了幾期，之後1978年又發行了幾期，之後才完全停刊。
去中心化的組織結構雖助長了活躍辯論和參與，也使得成員長期保持精力變得困難。但是，《70年代雙週刊》短暫的出現已經喚醒了許多年輕的讀者，包括一些將在香港左翼中扮演奠基性角色的人。
《70年代雙週刊》的風雲人物
在保釣運動觸發時，區龍宇還是一個少年。據他所說，保釣運動這場抗爭改變了他的人生。在他1974年遇到《70年代雙週刊》團體的人時，他已經被激進化了。區最近在香港雜誌端傳媒的採訪中說：「今天的政治辯論中大部分的關鍵議題早已在1970年代的時候已被提及。」他如今仍然活躍於圍繞中國勞工和香港本地議題的組織工作。區認為，這些問題都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是否需要反殖民運動的問題、如何感知中共政治，以及如何協調中國港關係的問題。」
《70年代雙週刊》的操作思路是，殖民剝削跨越國界，而抗爭亦應該由群眾領導，而非有償革命者和工會官僚。在區加入組織活動領域之時，雜誌的前成員已經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地方行動主義。
在1974年，正當香港正在經歷製造業崗位的減少以及地價飆升的系統性影響之時，《70年代雙週刊》的前成員發動了草根運動以解決當地社區的矛盾。托洛茨基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分別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前者將其框定為解決香港租金上漲、失業、價格上漲和通脹的「四反運動」，並帶有直接行動的要素；後者則直接號召租金和燃油費罷工。在9月12日，一位前《70年代雙週刊》無政府主義者成員傅魯炳領導了工廠工人在新蒲崗針對低薪進行絕食罷工。他因為造成公共騷亂被捕，並被拘留了數日，之後在超過一千人包圍警察局後才被釋放。
其他人則參與了1973年反對前皇家香港警察局長Peter Godber的群眾運動，此人因腐敗而被指控。在1973年，《70年代雙週刊》的託派成員組成了兩個小組：革命國際同盟（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League）以及國際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International Young Socialist Alliance）。它們於次年合併為社會主義者聯盟（Socialist League）。這個組織不久之後更命名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而吳、區以及其他一些成員則將革馬盟變為直接行動和工人組織的工具。
1976年，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內，鄧小平成為了中國的領導人。鄧鞏固了政權之後，他便開始撤銷許多毛時代的工作保障，例如罷工權及國有企業工人的終身保障就業。中國經濟被帶入高速的自由市場解放，在使數百萬勞動階級人民擺脫了極端貧困的同時，也使他們深陷階級對立的剝削。
與中國工人的團結很快變成了《70年代雙週刊》前成員、讀者和他們各自的組織的前題。在1980年，區與其他組織者組成了一個叫先驅社的草根團體：他們不但成為最早發表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左翼文字作品組織之一，並支持香港人參與移交談判的權利。在1981年，吳和其他香港組織者在北京被逮捕，並在那裡被迫承認進行地下組織活動。
與此同時，其他的幾個與《70年代雙週刊》相關的人，包括岑建勳和梁耀忠，幫助建立了大帳篷網絡組織，以支持中國大陸的異見人士和工人。梁在英國留學期間見過《70年代雙週刊》的成員，之後回到香港一同組織了荃灣的工人夜校。這成為了後來的街坊工友服務處，如今是一個小規模但頗具影響力的左翼政治組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則是另一個這樣的團體，儘管這是由自由派民主人士主導的。它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幫助開展了地下行動，通過把他們帶到香港來營救大陸的異見人士。
隨著這座城市在90年代的轉型，左翼也很難再獲得受眾。
不過，左翼觀點還是無法像過去那樣在公眾中引起共鳴。工作和生活條件變得更加不確定：製造業崗位急劇下降，而房地產價格亦日益飛漲。香港在幾十年前已完成工業化，如今在主權移交的1997年之際正在變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隨著這座城市在90年代的轉型，左翼很難再獲得受眾。
「長毛」梁國雄是一位長期活動家以及香港的立法機關立法會的前成員。他對直接行動以及切·格瓦拉（Che Guevara）襯衫的偏好已使他成為反集權左翼中的標誌性人物。
