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专题｜脱贫奇迹的阴影之下

文｜Ziggurat 

上周一，一条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的消息在主流媒体上引起了一阵狂欢。媒体们激动地宣布“再见！国家级贫困县”，争相赋予这一时刻以宏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诸如“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告别绝对贫困”、“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和 “人类减贫的奇迹”的断言随处可见；“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的提法也屡见不鲜。

虽然在媒体狂欢中也不乏谨慎和反思的声音，有代表性的如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帮扶政策要从攻坚战转入常态化，对相关贫困人口进行持续帮扶和防止返贫的全面排查。但反思似乎局限在敦促相关方继续实施现有政策，而没有注意到扶贫政策内在矛盾和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困境。本文希望在媒体狂欢之中提供一个反思这场“扶贫奇迹”的视角。

大亿的希望

“这下好了，这样我明年就不需要出来了，在家好好干合作社，虽然少赚1000，但其实结余的也差不多，还能照顾爸妈，太好了。”

说这话的人叫大亿。2017年年底，当时的我正就农民工相关议题进行田野调查。在广州康乐村某栋“农民房”二楼的A服装厂内，我坐在大亿的工位边上，跟他聊了一整夜。

熨烫、打包、钻图制作、查货、剪线、钉扣……在A厂包尾部这六年间，这些动作他重复了无数遍。因为一直在包尾部上夜班，大亿的黑眼圈很重、背明显地佝偻着，看上去比他的年纪更显老。

大亿来自贵州铜仁，是仡佬族。83年生人，未婚，外出打工已有18年，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和一双年迈的父母。即使在他们那个2016年刚通公路的贫困村里，大亿家也算是贫困户。在村里很多人都建起了瓦房时，他和父母、哥哥、嫂子和侄子一家六口还挤在位于半山坡上的祖屋里。祖屋是仡佬族的传统吊脚楼，竹木加泥瓦结构为主；祖屋左侧是他父母结婚时新建的三间泥瓦房，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右侧较新的两间砖瓦房则是前几年哥哥结婚时，父母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建起来的。虽然家里有三亩土地和一头牛，但按照大亿的说法那最多“只能保证家里人不饿死”。全家六口人的日常开销、侄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医疗费用，几乎全靠他和哥哥两人打工赚来的钱堪堪维持着。房子的常规维护和恶劣天气导致房子损坏后的修葺，则需要靠借钱才能完成。

18年以来，除了春节，他和哥哥几乎没有休息过，就这样，大亿家的积蓄仍从未超过四位数。不过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一条更好的、更稳定的出路。工作之余，他常在抖音快手上看一些创业课程和商机，也很密切关注老家的发展。对他来说，回老家自主创业、自给自足是一条理想的出路。这样，他既不需要靠辛苦打工来换取微薄、不成比例的收入，又可以在家照顾父母，娶上媳妇，让漂泊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

三年前的九月，村政务微信群的一条关于精准扶贫的信息给大亿带来新的希望。信息中说，现在中央在大搞精准扶贫，他们乡分到了大量的拨款用来支持当地村民搞合作社，希望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利用当地的茶山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共同脱贫致富。这让大亿很心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搜集相关的信息。直到12月底见到我，他还在一直问我了不了解精准扶贫是怎么回事。

