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封城之下的中國 ——躲避冠狀病毒的四十五日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翻譯：曹徙南

來源：紐約客

時間：2020.3.23

在中國西南部的成都，因冠狀病毒被封鎖的第二十七天，五名蒙面人出現在我公寓的大廳裏，為了配送一臺一百英寸的TCL電視。當時已是深夜，我帶著9歲的雙胞胎女兒艾瑞爾和娜塔莎到外面透氣。我們三個人也都戴著外科口罩，駐足盯著配送員。我從未見過如此巨大的電視，它裝在一個八英尺長的盒子裏，重達三百多磅。兩個送貨員拿著卷尺站在電梯裏，想知道這個盒子能不能塞進去。否則，爬樓梯上到二十八層將是一段漫長的路程。

彼時，這個國家已經陷入了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封城，至少有7.6億人基本被限制在家中。法律基礎工作在1月20日便已打好，當時國家衛健委指定了最高級別的治療和控制措施來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該病毒最終被稱為 "COVID-19"。此後，各省市相繼出臺了相關規定，成都市政府在1月24日通過了第一批措施。7天後，這些舉措被進一步收緊，此時，疫情已明顯到了危急的地步：在這一周內，中國報告的死亡人數增加了6倍多。截至1月底，中國共有11791例確診病例，死亡人數為259人。

我和家人在離成都市中心不遠的一個有九棟樓的社區裏租下一間公寓，因為我在當地一所大學教授寫作。去年9月，我們選擇了這個地方，主要緣於它的位置：公寓樓坐落在府河畔，綠樹成蔭，令人心宜，同時一個側門外還有地鐵站。但是，封城開始後，地鐵站內冷冷清清的，兩個側門都被鐵鏈鎖住了。凡是到正門的人，都會有紅外測溫槍迎上額頭。政府指派的一名志願者，身穿白色防護服，揮舞著測溫槍，在他的身後的旋轉門通向一個用漂白劑浸泡過的厚塑膠墊。一塊牌子上寫著 "鞋底消毒區"，從墊子上總是延伸出一串濕漉漉的腳印，就像公共游泳池裏的洗腳池一樣。

與其他地方相比，我們社區的限制相對寬鬆。我們可以隨意來去，只要我們帶上由居委會頒發的通行證。居委會是中共最基層的機構。我在中國其他地方的朋友大都遭到限制，每戶每兩日只能出去一個人，而且往往不得不告知當局他的去向。即使在我們這個幾乎沒有外國居民的社區，人們也很少出門。所有的餐館、政府機關和大多數商店都已關閉，在2月份春節假期結束後，所有學校將無限期停課。成都的一項新措施甚至禁止“各種形式的集體聚餐”。

我的大多數鄰居都在淘寶上訂了東西，世界上最大的電商平臺之一，而他們的食物都是從附近的一家全國連鎖超市盒馬鮮生送來的。（淘寶與盒馬都屬於一個中國的科技公司，阿裏巴巴）。整日，快遞員將物品交給保安，保安們再用推車和購物車在院子裏來回穿梭，把箱子和袋子扔在地上。在我的大廳裏，我數了一下，最多的時候有一百二十五個包裹，都用黑色墨水筆標明了公寓編號。有時還能看清裏面的東西。就在TCL電視送來的那天早上，其他包裹裏的東西更讓我覺得，人們已經打算長期居家：1101室買了兩根電源線，3003室買了三瓶奧妙洗衣液，3704室買了一大盒生薑。

我試著和其中一個電視配送員聊天。他站在電梯門附近，用一個我稱之為 “槍套”的方式帶著外科口罩。這種情況是指男士將口罩的繩子掛在耳朵上，但將口罩拉到下巴下麵，通常是為了吐痰或抽煙。成都的另一項措施是要求市民不要隨地吐痰，但我還是偶爾看到有市民這樣戴著口罩清嗓子。我問配送員，如果電視塞不進去怎麼辦。

“能裝得下”，他說，“沒問題”。

他將口罩拉上，人們對陌生人的警惕比平時高得多。有時，如果我和另一位居民一起乘坐電梯，他會轉過身背對我。大多數人都知道，至少在地方標準上，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個焦點。在繪製政府發佈的冠狀病毒病例統計數據的各個App上，我們社區呈鮮紅色。在我們社區的某處，一個居民的檢測結果是陽性——這是我們附近的唯一一個病例。

