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蚯蚓、江豚和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而工作的人|接力访问066 张晓磊
文|楊櫻
新冠三年之后,张晓磊的工作领域从大型工业污染转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方式没什么变化:在一线做调研,在传播媒介里做倡导,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或者相关部门跟进。这曾经是一部分 NGO 工作者的常规工作,有点像一个大报警灯,发出引人瞩目的呼吁和警告,作为社会第三部门为各种问题查漏补缺。
张晓磊特殊,主要是因为如今这样工作的 NGO 从业者已经越来越少了,用张晓磊的话说,“现在我们的很多战友都倒下了”。另一个让他不一样的,是他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工作。他跟进项目有重叠性,有的问题可能 2 个月内能解决,有的需要 5 年,有的甚至 10 年,而且总是有新问题出现。又因为不是最终的问题解决者,张晓磊只能施加外力,所以他的工作就始终处于“持续推动”的状态,在问题解决之前,谁也不知道进展的时间点会在何时出现。可堪比较的似乎只有关注领域的差异,“工业污染的时间线长,做完这个企业换下一家,这是一个行业问题;但生物多样性(议题持续时间)更久,它和人的行为逻辑有关系,有时候问题不明显,但又很重要。”
听张晓磊说这些,会感觉他在说期货,又像西西弗斯,还有点“摁下葫芦浮起瓢”。除了着眼于当下每件事的具体进展,没有别的路可走。尤其是张晓磊一个人工作,等于是直面问题本身,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组成部分,和问题之间还隔了一层叫做“团队分工”的冲击带。如何规划自己要做什么,如何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都得独自完成。
他转变工作领域的原因,一是疫情期间环境调查行动受限,更主要的是,“工业污染减少了”。张晓磊不同意我将之归因于经济衰退,“因为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好转了”,他提及从 2018 年开始政府基于“绿水青山”政策对非法排污和非法采矿进行严打,以及腾格里沙漠排污事件的巨大影响力。
腾格里沙漠排污两次受到大量舆论关注,分别是在 2012 和 2019 年。如果你搜索关键词,沙漠里触目惊心的巨型污水池照片就能很直接地出现在你眼前。这其中也有媒体尚在工作的因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和一些记者合作,他们做很好的报道,但是后来国内的调查记者自己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他们跟不了了;后来,特别是疫情之后,记者不愿意出门,就让你把材料给他们,他们发一下,调查是不会一起去的。”
回到环境本身。一件诡异(但又合理)的事情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超大体量的污染可以通过影像方式公之于众,它在环境保护者看来就会是“相对比较容易”的问题。如今这样的情况近乎消失,无论是污水处理方式还是排放量都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张晓磊纠正了我说工业污染议题“重要性下降”的说法,他说,“只是关注度变小了”。
关注度上升,或者说张晓磊希望关注度尽快上升的是疫情之后的野生动物食用现象。“疫情三年其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国家有政策,地方在严打,野生动物也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现在上网——我们经常做线上调查的会被大数据推送——短视频平台上很多野生动物捕猎和吃野味的视频就出现了。”
除了吃野味,还有盗猎工具比如捕兽夹的电商交易。捕兽夹一视同仁,既可能伤害濒危野生动物,也会让人在和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接触过程中发生感染。一个叫做“电商无野”的行动由多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推动电商平台进行整改,督促他们下架工具,这似乎是为数不多可以遏制类似情况的方法,另一种“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在一个叫“回归荒野”的公众号里,可以看到志愿者在线上的调查和行动——最主要的方式是监测并举报:在 1300 多份举报内容里,有 400 份得到了反馈,平台下架违规商品、删除宣传信息,线索移交政府部门。
张晓磊参与了这个行动。不过他还有更细分的领域:电捕蚯蚓的生态问题。张晓磊在三年前着手,路径依然是互联网。
前些年国内掀起了一个“电蚯蚓”热潮,其实就是利用蚯蚓机——一种类似于电鱼机的设备——去电蚯蚓。把两个探针插在土壤里面,就可以把蚯蚓从土里电出来。
制作鱼饵是一个方面,还有特殊养殖,搞特殊养殖的人需要蚯蚓做饲料,比方说大壁虎的养殖者,在壁虎繁殖期它们需要一些特殊的营养,人工养殖蚯蚓缺乏某种野生蚯蚓的元素,所以饲养者会购买野生的,喂进去壁虎就会产卵、受精,然后可以去孵化。如果拿人工蚯蚓喂,蛋是不会被孵化的。野生蚯蚓市场价格就高了。
我们就找到一个途径,通过互联网。那些设备都在互联网平台售卖,而且售卖量达百万件,所以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行动,去呼吁、去倡导。去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声明,禁止店铺出售蚯蚓,电商平也把设备都下架了。类似的行动我们做了好几个,它真的是能改变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确实有成就感,而且,你要是不乐观,你真的很容易放弃。
可以做“蚯蚓”这样的议题,张晓磊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好处。他是 1990 年生人,2015 年开始做 NGO,一直以“半志愿者”的身份和大机构维持游离的状态,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行动自由。“比如说你进入企业,企业就会引导你按照它的部署去做一些事情,不会那么开放。”