作為一個在底層家庭長大的年輕人，長毛不但是《70年代雙週刊》的讀者，並參與了一些其組織的行動。他稱讚這份刊物及其成員使他放棄了先前的毛主義意識形態，並勾勒出了啟發他至今對本土草根事業的熱誠。但他並不確定《70年代雙週刊》的政治概念現在是否還能說服普遍香港人。長毛說：「那時用左翼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吸引年輕人要容易得多。儘管你現在仍可以談論這些，但這種語言不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
香港左翼的衰落
自1980年代以來，大多數香港的左翼運動都未能吸引群眾的參與，或在出現後不久就內部瓦解。當區的先驅社試圖召集香港人在中英移交談判中要求一席之地時，他們被自由派民主人士拒之門外；後者更傾向於以和解的方式與中國進行談判，而不是馬上要求實現全面普選。
在2005年，數以千計的香港人與國際盟友抗議在香港舉行的世貿組織會議，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政策，但這股勢頭並沒有超出這次會議。在2013年，雖然發生了被很多學生和工人組織所支持的碼頭工人罷工，但內部衝突和右翼的攻擊最終粉碎了群眾運動的希望。
在2014年，以回應選舉「改革」方案增加北京對香港選舉過程的權力，雨傘革命隨即展開。不久之後，超過20萬人參與了大型抗議。但是該方案最後仍被落實；又一次，運動的勢頭消散了，一些關鍵的抗議領袖更隨後被監禁。很多人在去年夏天抗議開始時仍然在辯論雨傘運動的遺害，尤其是在其後發展起來的本土主義右翼派系。這些團體雖然仍然規模較小，但在助長親美觀點以及排外反大陸情緒中正變得更具影響力。
香港左翼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確定資本主義是否存在致命的問題，而是如何重新建立有效的社會主義運動。
長毛的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自其於2000年中期成立以來可能是立法會中最引人注目和有效的左傾力量。長毛本人在2017年失去了他的席位，當時他和其他當選議員因抗議中共權威而被取消資格。但是社民連仍然在去年夏天反修例運動的組織中起了關鍵作用，因為抗議者團結地呼應「五大訴求」的聲音。
當親民主派候選人橫掃十一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時，這顯而易見是對抗議者的支持。長毛和其他社民連領導人仍未有機會深討深層次結構性議題，例如階級剝削的現象。長毛說：「香港左翼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確定資本主義是否存在致命的問題，而是如何重新建立有效的社會主義運動。」
香港的左翼仍然在實驗階段。去年八月，抗爭者呼籲大罷工來針對五大訴求向政府施壓；香港職工會聯盟報告有來自20多個行業的超過35萬名工人參與。這引發了人們對工會和政治罷工新的、持久性的興趣。從劇院專業人士到醫療設備製作工人等廣泛行業團體，數十個小型工會隨即被組織起來。
Telegram上的罷工消息資訊頻道現在已經有成千上萬的訂閱用戶。最近新冠疫情的爆發迅速動員了數以千計的醫務界工會人員，顯示普通工人越來越願意使用勞工組織策略直接挑戰政府。「抵制暴政，加入工會」如今已是一個普遍的抗議口號。
創辦《70年代雙週刊》的人如今已不再在前線。在1981年被北京政府逮捕之後，吳身為記者工作，並短暫遷居到澳洲。他回到香港後不久，於1994年死於癌症。莫如今是一個在電影和地下劇院行業工作的藝術家。他根據已故朋友的生活創作了一部戲劇作品。
然而，那些直接受到這些創始人影響的人仍然高度活躍在香港政壇。區幫助組建了先驅社，最早以新苗社之名為人所知。這是在90年代早期直到主權移交前一直在呼籲立即實現港人全面普選的最早幾個組織之一；這一要求當時被自由派民主人士極力壓制，以求同中共官員進行友好談判。區持續活躍在中國勞工團結工作以及本地行動中，幫助建立了全球化監察以及無國界社運之類的團體。
後期加入《70年代雙週刊》並創立街坊工友服務處的梁耀忠，自90年代一直是立法會選舉議員。在去年抗議活動最為激烈的幾天裡，當抗議者正要在7月1日闖入立法會大樓時，他被目睹在前線承擔調解人的角色。順帶一提，梁在抗議運動之前因為撤銷其長期的「工人委員會」而在街坊工友服務處引發了內部分裂。異議成員指責梁背棄了工作場所問責與民主制的基本原則，並且繼續與工人組建了一個如今自治的勞工組。
這些人物共同組建的集體可能已經無法再維持群眾運動。儘管如此，《70年代雙週刊》對組織學生與工人的貢獻，以及它對新型鬥爭的籲求，宣示了遠超這份刊物短暫生命的香港政治圖景。它最具生命力的經驗，可能是解放的模式只能夠在與所有邊緣化人群的團結中建立起來：沒有任何一種教條或過往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做到最好。在一場捲入數百萬人的鬥爭中，香港左翼仍然在尋找其前進的道路。
文/ Promise Li
譯/ 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