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負

當一月底武漢政府還在焦頭爛額地處理新冠疫情造成的醫療擠兌時，西方——更準確地說，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其實面對著一個難得的機會，來證明自身體制的優勢。內地各級行政機關在瘟疫面前暴露了諸多制度性的硬傷：僵化的官僚系統令關鍵信息無法及時暢通無阻地傳遞；維穩優先、政治掛帥的思維掐滅了李文亮等醫生的生命，也掐滅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進入抗疫動員狀態的希望；公民社會在過去十年間遭受的系統性打壓使之無法在第一時間形成合力，只能臨陣磨槍，填補湖北紅十字會、武漢政府在信息對接、物資調配、人員轉運等方面的嚴重缺位。

這個機會被浪費了。當我說「浪費」的時候，很容易引發對另一篇文章的聯想，那就是知名駐華記者張彥（Ian Johnson）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發表的評論《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China Bought the West Time. The West Squandered It）。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在國內，它被宣傳機關用作一家「反華媒體」低頭認錯的懺悔錄，供網民嘲笑和放大某種虛幻的自信；在海外，它被當成紐約時報向北京叛逃的罪證——類似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篇批評 Trump 政府抗疫不力的文章也遭到了白宮的點名批評。

平心而論，張彥所言非虛。當十幾億中國人困在家中，幫助世界切斷病毒傳播路徑時，西方卻遲鈍了整整一個月，才如夢初醒地開始大規模採購醫療器械、採取人口流動限制措施，最終造成如今的歐美大流行。鐘南山團隊對武漢封城的模型推演表明，「封城令」早/晚三五日下達都將對疫病傳播造成重大影響。據此，有充分理由相信歐美本有機會將疫情遏制在第一階段，而不至於今日糾結於「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是否可行。中國確為疫情發源地，但這本不該是一場全球大流行——即便在內地政府隱瞞疫情之後。相較之下，SARS、MERS 殷鑒不遠的香港、台灣和韓國、日本為全世界作出了絕佳示範，顯示了社會動員、公民自律與政府強力統籌是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不二之法，儘管這些地方的政治文化、民主程度均相去甚遠。

於是，絕地反擊的北京一個轉身，重又開始向全世界推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國內對體制的質疑尚在，但很大程度上已被對西方的不解、不滿所轉移。如果說疫情蔓延之初中國的“紅色版圖”曾令世界驚心，某種程度的污名化、排華傾向幾乎不可避免，那麼現如今，相似的恐懼也足以證成對「境外人員」不加區分的排斥與貶低。

張彥在他的文章中將西方此次抗疫序盤的失敗歸咎於對病毒的輕視和對中國的成見，認為西方低估了中國抗疫行動的有效性。我們可以沿著後一條思路追蹤下去：倫敦、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犯下的錯誤不只是以為「中國那麼遙遠，那裡的流行病肯定不會那麼廣、那麼快地傳到這裡」——很難相信這種 19 世紀的狹隘觀念依然主宰著西方社會精英與決策者的思維方式；真正重要的錯誤在於將疫情想象為一個「中國問題」，即，只有在中國這樣「極權」「落後」的政體與社會文化之下，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災害。內地政府早期的瞞報、打壓，的確加劇了疫情的跨省傳播，為上述判斷賦予了部分合理性；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其他關於中國的貌似可信的描述：比如，SARS-CoV-2 實為武漢病毒所「研製」，用艾未未的話說，是「中國製造裡最響亮的牌子」；比如，病毒從動物傳到人體，是因為「中國人吃蝙蝠」，野蠻、不講衛生；比如，中國政府「陋習難改」，發佈的病例數據「決不可信」，因而數字上呈現的向好趨勢無法證明「封城」「停工」等雷霆手段、以中國民眾付出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實際成果。