“很多人在我们做蚯蚓的时候,都不理解这件事有什么可做的。但我们还是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你进入到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企业里,你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发挥。国内的 NGO 有一些和企业没有区别,在里面工作的人,也就是拿一个工资而已。”
张晓磊是甘肃人,出身农民家庭。如今他如果不工作,所谓的休假就是回老家务农。父母并不在家,他们在其他地方打工,据说也是在帮别人务农。张晓磊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链家,“看起来不坐班,但是也没什么自由,而且完全不接触自然”,于是他换了份银行工作,当然更无助于解决问题。那时候他经常看一个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后者在做鸟类保护,也关注工业污染难民,为他们争取权益。于是通过这个同学,张晓磊进入了 NGO 领域。
他很清楚做这些无助于提高一个人的社会生存资本:收入没有保障或者相当少,身份不被认可,因为潜在风险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就算如此,他的行踪也常常被“跨省追捕”——这是我的用词,也是这一行的诡异之处,要借助公权力实现自己的社会呼吁,又要规避甚至是防范另一部分公权力,因为不喜欢他们的人同样也可以借助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停止做事。
张晓磊不诉苦。既不诉调查的辛苦,也不诉不可抗力的苦。聊天里我听得最多的就是他对自己工作模式的强调——总是一样的,只是根据他手上议题的不同,可以不停切换主语和细节。
我们今年关注亚洲象表演,在云南,亚洲象一直在被用针扎或者被虐待,实际上此前很多人都看到过,但是志愿者和机构去做调查的时候,经验不足,或者方式不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到今年。今年我们关注了之后,拍摄到表演者确实在用针形物所刺、扎大象,就在表演过程中,为了大象乖、听话。我们拍到这样的一些素材之后,一下子就引起了云南高层的重视,后面整个云南就没有大型表演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通过具体行动,找出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一直的策略和方法。
这种“提醒”模式不仅有风险,也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和张晓磊聊过屡禁不止的环保问题、动保问题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就好像预防偷猎的方法并不仅仅是没收工具,而是解决当地人的就业收入问题。不过类似的探讨进展不深。他认为他只能做他能做的。
“正面硬刚”,我脑子里跳出来的词。我们聊到接力访问里的曲栋,一个残障 NGO 从业者。曲栋意识到 NGO 日益缩水和变质情况之下的危机,因此他放弃了类似于依赖公共部门设定、修改政策才能解决问题的思路,想从商业视角为残障人士提供改善身心的机会。
张晓磊不认为自己可以复制这样的思路。我们不一样,他的总结很简单。“有些事情只能有关部门去做,一线调查我们可以做,但是比如说两只江豚死了,另外两只还活着,要放归保护区,要么就留在海昌。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直接去介入,只能通过信息公开去推动有关部门的行动。”
张晓磊提及的是 4 月下旬,网传上海海昌海洋馆 2 头江豚被虐待死亡的事件。具体死亡原因经过农业农村部调查、在 7 月 11 日公布,新闻并未回应海昌饲养环境、动物保护相关措施实施等待核实细节,而是直接公布了专业分析的死因:“第 1 头死亡江豚死于重症肺炎及肺脓肿引起多脏器实质性病变及功能衰竭;第 2 头死亡江豚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伴发急性心衰导致的严重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进而引发多脏器功能衰竭。”但是提及了“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于 2021 年 5 月被授牌为农业农村部长江江豚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如张晓磊所说,剩余两头江豚已迁至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
张晓磊觉得,曲栋提及的是一个手法问题,在他看来,最正统的那个 NGO 工作方法“并没有失效”。但他也觉得,如今利用自媒体来做倡导和呼吁愈发困难了,传播碎片化是一个原因,自己的精力也很难应付如此之多的事情。“但这些问题你还得去做,你不做没人做,而且越来越没人做了。”
“那你为什么还能做?”
“我不做,剩下的两头江豚也可能会死,对吧?”
Q: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我最近做气候变化相关的调查,发现气候已经对老百姓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开春遭遇倒春寒,苹果树开花受冻,苹果就减产;西双版纳的茶叶,因为极端干旱,茶叶也减产。以前大家不懂气候变化,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还有一些项目和议题在推动,甚至投资、基金理财的那些分析师,做预期的时候也想研究气候变化,我就有一种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在觉醒的感觉。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
Q:你最近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A:大的问题都没必要说了,因为都是工作。我的问题是个人问题怎么平衡。我没有生活的,可能去一个地方连下馆子吃个饭都没有时间。我特别羡慕大家能去吃好吃的。
Q:以前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A:可能到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父母、家庭还有整个社会环境,其实对我是有压力的。
Q:希望找谁来接力?
A:羊羊,她是一个公益律师——应该超过十年了——收入一般。我好奇她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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