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血染的博弈—— 埃及觀察

2011年2月，我在開羅遇見兩個年輕人。瓦立德，29歲，埃及共產黨人。穆罕默德，28歲，穆斯林兄弟會青年團負責人。政治光譜粗略分一分，一個極左，一個極右。瓦立德承認，「從前對穆兄會的印象是‘極端宗教組織’，左翼的天敵」。

1月25日，他們在解放廣場，抗議穆巴拉克的人潮中相遇。當時穆斯林兄弟會沒有打出自己的旗幟，共產黨人也沒有。廣場上遮天蔽日，只有埃及國旗。「這場運動跟意識形態沒有關係，」穆罕默德說。

整整十八天，瓦立德和穆罕默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警察從內政部樓頂開槍，他們前面的一個年輕人倒下死亡。死者的母親來到現場，對大家說：「你們都是我的兒子。」大家決定繼續坐下去。後來瓦立德左肩中彈，穆罕默德抱起他，奔向廣場背後迷宮般的小街道，那裡有醫科大學學生組成的臨時醫院。沒人問抬進來的屬於哪個組織哪個派別。周圍店鋪主人，沒人抱怨生意沒得做，紛紛出來送水送藥。

另一個穆兄會的年輕人說，後悔過去對時髦女性有偏見。穆兄會的人在抗議中受傷，開羅美國大學的女生們，那些穿緊身牛仔褲不戴頭巾的女生們，衝過來幫他們包紮。那一刻，他覺得有關宗教、生活方式的討論不再是最重要的，埃及人團結起來了。

基督教團體「夠了」運動創始人George Ishak告訴我，抗議穆巴拉克期間，他以基督教牧師身份，在解放廣場為死難者念悼文，周圍的穆斯林們居然跟著重複。一個穆斯林對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如此親近。」

穆巴拉克統治時期，所有反對力量受壓制，被打散。他們互不相識，甚至互相妖魔化，一場「倒穆」運動令他們不期而遇。經歷十八天生死與共，瓦立德和穆罕默德成了至交。我問：「畢竟你們政見不同，將來會不會再次成為敵人？」瓦立德很有信心，說至少找到共同語言，那就是對話。就算回到各自陣營，對話也會繼續下去。穆罕默德說，不同陣營的人見面，才知道溝通的重要，「今後，埃及不再只有一個聲音」。

當時我羨慕這兩個年輕人。他們曾經在一堵牆的兩邊摸索，如今，在牆的盡頭，終於相見。威權統治垮台，埃及內部和解就此展開。

除了不放過昔日權貴，革命後自豪的埃及人樂於展示寬容。「倒穆」勝利後的第三天，我見到一群警察遊行，宣誓與舊政權決裂。問一個路人，會原諒他們嗎？他說，一切都過去了，人民和軍隊、警察從此一家。警長艾哈邁德被人群抬起來歡呼，「你們就像是我的父親」，他流淚哽咽，許多只手拍在肩頭。有人過來跟他擁抱。也有人尖叫著衝過來要揍他，被其他人拖住。

推翻穆巴拉克前後，空氣中瀰漫著革命的神聖感。遇到過出租車司機不收費，一擺手「為了革命」。曾經在開羅學習一年，對於埃及男子見女性起哄、揩油，我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解放廣場秩序井然（美國女記者遇襲，據報是團伙策劃，有政治目的）。這種「神聖氛圍」不僅在埃及，在世界其他地方齊心協力推翻暴政的革命中也曾出現過。

然而，愛恨不可能轉瞬即逝。穆巴拉克下台後一星期，我坐在反對派大會現場。當時的情景似乎預言了未來：有掌聲有咒罵，有人鬧紅了臉，有人拳腳相向。年青人不服年長的，世俗派譏笑宗教團體。