通往“奇迹”的道路

自2013年习近平到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指示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一场自上而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精准扶贫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覆盖22个省823个贫困县，共计12.8万个贫困村。所谓精准扶贫倡导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主要措施包括：1）通过建档立卡实现贫困人口真正意义上的瞄准；2）扶持贫困地区的生产和就业发展；3）对生态环境及其脆弱、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实施易地搬迁安置；4）通过生态保护和发展教育支持脱贫；5）通过低保政策兜底。这些措施的具体落实，一方面依赖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的政治、行政、组织和财政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广泛动员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内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对此，在农村发展和扶贫领域深耕数十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认为，精准扶贫总体上仍延续80年代以来中国扶贫工作依靠“开发推动减贫”的一贯做法，即以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为前提，通过在农村和城市扶植、培育和发展新的市场经济主体和产业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此实现绝对收入上的脱贫。新阶段扶贫工作之新，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强有力主导角色，空前的政治、行政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力度，和对全方位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强调。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本周三举行的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自2016年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新增200亿元，2020年达到1461亿元。此外，五年间，财政部还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引导金融机构投放扶贫小额信贷6000多亿元。这些资金重点用来支持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及实现最广泛的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并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和住房安全等基本需要。具体执行层面，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兜底，绝大部分资金被用来扶持贫困地区的生产和就业发展。

这些都构成了“奇迹”的基础。

大亿的两个选择

然而，三年后，我又在康乐村见到大亿。同样是昏暗的灯光，同样是A厂包尾部，大亿依旧重复着同样的工序，熨烫、打包、钻图制作、查货、剪线、钉扣。一切似乎跟三年前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连他存折里的钱，都还固执地保持在8000多元。

大亿告诉我，17年回家后，刚过完年他就去村里问了怎么才能参与扶贫的合作社，结果驻村干部告诉他，他有且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做自己的项目，要不选择加入已有的合作社。

选择做自己的项目，需要大亿出一份完整的项目计划，先后递交到村、乡和县级政府审核；通过后拿到市里审核，与其他地方的项目共同竞争；最后才能获得市里的立项和资金支持。但在村里做会计的二伯，劝他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因为这样的项目和资金支持，“一般来说没有点实力，拿不下来”。这里的“实力”，首先是指有关系，毕竟政府的项目有很多人虎视眈眈，不打点关系，可能连乡里那一关都过不去。其次要有能力，得会运作项目，项目要赚钱。除非本身有做生意的经验，或是大学毕业创业，否则基本上也不会通过市里的审核。再者，政府的资金支持是有限的，大多数时候只提供启动资金，因此需要项目申请人提供额外资金来源的证明。没钱？依旧没办法。

不然，就选择加入已有的合作社。大亿家所在的村共有耕地面积811亩，平均每家有3-5亩。耕地之外，村里还有10000亩的山茶地，主要产业以烤烟、茶叶、油茶和传统种植业为主，养殖为辅，近年来旅游业也有所发展。以此为基础，当时村里主要有两个合作项目，一个是旅游合作社，一个是油茶合作社。

旅游合作社是县里一位退休干部的儿子牵头，是大亿的表侄。在开始旅游合作社项目之前，他是县城里最大的民营旅行社的大股东，一直致力于开发和经营本地和周边县市的旅游路线。精准扶贫的消息下来后，借助父亲和自己所积累的关系网络，他很快便以开发村里旅游路线的名义顺利拿下项目。申请合作社项目资金所需要的村民的参与和知情同意的盖章，亦是靠村委会“帮忙”实现，签名的大多是并不实际参与项目管理、运营和分红的村内老人。

而该项目所谓的开发村里旅游资源，其实是由村委会几位负责人带领村民集资购买一系列的道具，组成一个表演队，将村里有民族特色的舞龙舞狮的习俗变成一个特色演出，吸引外地游客。大亿的表侄则负责通过自己的旅行社输入客源。对大亿来说，如果他想要参与到项目中，则需要交500元道具购置费，同时要参与演出队每周三次共计12个小时的排练，并在游客到村时保证可以出席表演。至于他的收益，则依表演次数而定。每接待一次旅游团，每个人工作半天，只能有40-50元的收入，而即使在旅游旺季，每周也最多能有三次这样的演出，也就是说表演队的村民不仅需要参与十几次演出才能赚回道具购置费，而平时的排练根本就不算工钱。

