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翻译研究早期教会文献

封面图：拆的可不只是十字架

本文是《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的续篇，本文要回答的就是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是什么？答案就是：在学术上，从原文阅读，翻译和研究早期文献。

笔者对早期教父的爱是从读橡树出版的一系列书开始的，尤其是圣巴西尔《论创世六日》，神学家格列高利《神学讲演录》，阿塔纳修《论道成肉身》。感动我的不仅是他们的思想，更是文字下面清晰可见的灵性，虽然相隔上千年，我却觉得他们无形地牧养了我。是他们的灵性埋下了我打算从原文翻译希腊教父著作的种子。如果教父们的灵性是海，那我只想借着翻译取一小杯水，以解我心之饥渴。

这种从原文阅读并翻译教父著作的渴望带领我到圣十字架神学院学习，进而从希腊教父拓展到叙利亚教父，甚至景教研究；也正是这种渴望告诉了我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的答案：从原文阅读、翻译并研究早期教会文献。[1] 笔者列举三条理由来论证此点。

首先、大公传统不等同于圣经研究，更见于早期教会文献，尤其是早期东方教会文献

何为大公传统？我已发文《再论圣经与大公传统》、《论对唯独圣经的误解和误用》和《教会、圣经与大公传统》中做了一些反思和谈论。现笔者总结如下：

如果把大公传统比喻为一个人的话，那么那不可见的圣父、圣子、圣灵（尤其是圣灵，因为五旬节降临了，我们应许受圣灵）三位一体在教会内的工作就是它的灵魂，而其心脏的两个心房就是圣礼（主要指洗礼、圣餐礼，包括傅油礼）和圣经，然后由此延伸出躯干、头脑、四肢等。具体而言，就是大公会议信经，决议和教规；地方会议（后来教会都认同的）决议和教规；教父众口一词的教导；灵修传统及文献、教规和礼仪文本（甚至包括圣徒传记，纪念日等）。

在这些大公传统的文献中，东方教会在会议决议、礼仪、灵修和教父文献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是从东方教会开始的（这也是笔者取网站名为“光从东方来”的原因之一）。

然而与之相对比的学术状况而言。基督徒学者中（似乎是因着唯独圣经中正确解经的顾虑）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圣经、改教时期的学者（亦包括一些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但研究早期教会历史的比例偏少。在非基督徒学者中，多是从哲学宗教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历史，他们的研究偏重于西方教会，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教父，比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对于笔者所涉猎的早期东方教会历史和景教研究，却不多见。

其次，不从翻译和研究早期教会文献开始，我们对大公传统的追寻将毫无根据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对一手材料的翻译和研究，谈回到大公传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对前沿学术的研究和翻译也很有必要，但从学术追根溯源的精神看，我们必须达到从原文阅读、翻译、研究的地步，才能为大公传统的追寻找到切实的材料基础。

最后，环境的艰难恰恰表明中国教会必须迈出这第一步，才能看到未来

现今中国教会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面临着在学术、出版、教育、社会公共领域等的全面萎缩和不友好状态，可以说中国教会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笔者看来，这个考验正是中国教会能否回到大公传统，从其中汲取力量得以站立得稳。如果中国教会是浪子，那么，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

比如说使徒时期的殉道精神和之后延续的修道主义精神恰恰是中国教会所缺，用以对抗世俗化的灵性资源；大公会议的决议，教父们众口一词的教导也能给中国教会力量去对抗各类异端和“个人化”解经的倾向；教会留下的礼仪文献能为教会平信徒提供灵性生活的指南，帮助他们养成虔诚生活的习惯；教会留下的教规抑制教会分裂的趋势。所有这些资源都能在灵性上，教义上，礼仪上和外在面貌上给中国教会力量，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真正形成一个整体的见证和风貌。

为何是早期教会文献？早期教会文献包括哪些？

早期教会文献是离根源更近，也是最少受争议的文献，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宗派之分。并且对大公传统的追求，也应该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从地区上向外延伸，从时间上往后走，不拘他们操什么语言，是否在罗马境内，都一视同仁地学习他们的语言，阅读翻译他们的文献，了解他们的思想。

按笔者理解，我们应该从使徒时期开始（圣经的学者已有不少研究），然后按语言分为三大传统：

• 希腊传统走到8-9世纪，约到认信者马克西姆，大马士革的约翰时期。
• 拉丁传统走到9-10世纪，甚至追溯到经院哲学兴起之前。
• 叙利亚传统走到7-8世纪，以叙利亚的圣以撒为代表。

至于其他传统，如科普特传统，亚美尼亚传统，埃塞俄比亚，保加利亚传统，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圣统可以放到第二步去研究和翻译。当然，目前就俄罗斯圣统而言，国内已有学者涉猎，笔者不再详述。

[1] 关于中国教会为何要回到大公传统，以及阻碍中国教会回到大公传统的两大障碍：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和教派的门户之见，请参见笔者专文《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