電視配送員的進展並不快，艾瑞爾和娜塔莎急著要離開，我們就走出了大門。在河邊，一排長長的共用單車已經幾個星期沒人碰了，我用手機解鎖了一輛。雙胞胎喜歡挑戰騎成人自行車，她倆輪流在河邊空蕩蕩的小路上搖搖晃晃地騎著。之後，我們參觀了“僵屍地鐵站”。地鐵站還在運轉，但除了無休止地迴圈播放的公共服務資訊，提醒不存在的旅客注意腳下安全，其他地方都一片寂靜。艾瑞爾和娜塔莎笑著在所有的扶梯上反方向跑上跑下。這是封城期間我們每天早晨的日常，她們已經將近一個月沒見過同齡的孩子了。

我們回到小区裏，被紅外槍指著額頭，穿過漂白洗腳池，配送員推著空箱子回來了。那個戴著“槍套”的人解釋說，只要他們把外包裝盒的上半部分拿掉，把電視倒立起來，就能把它放進電梯裏了。他似乎還是不太願意說話。

去年9月，我和妻子萊斯利讓女兒們在當地一所公立學校上三年級，部分原因是為了讓她們學習中文。和其他學生一樣，她們也學英語，她們課本上的第二單元叫做“我的身體”。所有的解剖學辭彙都是在受傷、疾病或意外事故的背景下教授的。有一些兒童躺在醫院病床上的漫畫，上面的標籤注明了病人、年齡和症狀:“比爾-8歲-腳疼”，“本-10歲-腿疼”，“莉莉-9歲-耳朵疼。其中一課是這樣的:

早上，我和Lucky一起玩。他咬了我的手，疼死我了。午餐時間，我咬到了舌頭，疼死我了。下午，我和Andy踢足球。他踢到了我的腿，疼死我了。這真是糟糕的一天!

一連好幾個星期，艾瑞爾和娜塔莎回家後就模仿課堂上的錄音對話，最後總是以“我要去醫院了”結束。這似乎證實了我長期以來對於中國人健康觀念的一個不科學的印象：這裏的人比我生活過的其他地方的人更擔心兒童的安全。我的女兒們經常抱怨說，學校那些簡單的健身器材的使用被嚴格限制在六年級，因為老師們擔心低年級的孩子會傷到自己。

然而，流行病開始後，我以新的視角看待那個重複出現的短語“我要去醫院了”。這本教科書是準確的：如果有人耳朵受傷，通常她唯一的選擇就是直接去醫院。在中國，缺乏完善的基礎醫療系統，這是導致冠狀病毒的傳播在疫情開始出現的地方——湖北省會武漢市迅速失控的原因之一。早些時日，一些最可怕的圖像是醫院裏的混亂場面。那些驚恐的市民，許多人生病了，他們吵著要接受檢測和治療。這些人群中的接觸無疑加快了感染的速度。

最早的一批病例出現於在華南海鮮市場工作的人身上，那裏出售活的海鮮和動物。流行病學家告訴我，他們仍然對於病毒外溢的實質一無所知——疾病從動物躥到人類身上的時刻。科學家認為，病毒始於蝙蝠，可能通過中間宿主傳播；有人則推測是穿山甲，一種有鱗的食蟻獸，在中國有時被當作美味佳餚食用。

十二月的時候，這種疾病開始在人群中傳播。一些早期的受害者包括醫務人員，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種新的病毒株，因此缺乏適當的防護裝備。在武漢，少數醫生試圖報告他們所看到的情況，但官員壓制了他們的意見。眼科醫生李文亮通過微信向同事們發出了警告，隨後，李文亮被警方傳喚，警方逼迫他簽署了一份供詞，稱其“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2月7日，李文亮因病去世的消息宣佈後，被視為烈士。當地官員最終向其家人道歉。

