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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 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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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這樣一本立場糾結的女性主義書籍,我慶幸我不是獨自糾結著這些問題。
作者:黃星樺(Podcast讀書節目「衣櫥裡的讀者」主持人)
原文發佈時間:2023年3月30日
《性的正義》:女性主義者經常得面對不同弱勢者的權益相互矛盾的電車難題。(Unsplash)

我相信任何認同過、實踐過女性主義的人大概都會同意,女性主義是一項艱難的事業。對我來說,女性主義之所以艱難,那是因為有太多時候,我們必須要面對顧此傷彼的兩難處境。我說的不是「顧此失彼」,而是「顧此傷彼」。意思是,當我們想要改善某一群人的處境時,往往會在不經意之間,傷害到另外一群人。

在今天的巴西,有一位相當知名的女權運動家,叫做Maria da Penha。她在1980年代的時候,曾經多次被她的丈夫嚴重毆打,導致下半身癱瘓。後來Maria da Penha得到了巴西的女性主義團體的支持和協助,在她們的倡議之下,巴西在2006年通過了一項反家暴的法律,而這項法律正是以Maria da Penha的名字來命名的,一般叫做Maria da Penha Law。根據這項法律,當家暴案件發生時,法院必須成立專門法庭來審理,並且法院可以要求拘提家暴當中的相對人,最長可以達到三年。

在巴西女權運動家Maria da Penha的倡議之下,巴西在2006年通過了一項反家暴的法律:當家暴案件發生時,法院可以要求拘提家暴當中的相對人,最長可以達到三年。(Wikipedia)

在大多數反對家暴的人(包括我)看來,這似乎是個滿不錯的措施。可是,當這項法律實施後,有些學者就發現事情不太對勁。因為雖然實際的家暴數量很可能並沒有減少太多,但家暴案件的通報數量卻顯著地減少了。這是因為有很多貧窮的巴西女性雖然受到丈夫施暴,但與此同時,丈夫的收入,卻是她們和孩子最主要(有時甚至是唯一)的經濟來源。她們害怕失去丈夫的收入,於是反而更加不敢報警。

換言之,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必須面對的不僅僅只是「法律應不應該對家暴者加重懲罰?」這一類的問題而已。事實上,我們更經常面對的其實是「我們是否要以最底層、最貧困的一群女性的福祉為代價,加重對家暴者的懲罰?」這一類的問題。在太多太多的情況底下,女性主義都是很容易顧此傷彼的。這就是我所謂的「身為女性主義者的艱難」。

交織性:當多重弱勢的身分交會

如果你也曾感受到這種顧此傷彼的兩難,那麼你絕對不是孤獨的。女性主義哲學家Amia Srinivasan在她的近著《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裡,便深入討論了女性主義者的這種兩難處境。在這部面向普通讀者的文集裡,Srinivasan從近十年來進入到公眾視野當中的多起性別時事出發,帶領讀者回顧相關議題的公共論戰史和學術論戰史,並且重新思考女性主義知識傳統裡的那些又老、又大、又難的「老大難」問題。

在書中,Srinivasan多次引用「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這一概念,來試圖梳理女性主義知識傳統裡許多延續數十年的艱苦論戰。

「交織性」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的黑人女性主義者Kimberlé Crenshaw所提出。在1980年代的時候,身為法學教授的Kimberlé Crenshaw發現,當時的美國雖然已經擁有反性別歧視的法律,也擁有了反種族歧視的法律,但是當一個人同時處在性別上的弱勢地位(例如身為女性)和種族上的弱勢地位(例如身為黑人)時,他/她卻很可能既無法受到反性別歧視法律的保護,也無法受到反種族歧視法律的保護。

其中一個最經典的案例是這樣的: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簡稱GM)在1970年代時碰上了一波汽車產業的衰退期,決定裁員度過危機。根據通用汽車公司的說法,公司裁員的原則,是從比較資淺的員工開始裁,儘量保留資深的員工。問題是,通用汽車公司一直要到1960年代中期才開始聘請黑人女性擔任員工,因此到了70年代公司裁員的時候,這些黑人女性員工當然都是最資淺、最容易被裁員的。於是,有五位遭到解僱的黑人女性決定告上法院,控訴通用汽車公司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

交織性:如果單獨只從種族或者單獨只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那麼那些雙重弱勢或甚至多重弱勢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我們所忽略。(Unsplash)

法院的判決結果是,通用汽車公司既沒有種族歧視,也沒有性別歧視,並且理由相當耐人尋味。法院認為,從種族的角度來看,公司裡雖然有些黑人員工被裁員了,但被裁員的黑人員工並沒有比其他種族佔據更高的比例,所以公司沒有種族歧視。那麼換個角度,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呢?法院認為,雖然有些女性員工被裁員了,但被裁員的女性員工並沒有比被裁員的男性員工佔據更高的比例,所以公司也沒有性別歧視。

在Kimberlé Crenshaw看來,這項判決最不合理的地方在於,這幾位遭到解僱的黑人女性員工,她們一方面是種族上的弱勢,另方面也是性別上的弱勢;但弔詭的是,反對種族歧視的法律沒有辦法保護她們,而反對性別歧視的法律也沒有辦法保護她們。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單獨只從種族或者單獨只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那麼那些雙重弱勢或甚至多重弱勢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我們所忽略。

1980年代以降的女性主義者從中得到的教訓是:當一項社會議題和性別、和種族,以及其他社會身份都有關時,我們就需要同時將這些複雜的因素納入考慮。這就是「交織性」這一概念最原始的核心意義。

#MeToo運動的兩難

在The Right to Sex一書裡,我認為最具啟發性的其中一段討論,就是作者借用了「交織性」這個概念,來梳理有關#MeToo運動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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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完,全文見《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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