「神聖感」消散得飛快。穆巴拉克下台後，軍方遲遲不願還權於民，廣場再度爆發抗議，全球媒體的焦點轉移到示威人群中性騷擾成風。剛剛懺悔過的警察，轉眼又出來棒打民眾。

我看見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一次次陷入混亂。軍人不肯放權，放權之後懸停議會，為民選總統設下制度漏洞。穆爾西上台擴權，觸動埃及人對「獨裁」極其敏感的神經。經濟措施行差踏錯，世俗派掀起抗議狂潮。軍方偏幫一派，拘禁穆爾西，鎮壓兄弟會，直至血染廣場。

法治缺位，上街成了「後穆巴拉克」時代的遊戲規則。遊戲主角，是兩個傻蛋和一個混蛋——傻蛋是不懂妥協的穆兄會和世俗派，混蛋是手法粗糙的軍方。瓦立德和穆罕默德那樣的年輕人，算是第四方，目前還輪不到他們唱主角。

世俗派痛恨穆兄會誤國，更懼怕穆兄會的動員能力。推翻獨裁後的第一次選舉，世俗精英來不及披掛上陣，就被地下運作多年的宗教勢力殺個措手不及。他們祥林嫂般念叨，如果競選時間再延長一個月，結果很可能大不相同。既然與宗教勢力的對陣不是「費厄潑賴」（Fair Play），我們怎麼把穆爾西搞下台都不為過。

穆斯林兄弟會自成立以來，就是個政治主張含混的組織，更不用說很少露出真面目的沙拉菲派。伊斯蘭政黨掌權後沒有兌現諸多承諾，反而忙著四處張貼領導人畫像，檢查青年男女的牛仔褲是不是太緊太短。從囚犯到總統，穆兄會把權力看作使命，要為中東其他宗教政黨示範。名垂青史的誘惑當前，豈容後退？

四重力量互相拉扯，動蕩的埃及並非特例。二十世紀後期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中，轉型國家在「威權」與「民主」間反復並不鮮見。解釋後威權時代的轉型，「博弈」比我起初使用的「和解」更恰當。能不能渡上彼岸，取決於博弈中多重因素，甚至有運氣的成分。埃及趕走穆巴拉克前不久，緬甸軍政府開啓改革。緬甸幸有一個不想遺臭萬年、很想後半生有靠的丹瑞，有一個雙手不沾血德性清白的登盛，有一個頑抗到底，卻也在關鍵時刻願意不計前嫌的昂山素季。傳聞軍政府最終放下屠刀，也跟佛教行善的感召有關。

埃及的博弈，難關在宗教派別與世俗力量的對立。不幸的是，這個問題在中東伊斯蘭教國家缺乏成功先例，到了世界中產人數首次超過貧困人口的今天，變得更加困難（另文「第二春」專述）。伊朗政局常常是這兩股力量的拔河，就連經濟上取得成功、宗教色彩濃重的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最近都遭遇中產階層猛烈抗議。

但是，民主的大門一旦打開，必須歡迎所有人參與。儘管革命由埃及城市中產主導，卻不能把穆兄會、薩拉非派等排斥在民主進程之外，甚至還不得不接受他們的短暫領導。

這多少讓我想起，在英國上學的時候，劍橋中國學生會面臨的困境：成為學校正式註冊的組織，就得向「異見者」敞開大門。否則，只能作一個民間團體。中國學生會未敢嘗試這個遊戲。

埃及軍方血腥清場，最大的惡果，是摧毀了埃及革命反暴力的元氣。「阿拉伯之春」在利比亞、敘利亞一上來就是慘烈的內戰，埃及革命的開篇，卻是和平的。答案稍嫌諷刺，因為在埃及，統治者留下一線公共空間，令怒火有渠道表達，而不至走火。穆巴拉克統治時期，民眾有權在可控範圍內和平示威。通過非暴力手段表達訴求，埃及人並不陌生。但是，這一次，出於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厭惡，埃及民眾似乎對軍方的鎮壓掉過頭去，默許其成。

未來會怎樣？《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在解放廣場發出感慨：如果沒有預見革命的到來，又怎能預知它會如何發展？「好比你看到大象飛起來，趕緊閉嘴，記點筆記——猜不到大象騰空，就別胡說它會飛向哪裡。」

「阿拉伯之春」這只大象還在飛，我們最好多做些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