所有的偏見都包含這樣一種結構：一部分是「證據」，其中或多或少包含著真相；另一部分是「推論」，即將「真相」在時間、空間的坐標軸上無限擴大。當袁國勇教授正確地指出國人必須糾正不良衛生習慣時，早已在認同上與「國人」割席者如同拿到了尚方寶劍，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地再度端出了「赤納粹食蝙蝠」的諷刺漫畫。然而，所有的偏見也一體兩面地對應著另一部分，那就是自負。「中國特殊論」的另一面就是「西方特殊論」「民主特殊論」，其內核是將中國想象為世界體系之外的「他者」，一個遙遠的、只可對抗而不可接觸（engage）的威脅，其存在反過來證成了西方與民主製自身的意義。然而，兩個世紀前的黑格爾（Hegel）在說出「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時，尚無需留出篇幅展開討論——彼時的中國也沉浸於「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的孤立主義幻夢。而今日之世界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只是人口、經濟上，更是制度、文化上），「夷夏」之分卻並未消失，只是諷刺性地調換了位置：曾經的「夷」，成了今日的自負者。華者，服章之美；夏者，禮儀之大，這不正是今日所謂「文明世界」之擁躉的顧影自憐嗎？

哈耶克（Hayek）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對社會主義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批判，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所以不可持續，是因為它建立於對人類理性的自負，而文明的發展無法用理性來規劃。我們現在看到了另一種「致命的自負」，它植根於對「逢中必反」、對某種意義上的「歷史終結」的盲信。在這種自負的實踐者看來，專制政體有萬惡而無一善，如果它在哪件事上做得比民主政體做得更好，那必定是因為被「展示」出來的「好」並不真實；如果它有份製造了一場災難，那麼它的責任必定是 100%，較之民主政體的 0%；如果一個社會恰好同時具備民主與專制的特征，恰又在災難中表現良好，那麼功勞必定 100% 地歸於「民主」那一部分，專制那一部分的貢獻則為 0。請問，我們是否決定要將這種幼稚園般的二元論、意氣用事的责怪遊戲（blame game）進行到底，恰如此刻太平洋兩岸的發言人所做的那樣，而無視一切真正具有解釋力的科學論證？我們對政治德性的要求或自我要求，何時墮落到了這種地步？

假設我們都是真誠的自由主義者，相信法治、寬容與多元化的普世價值，我們並不需要放棄這份信仰才能脫離自負；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對一切抗拒反思的意識形態（ideology）保持懷疑，無論這種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還是兩者的奇怪混合體。警惕意識形態，是因為它總是從自身的失敗中獲得力量——通常是藉助將失敗的責任轉嫁給對手。這一點，在當下的「中美論戰」中，已然暴露無遺。然而我在此尤其關心其中一方的過錯，並不是因為我對另一方多一分寬容，而是因為作為當今世界秩序的操盤手，作為某種價值觀最重要的模範，值得多一分的期許或審視。Trump-Pompeo 政府顯然無法通過這道檢視，它試圖用種族主義式的話語來對抗關於病毒起源的陰謀論，以及更重要的，轉移公眾對泡沫後的經濟衰退、貧富有別的病毒檢測的注意力；畢竟，後者才是 Trump 真正的執政危機：如果接下來的十個月，媒體在彈劾案後略顯失焦的議程設置轉向集中檢討 Trump 第一個任期沒有根本改善的製造業問題，以及在牛市行情下依然施壓美聯儲放鬆銀根的極短視政策，那麼四年前幫助他翻轉鏽帶的社會背景、重商主義者中的民意基礎將不復存在。

寫下這些文字時，我不時想起已故法國哲學家 Jean Baudrillard 對 911 事件的分析。Baudrillard 寫道，倒塌的世貿中心雙塔「曾經是全能的象征，如今卻因其缺席而成為全能之可能不存的象征，而後一種象征或許是更有力的」（The Spirit of Terrorism, pp. 47-48）。眼下，我們或許正在目擊一場另類的 911 事件，發跡於大自然，乘無知與傲慢的狂風起飛，最終以死亡的形式重創了「想象的西方」。對成千上萬的死難者及其家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場悲劇，但就某種搖搖欲墜的「全能制度」敘事而言，這反而不是一場悲劇——如果我們依然相信悲劇的本質是「把美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因為，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是美在它所提供的「全能」幻象，也不是美在塗脂抹粉、固步自封；相反，它首先需要有勇氣面對真實，方能在真實上建立有意義的事業。這一邏輯，同時適用於太平洋兩岸兩種制度的信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