隱瞞使得病毒有了更多的時間傳播，但在1月初，中國衛生官員一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迅速行動起來。"在三天之內，他們的科學家們就能對病毒的結構進行測序和定性，這是聞所未聞的，"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衛生中心（ICAP）主任瓦法埃爾·薩德爾告訴我。她說，最近的技術進步使測序成為可能，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使科學家們能夠開發出診斷疾病的方法，並開始確定治療方法。

但對武漢來說，已經太遲了，因為第一波感染讓醫院不堪重負。由於許多醫療工作者倒下了，並且急需更多的支持，援軍從中國其他地區被派往武漢。封城期間，我有時會同華西醫院重症監護室的一名醫生通電話，這家成都的醫院被認為是中國西南地區最好的醫院。在主動請纓前往位於成都以東七百英里的武漢後，這位醫生被分配到紅十字會醫院，那裏距離病毒初發的海鮮市場不到一英里。

“這就像在震中”，他在一次談話中告訴我。“這裏有四百多張床位，但每天他們會新增2000名病人。他們一直在增加床位，一些病人找到個地方就躺下”。

就像其他與我交流過的身在武漢的人一樣，醫生要求我不要使用他的名字。 自從最初的隱瞞事件以來，中國政府似乎決心公開報導數字，但它仍然試圖控制人們的敘述。湖南省湘雅醫院內部通知前往武漢的工作人員“保持政治紀律，不要私下與外界交流”。

這位醫生是華西醫院送往武漢的兩百名醫務工作者之一。2月22日同他交談時，他說他的同事們都沒有被感染。他似乎對他們的健康狀況很有信心，醫生把武漢市的高死亡率歸結為認識新病需要時間。武漢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差異是驚人的：2月29日，當政府發布對5.5萬餘例確診病例的分析報告時，武漢市有5.8%的病例已導致死亡，而中國其他地區只有0.7%。後者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著下降，一部分原因是治療方法在不斷改進，但也因為早期的檢測不包括許多輕症或無症狀的人。(無症狀的感染者的比例是有關該病毒的主要未解的問題之一)

武漢醫務人員的反應有時是憤怒的。我經常和武漢一家醫院的藥劑師交流，我叫他老張，他已經看到十幾個同事生病了。其中一人仍在重症監護中。“我們沒有足夠的保護裝置，也不夠謹慎，”他寫道。當我問他這種流行病的根本原因時，他直言不諱:

我個人的觀點是，政府一直很大意，他們還壓制不同意見。這是兩個直接原因。正因為如此，他們失去了控制病毒的黃金機會……我不相信官方媒體，也不讀他們的報導。相反，我更關注我的朋友們說的話。你問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事實上，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是很害怕這種疾病。我只是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但是我很擔心，如果我感染了它，我可能會傳染給我的家人。

老張仍然長時間工作，家裏還有妻子和一個11歲的女兒。他曾考慮過住進酒店，與家人隔離，但僅有的幾個地方還在營業，並且需要特別批准；武漢比中國任何地方都關閉得更徹底。由於擔心必需品的消耗，政府出面介入。和成都一樣，武漢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內陸省份的省會，但現在這兩個城市似乎屬於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時代。百寸電視經過我的大廳的幾天後，老張介紹了武漢居委會是如何負責所有的採購和配送統籌的：

我們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至少食物和衣服是足夠的）。 感覺就像我小時候的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沒有香煙，酒，茶，零食，飲料或寵物食品。 也許以後情況會好起來的，誰知道呢？

在封城的第39天，大廳裏的包裹裏有一盒3703室的家養植物和2903室的一些花。現在已經是三月了，有時我看到有人在陽臺上打理植物，但似乎還是很少有人離開社區。女人們下樓取快遞時會穿著睡衣，即使是在下午，這一點也不稀奇。在大廳裏，物業提供了一瓶75度的酒精噴霧器，有時我會看到一個戴著口罩，穿著睡衣的住戶站在一堆包裹裏，將手、包裹、購物袋之類的全都噴了個遍。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少說話。沒有問候，沒有玩笑，沒有共情的時刻。一部分原因是口罩，那是一種迷思。在我所在的樓層，居民們都戴著口罩，即使他們只是在離家門口10英尺的地方扔垃圾，也要戴著口罩。畢竟新規要求戴口罩，人們都很踴躍。我經常看到騎摩托車的快遞員不戴頭盔，以每小時30英里的速度擺弄著手機，但一定會戴好口罩。當我在黎明時分沿著河邊跑步的時候，其他幾個外出的人有時也會因為我沒戴口罩沖我喊叫。艾瑞爾和娜塔莎對這些東西滿不在乎，我允許她們用“趴地跳跳車”的方式出行——就是假裝遵守規則，實際上卻把口罩拽下來，讓你的鼻孔露出來。

