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固定电话是完美的工具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肯定会赞同互联网。

公共知识分子、激进的牧师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生在维也纳，他在 30 多岁的时候开始重新思考世界。1961年，他经由纽约市和波多黎各抵达墨西哥，在库埃纳瓦卡创办了跨文化文献中心(Center for Intercultural Documentation, CIDOC)学习中心，这是一所传教士语言学校、一所免费学校和一所激进智库的奇妙结合，在那里，他聚集了思想家和资源，研究如何创造一个赋予被压迫者权力和促进正义的世界。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成就是用日常的、易于理解的语言，重新构建人类与系统和社会的关系。他主张将社区决策和个人自主权重新融入所有已经变得压迫性的系统：学校、工作、法律、宗教、技术、医学和经济。他的观点对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专家和适用技术运动（appropriate technology movement）产生了影响——它们在今天还有用吗?

1971 年，伊里奇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去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他认为，学习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创造了一种有害的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本身已经成为目的。换句话说，“学习的权利被上学的义务所限制”（the right to learn is curtailed by the obligation to attend school）。对于伊里奇来说，语言经常指出有毒的思想如何毒害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学习"，已经被工业资本主义转化为 "我想获得教育"，将人类对学习的基本需求转变为交易性和强制性的东西。他建议对学校教育进行重组，用自主的、社区支持的、实践性的学习来取代操纵性的资格制度。他的建议之一是建立“学习网络”，计算机可以帮助匹配学习者和那些有知识可以分享的人。这种技能分享模式在许多激进的社区很受欢迎。

在《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 1973)中，伊里奇将他对教育的分析扩展到对西方资本主义技术的更广泛的批评。他断言，技术史上的主要转折点是，在每个工具或系统的生命周期中，手段超越了目的。“工具可以比预期更快地统治人类；犁使人成为花园的主人，但也使人成为沙尘暴中的难民。”（Tools can rule men sooner than they expect; the plow makes man the lord of the garden but also the refugee from the dust bowl.）这种影响通常伴随着专家管理阶层的权力上升；伊里奇认为技术统治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一步。《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指出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演变成破坏性工具的方式，并就社区如何摆脱这个陷阱提供了建议。

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工具 "友好的"（convivial）？对于伊里奇来说，“工具促进了友好性，使其能够被任何人轻松地使用，根据需要经常或很少使用，以实现用户选择的目的。”（tools foster conviviality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an be easily used, by anybody, as often or as seldom as desired,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purpose chosen by the user.） 也就是说， "友好的"技术是可访问的、灵活的和非强制性的。许多工具是中性的，但有些促进友好性，有些则扼杀了它。对于伊里奇来说，手动工具是中性的。伊里奇以电话为例，说明一种“在结构上友好的”（structurally convivial）工具（请记住，这是在无处不在的公共付费电话的时代）：任何有硬币的人都可以用它来说他们想说的话。“电话可以让任何人对他选择的人说他想说的话；他可以用电话做生意、表达爱意或挑起争吵。官僚们不可能界定人们在电话中说什么，尽管他们可以干涉——或保护——他们交流的隐私。”

另一方面，一个"操纵性"（manipulatory）的工具阻止了其他选择。对伊里奇来说，汽车和高速公路系统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诸如义务教育之类的许可证制度使没有接受许可证的人价值降低。但是这些工具，也就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在一个 "友好的"社会是不会被禁止的。“一个‘友好的’社会根本，不是完全没有操纵性机构和令人上瘾的商品和服务，而是在那些创造特定需求的工具和那些促进自我实现的辅助性工具之间取得平衡。”（What is fundamental to a convivial society is not the total absence of manipulative institutions and addictive goods and services, but the balance between those tools which create the specific demands they are specialized to satisfy and those complementary, enabling tools which foster self-realization.）

为了促进"友好的"（convivial）工具，伊里奇提出了一项研究计划，该计划有“两个主要任务：为检测工具中凶残逻辑的初始阶段提供指导；以及设计优化生活平衡的工具和工具系统，从而使所有人的自由最大化。” 他还建议，"友好"社会的先驱们通过法律和政治系统工作，并要求他们伸张正义。伊里奇认为，改变是可能的。有决策点。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自决权，也不能放弃决定多远才算够。“我所描述的危机，”伊里奇说，“人们面临着在‘友好的’工具和被机器碾压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伊里奇关于技术的想法，就像他关于学校教育的想法一样，对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我们可能处于另一个世界风口浪尖的人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些乌托邦主义者包括早期的计算机创新者，他们将共享、自决和DIY的文化视为应该融入工具的东西。

计算机先驱李·费森斯坦（Lee Felsenstein）谈到《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对他工作的直接影响。伊里奇将无线电描述为中美洲的一种"友好的"工具，对他来说，这是计算机发展的典范：“技术本身对他们来说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可及性，它催化了他们固有的学习倾向。换句话说，如果你试图搞乱它，它不会马上就烧毁。管子可能会过热，但没关系，它会警告你做错了什么。试图发现技术秘密的人与技术本身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系列互动，与标准的工业互动模式完全不同，后者可以被概括为‘如果你做错了，这东西就坏了，上帝会帮助你的。’......这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我看来，你可以用计算机做同样的事情。”李·费森斯坦（Lee Felsenstein）描述了传奇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有30多人试图一起理解Altair计算机，这是"个人计算机成为一种友好技术的时刻"。

1978 年，CIDOC 的瓦伦蒂娜·博雷曼斯（Valentina Borremans）编写了《友好的工具参考指南》（Reference Guide to Convivial Tools）。这份资源指南列出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许多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新想法——粮食自给自足、环保住宅建设、新能源。但我们当代友好的工具主要是在通信领域。个人电脑、网络、移动技术、开源运动和创客运动都是当代友好的工具。我们现在还使用什么其他友好的技术呢？我们需要什么工具来让我们更友好？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会告诫我们仔细考虑我们使用的工具，以及它们正在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编译自：Why the Landline Telephone Was the Perfect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