油茶合作社则主要生产茶叶和利用油茶果榨山茶油，属于“农业产业化”的范畴。油茶合作社的项目是通过招商引资进驻，老板是浙江人。2016年，在获得了当地政府包括新建厂房补贴、厂房土地优惠和税收减免等一系列的项目允诺后，老板拿出100万元的起步资金兴建厂房和购置设备。一年后厂房建成，他顺利从政府的扶贫款项中拿到了厂房补贴，解决了公司运营初期的资金流问题。

作为扶贫项目，油茶合作社被要求要兼顾村民的参与。于是大亿被告知，他可以以茶叶和油茶生产原料供应者的身份参与到项目中，前提是他有5亩及以上的土地。如果确认参与，这5亩地需全部用来种植山茶树，而收成时，所有的茶叶和茶果需要按照市场价卖给合作社。从种植到收成，一切事务和风险都由大亿本人承担。作为回报，合作社和村委会会每年每亩地给3600元的补贴，但茶叶和茶油在销售过程中的获利则与他无关，全部归老板所有。

油茶合作社的项目，对当时的大亿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因大亿在合作社的经营、发展和利润的分配上都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山茶树本身的种植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打理，即使是年逾七旬的父母亦可胜任种植工作。作为参与者，即使无法实现他在老家自给自足的愿望，仍可增加一份可观的收入，亦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他家决定拿出5亩山茶地和5亩耕地一起入伙，想象着一年之后，家里可以多36000元的补贴。

那年在村里，仅大亿知道的，就有十多户村民加入了这个油茶合作社。

然而，一年后，当大亿一家把茶果和茶叶送到合作社后，他们却只收到了茶果和茶叶的款项，原本承诺的每亩地3600元的补贴变成了600元。直到三年后的今天，他和其他十几户村民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村里只说没钱，合作社则把皮球踢回村里。“真不知道这算啥，600块一亩。真是太坑人了。我们现在都种上茶树了，只能继续帮他种下去了，不然就亏大了”。

结构性困境下的反思

大亿的两个选择，是在这场精准扶贫的攻坚战中大多数中国贫困户所面临的选择；同样，大亿所参与的扶贫实践，也是大多数人正面对的结果。从大亿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当前在这种“产业化扶贫”的政策思路下的诸多结构性的困境。

首先，在国家主导的扶贫资源的分配层面，对像大亿一样千千万万的普通贫困户而言，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扶贫资源和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资源和项目往往被当地的政治或经济精英所攫取。这背后的主要原因，用大亿的话说，是“实力”的问题。如果把它放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去理解：一方面，行政体制具有逐级负责特点，资源的分配和动员则对行政体系和行政资源极度依赖；另一方面，相关资源的分配具有辅助性特点。政府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财政支持抛砖引玉，以市场化的方式，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产业开发中，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扶贫项目需要项目承接村提供配套资金。如此一来，本就身处农村社会底层的贫困户，在扶贫资源的信息获取、项目参与、利益分享等多个方面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这样的资源分配状况，不仅导致扶贫资源的错置和浪费，而且会进一步强化贫困者的弱势地位，加剧农村社会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其次，当产业扶贫是以牺牲贫困者（小农或城市贫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市场化手段进行时，永久脱贫是不可能的。就小农户为言，即使这样的方式可能让农户们获得一时收入上的提高，但长久来看，所谓的最好的结果仍只是将小农户放在了一个原料或/和劳动力提供者的位置上。资本生产是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但小农的利益除了受到企业的侵占和市场机制的结构性挤压，还需要独自承担来自气候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整、国际资本的利益争夺等其他方面的风险。

对那些被转化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贫困户来说，如大亿一家，他们还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虽然在绝对收入上超过了国家设定的贫困线，但实际收入却仅仅能维持当下家庭生活的基本开销和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几乎没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代和下一代实现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改善和阶层的跃升。再者，考虑到市场逻辑的不断发展和强化、经济下行对劳动者的就业及权益保护带来的挑战等结构性困局，脱贫者返贫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且有不断增加之势，脱贫的实践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