衛健專家告訴我，口罩在不擁擠的戶外環境中沒有價值，因為那裏不會有感染的風險，並且大多數人戴口罩的方式也不對，即使不是“槍套”或“趴地跳跳車”。這些東西起著護身符的作用，這並不新鮮。在1947年出版的《鼠疫》中，阿爾伯特·加繆描寫了醫院的兩個角色：

他打開了一個，從消毒器中拿出兩個紗布口罩，給了蘭伯特一個，請他戴上。記者問它是否有作用，塔魯說，沒有，但它激發了別人的信心。

口罩也使人們更容易無視對方。如果有居民在社區和我擦身而過，他們就會避免目光接觸；有些人除了戴著口罩外，還戴著透明塑膠手套和手術鞋。這些隔離服裝，加上其他所有的限制，讓市民們的心態變得內向，人們把精力集中到了留給他們的任何空間。在大廳的包裹裏，我注意到了許多傢俱用品和清潔用具：602室的品彩牌儲物箱，2304室德爾瑪吸塵器，303室用膠帶和塑膠包裹著的巨大地毯。還有家用辦公設備（無限滑鼠，4201；檔櫃，301）。到了第四十四天，3704室的人覺得有必要買一個小阪電動足浴器了。

據我所知，封城期間我的鄰居們飲食都非常健康。如果被隔離的美國人靠著派送的食物生存，衛生官員可能會想跟蹤一下體重指數隨冠狀病毒下降而上升的X曲線了。然而在成都，我的鄰居們顯然在烹飪：大量的新鮮蔬菜和水果。除了1901室以外，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看到過酒的蹤影，1901就是我家。

政府曾有策略地允許煙酒店繼續營業——這是為數不多的從未關閉的營業場所。但是，當我和附近商店的老闆交談時，他們說生意很差。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種孤獨，但當你在一棟43層的大樓裏，發現自己是唯一一個在隔離區裏喝酒的人時，你會有一種獨特的感覺。

我很少看到小孩兒們，但我知道他們就在那裏：2703室的迷你桌上足球遊戲，1804室的幻奇遊戲玩具盒。社區會按照要求列印出檔，大廳裏有時還有給上網課的孩子們佈置的家庭作業：給2102室的是一章有關化學的，給3802的，是關於南北朝詩歌的講義。但是在封城的初期，孩子們連院子都沒進過，因為家長們都被嚇壞了，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鍛煉身體。儘管我們有著自行車和地鐵站之旅，我還是每隔兩三天就把女兒們扔到跑步機上鍛煉一次。在武漢，老張也在盡其所能：

長時間呆在密閉空間裏的人，容易變得懶惰、抑鬱。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不容易。我現在教女兒對著客廳的牆壁練習乒乓球。我小時候學校裏沒有那麼多乒乓球桌。以前我們經常這樣做。現在，她已經相當熟練了。其他時候，我就鼓勵她站起來彈吉他，隨著節拍動起來，像個真正的樂隊吉他手一樣。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措施在遏制疾病蔓延方面非常有效。2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派遣了25名中國和國際專家訪問了包括武漢和成都在內的全國醫療機構。在隨後的一份報告中，世衛組織宣佈，“面對一種此前不為人知的病毒，中國已經採取了可能是歷史上最雄心勃勃、最靈活、最積極的疾病控制措施”。代表團的一名成員、新加坡國立大學專門研究傳染病的醫學教授戴爾·費舍爾告訴我，中國的行動避免了數十萬病例和數千人死亡。他援引政府公佈的統計數據說：“我可以看到疫情曲線，看看曾經的軌跡和1月23日之後的軌跡，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其他科學家對這項工作的可持續性表示懷疑。哥倫比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瓦法埃爾·薩德爾告訴我，在武漢採取嚴厲的措施是必要的，因為衛生系統已經不堪重負。但她不確定在成都這樣的地方採取同樣的措施是否有意義，因為成都有1600萬人口，到3月初，成都出現了143例病例，3人死亡。“你不需要對成都這樣的城市進行全面封鎖，”她說。“你需要的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干預。及早發現病例，並對他們及其接觸者進行適當的管理”。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學家詹妮弗·納佐認為，中國的封城將不可避免地是一個臨時解決方案。 她對我說：“一旦學校開學，人們恢復工作，以及人們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流通，中國是一個全球化的國家，這種病毒將會捲土重來” ，“就這些措施而言，我不完全理解最終的結果將是什麼”。

