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等级社会，而到了现在，中国成了一个等级社会和自由社会的混合体。大多数人都明白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也就是Z家人和韭菜的区分。但是很少有人明白中国也存在一个“类”自由社会，这就是所有韭菜组成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中，普通人即使出身低微也可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成功。这其实和其他的自由社会差不多的。但它和真正的自由社会还是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从属于等级制的，随时都可以被上层所控制，所颠覆。所以当一个人成功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必须要寻求上层的庇护，和上层分享利益，否则他就容易被整治。于是他也就成为了等级社会的一环，等级社会和自由社会就连一起来了。自由社会越往上，就越不自由。当然往下并不是就没事了，因为等级制的触角达到各个层面，只不过底层本来油水也不多，平时不会被重视。

这个奇怪的社会结构就会导致一些奇怪现象。比如说富人喜欢移民海外。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中国富豪最喜欢去的地方，海底捞老板很早就去了。最近据说连曹德旺这样的正能量老板都在往香港跑。大V“风云学会陈经”就说：

很多人想润出去，是真觉得不自在，要是没有这伙人外逃资金，人民币早升很高了。就算没什么事的，富人心里也发毛，经常要安抚，民营企业是好的。何况很多富人是真干了坏事，不干坏事总觉得缺点啥。……我想不出办法，不知道了。富人没安全感，就经常缩起来、润出去。

原因很简单，富人仍然是等级社会的底层，是韭菜。在一个丛林社会中，如果一个动物又大又肥，而且还缺乏自我防卫能力，那就只能跑。

第二个奇怪的点是：中国强调个人努力，个人责任，也就是西方坐标中右派的思想。比如李佳琦说“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等级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而依附在它上面的自由社会也无法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环境，于是每个人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去往上爬。一旦掉下去，只能自认倒霉，不会有一个安全网。

所以当中国社会遇到一些不大不小的危机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从社会的阶梯上掉下去。“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比如说河南中小银行暴雷这件事，大量的储户受损失（当然闹了很久后有一部分的补偿）。理论上来说，这些储户没有任何错，他们应该拿回自己的损失。但如果没有人愿意来承担这个损失，那倒霉的就是这些储户。这些人到头来，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中国人对于命运非常执着。一会儿是赌国运，一会儿是尊重国家命运。命运可以把一切合理化。他没有意识到他遇到的恰恰是不合理，他需要的是一个实现合理和正义的机制。

有人会说：我们有一整套司法体系，当然可以实现正义。司法体系在处理底层问题时候，效果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韭菜。但是当司法体系处理不同等级矛盾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候司法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供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稳定，这也是中国悠久的息讼传统。首先司法体系的权力就不可能大于上层的特权，所以它无力提供正义。就算它真的要主持公平，那么等级制存在的意义在何处呢？等级制不就是不公平吗？这两者直接矛盾。

中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把问题向局部，向底层转移，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事化小，就是把一个广泛的问题化到局部，一个更小的范围。比如说过苦日子，就让农村苦，城市过得好些。或者这个地方受了水灾，就这个地方苦，别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小事化了，就是在这个更小的范围内，让一部分人承担结果。问题不可能凭空消失，总会有人去承担后果，在一个等级社会中，这个承担后果的当然就是底层。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没有听说过老爷苦。（不吹不黑，这种处理方式类似于壁虎断尾求生的技能，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华文明经历各种危机却一直没有灭绝，这种求生技能是有贡献的。）

最好能把这些苦掩盖起来。一个地方苦，别的地方都不知道。上一辈受的苦，下一辈都不知道。比如大V“李子旸Lee”说：

那些到哪里也难免的意外、事故、负面案例，被他们说成是国家药丸的信号。……这种情况之下，做宣传工作的人，当然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只敢说好消息，不敢说坏消息，说了坏消息，煽动焦虑的人如获至宝添油加醋大肆宣扬。谁知道会不会因此出大乱子。

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实现正义的机制，你就不用害怕坏消息。因为正义总是会被实现，坏消息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消息。​比如银行暴雷了，储户自然就得到了赔偿，然后就皆大欢喜了。​但实现正义的机制缺乏，这个坏消息就不会被解决，就会暴露不平等的事实。你既然不能消化它，当然只能让这个消息消失，否则“谁知道会不会因此出大乱子”。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现在中国出现经济危机——我是说假如——结果会怎么样呢？是像90年代的日本，还是30年代的德国，还是80年代的苏联，还是92年的中国，还是会走一条独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