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18: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1987年5月底,我應新加波《聯合早報》的邀請,去參加金獅文藝營活動,香港同行的還有戴天,台灣就來了陳映真和黃春明,中國大陸原來打算邀請劉賓雁的,但1986年底發生反自由化運動,劉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故無法前來,在新加坡見到的大陸作家是馮驥才和諶容。此外有來自美國的許達然,和馬來西亞的吳岸。金獅文藝營過去舉辦過兩次,都是一些知名的老作家。1986年《聯合早報》總編輯黎德源到香港找我,說這次想邀請中年的、關心社會並有批判意識的作家,想以此刺激新加坡寫作人對社會的關懷。我想到的是香港九七問題,不少人認為九七後最好的情況就是像新加坡,有法治,和近乎記名的選舉,有高效率和廉潔的官僚,但稍欠自由,如果香港將來能夠這樣,也算不錯了。所以,我真想看看究竟新加坡是怎樣的社會,是否真的想引入批判性的文化思維。
陳映真和黃春明,我早聞其名,也讀過不少他們的小說。諶容的《人到中年》也讀過,馮驥才則比較陌生。過去兩岸三地的無論什麼會,與會者多少有些立場上的隔閡。不過這次我們幾個人倒是相處得很融洽。大家都是直呼其名,沒有加「先生」之類的尊稱,馮驥才因身高近二米,我們就叫他「大個子」。
在新加坡我們享受貴賓式接待,安排的演講、評審作品等活動,也坐滿聽眾和熱烈掌聲,使我們覺得深受重視,而且計劃周詳,顯見高水平的管理。
新交的作家朋友,以黃春明談話最有趣,他隨口講出來的都是故事。比如講到鄉土認同,就說家鄉有一條河,下游叫「後壁溝」,上游叫「前頭溝」,那裡的孩子早上起來到河邊脫了褲子大便,於是那裡的人就把這河叫「對屁股溝」。他說如果一個人在離開了家鄉還時時想到「對屁股溝」,那麼他一定是有鄉土認同的人。
我與黃春明一見如故,以後我們又有多次交往互動。
大個子馮驥才的敏感無處不在。比如有一次是副總理來致辭,講完大家鼓掌,掌聲停下來後,司儀就說,「讓我們再一次鼓掌感謝王副總理的語重心長的講話」。大個子就嘀咕著說,這太像大陸的演講了,第一次鼓掌是自發的,第二次就有點被迫啦!他又對我們這一邊的作家之間無拘束相談,語言生動、坦誠。他沒有說的是另一邊,因為金獅營的另一邊是中港台的出版界人士,有大陸出版總署和香港三中商的官方代表。
在離開新加坡的前一晚,在晚會後,快到午夜了,我們談興未盡,就集合在戴天房間中繼續聊天。講到台灣的鄉土文學,黃春明似乎不太贊同「鄉土文學」這說法,他覺得自己只是把對社會的感覺、想法用小說寫出來。日治時代,台灣的本土文學都是用日文寫的,光復後,本地作家在漢文字上的掌握還不行,於是有大陸來的文人寫的「軍中文學」「克難文學」,到六十年代初,西方現代文學對台灣作橫的移植,才有本土作家的漢語文學作品。
大個子幾天來雖然善談,但臉上好像總帶著苦苦的神情。那天晚上他講話最多,他說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模式,進入人的心裡,發展成一種社會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是不可逆的,無論怎麼批判都拂之不去。比如文革的「語錄狂熱」和「像章狂熱」,都有民族文化的心理因素,又經文革而加強。既不可逆,就會有另一形式的領袖崇拜復活。他說,他接下去寫的會是《一百個人的十年》,這「十年」就是文革的十年。他說那時候他寫了些絕不能發表甚而被人知道的文章,不知道應該收藏在什麼地方,好像不管藏在哪裡都不安全,都容易被搜到。我想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定有非常難以忘懷的苦楚。
在新加坡幾天,當地發生了大逮捕事件,一些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提出批評的人,被逮捕了。報紙每天都做頭條,但包括總理李光耀和主教的記者會,都認為不應懷疑對這些叛亂分子的指控,而所有媒體都沒有不同聲音。另一奇怪現象是,每天早上出版的《聯合早報》和英文《海峽時報》都在前一天晚上九點先出第一版,那是提供給官員看的版本。官員看了若有不滿,可以立即提出來,報紙在次日早上正式出版就會「改正」。所有這些事,在新加坡已經成為日常,新加坡人也視為正常。
黎德源先生邀請我們這些華文作家來訪,想推動新加坡寫作者的社會批判意識,用心很好,但別說政治上是否有包容的空間,甚而新加坡人可能還覺得惹麻煩,不需要呢。
離開新加坡前兩天,有當地記者問我對新加坡的印象。我說,感謝主辦單位招待,計劃周詳,執行很好,至於印象嘛,我覺得新加坡像一間管理良好的醫院,有很多花,很有秩序,醫護人員專業,也有很重的消毒藥水味。
這個談話當然沒有刊登出來。因為除非有病,再好的醫院也不會有人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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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9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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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盪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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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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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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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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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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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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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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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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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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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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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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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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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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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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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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