哈佛大學傳染病動態研究中心主任，流行病學家馬克·利普西奇對中國的戰略持更加積極的態度，但他指出，下一步很困難。他將其比作讓空氣緩緩地從氣球中排出。“我認為它會反彈”，他說，“不過你會延宕它，而且，如果你不讓它在你再次裝上夾子前反彈太多，那麼你就可以避免醫院超負荷。但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人們會疲憊不堪”。

與此同時，沒有通知學校還會關閉多久，也沒有宣佈解除封鎖的時間。許多措施似乎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每天中午之前，我和全國各地的許多工作者一樣，被要求測量體溫，並將體溫表提交給我的雇主。表格上還要求我證明，在過去的十四天裏，我沒有與武漢或湖北其他地方的人有過任何私人接觸。

這部分很簡單，因為很少有機會和人進行老派的“口罩對口罩”的交流。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我的交流大多是通過郵件、電話、微信，而這些交流的主題往往與隔離有關。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在她的丈夫回到工廠工作後寫道：“到了上班的時候，需要戴上一個防毒面具，遮住整個腦袋。”她描述了吃午飯時的情景：

他獨自在一張桌子旁坐下，這張桌子與另一張桌子隔得很遠。他必須面對和其他工人一樣的問題，不能說話。人們在網上說，他們吃東西的方式讓人想起了參加高考的時候。

我的寫作課全部在網上進行，我以前只見過其中一個學生，從未看到過其他學生的樣子。我們通過音頻和文字進行互動。我嘗試著進行討論，但在不同的話筒之間來回切換是很費時間的；班級太大，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同時開麥。上個學期，同學們都住在成都的宿舍裏，現在卻分散在全國各地，在他們的家鄉。最遠的是在吉林，離西伯利亞不遠。在我的六十多個學生中，沒有人認識感染病毒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告訴我，已經有一個多月沒出過門了。

有不少人學會了做飯。一個男生高興地彙報說，由於他家裏有跑步機和一些啞鈴，他瘦了20磅。另一個男生描述了他和他爸被關在家裏一個月後，輪流給對方理髮的情景。有些人一直在閱讀或看一些讓他們感到害怕或幽閉恐懼症的電影與劇集：《切爾諾貝利》、《寄生蟲》和另一部叫《流感》的韓國電影。

上課的第一周，我佈置了約翰·切弗的《巨大的收音機》。在故事裏，一對夫婦購置了一臺收音機，可以聽到他們樓裏其他公寓的對話。讀完之後，我的學生們提到了他們在身邊注意到的事情：如果你在電梯裏咳嗽，人們是如何退縮的，或者說，當報導稱一戶人家正在接受病毒檢測時，鄰居們會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也有明亮的時刻：一位同學描述了他所在公寓樓的天臺如何因為居家隔離而成為人們放鬆和社交的公共空間。一些學生報告說，過去一個月的經歷使他們與父母的關係更加親密。任何的抱怨往往都會摻雜著幽默。一位學生開始寫一篇文章：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因為一種微小的冠狀病毒，幾乎所有在中國的人都不得不把自己鎖在家裏。人們討厭這種冠狀病毒，討厭攜帶這種冠狀病毒的蝙蝠，也討厭那些吃蝙蝠的人。

在我的社區門口，中共的居委會豎起了一系列的資訊板。他們展示了新的防疫措施，以及一個名為“中共家庭防疫服務隊”的組織結構圖。其中包括七名官員的相片和手機號碼。在中國，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生活過的地方見過這樣的資訊被公之於眾。

一天下午，我撥通了圖表頂端的數字。防疫組長馬上接了電話，在我自我介紹之後，她答應安排一次面談。不到一個小時，我就接到了居委會書記的電話。他讓我第二天早上去他的辦公室，那天是星期六。

我們在談話時都戴著口罩。他是個中年男子，穿著藍色的西裝外套，面色嚴肅，身上戴著一個安全別針的臂章，上面寫著 "黨員服務隊"。他是在附近長大的，他的父親也曾在政府工作。疫情發生後，這位老人從退休狀態中走出來，穿上了防毒服，他是在公寓樓前測溫的志願者之一。

辦公室裏有一張窄窄的黑膠沙發，黨委書記告訴我，他在防疫的前兩個星期，每天從早上8點工作到半夜，一直睡在這裏。他的家在很遠的北郊，沒有時間上下班。在成都，有1685個居委會，每個居委會都準備了像我家附近這樣的防疫隊。我們當地隔離區的大部分細節——宣傳欄、量體溫的工作人員，都由防疫隊負責管理，這支防疫隊有三十八人，大部分是志願者。在一個有近六千名居民的轄區內，只有一例冠狀病毒病例：我社區裏的那一個。

黨委書記解釋說，該居民曾在春節期間去過湖北老家。疫情發生初期，政府對這樣的環節進行了廣泛的追蹤，當地人看到掛湖北牌照的車就嚇壞了。很多成都的酒店都把武漢的客人拒之門外，所以最終政府指定了十二家民宿來接待。我一個住在成都其他地方的朋友傳來了她家小區群裏微信聊天記錄：

居民一：昨天有人說2號樓地下停車場有一輛湖北牌照的車。
物業：好的，我們馬上派人去查一下
居民二：搞什麼鬼？這可不好玩！
居民一：門衛能不能走點心……
居民二：我覺得現在我們進出的時候都應該出示身份證
居民三：趕緊的，打110（報警電話）或者打120（急救電話）

在我的社區，黨組織定期挨家挨戶調查，這就是他們得知這位居民的湖北之行的原因。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來過我的公寓三次了，總是詢問關於湖北和武漢的情況。他們的政策是，如果有人去過那些地方，就打電話給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他們來檢查他的體溫，是37.1度，”黨委書記告訴我，用的是攝氏度的數字。(體溫是正常的) “他沒有感覺不舒服，但衛生官員對他進行了冠狀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後來，這名男子出現了輕微的症狀，這意味著防疫隊在關鍵時刻抓住了他：他看起來很正常，但可能有傳染性。他在醫院觀察了十天，然後在家裏隔離了十四天。

我問黨委書記什麼時候可以不辦通行證進入我們的社區，他說：“應該要兩個十四天吧”。他似乎是以這個時間單位來思考的，這是嚴格隔離的標準時間。他估計，我女兒們的學校要到4月中下旬才會複課，也就是三個十四天的單位。當我問到新政策的阻力大不大時，他搖了搖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意，”他說。“我們有一些人覺得不方便，他們想出去打麻將什麼的，但大多數人都是遵守規則的”。

從我看到的情況來看，他說的並不誇張。絕大多數人的服從性是這次封城行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之一，還有基層官員的奉獻精神。在武漢，政府派出了一千八百人的流行病學專家小組，每個小組至少由五人組成，對接觸了感染者的市民進行追蹤。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由於 “中國人民對集體行動的堅定奉獻”，所以封鎖的努力才成為可能。不過，在個人層面上，大家偶爾也會有所保留。在與武漢的老張交流時，我提到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是支持的。他回復說：

每個人都有很多怨言，但大家又都嚴格遵守規則。這很矛盾，但這是在中國。我們的文化傳統決定了我們的思想。我們會用 "勝利 "這個詞來形容疫情最後的結局，雖然我個人不喜歡這樣的描述。

中國領導人用這樣的字眼說話是常有的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宣稱國家將 “戰勝病毒”。最終，特朗普總統的推特上也採用類似的語氣。(“我們會贏的！”)，我請老張解釋一下他的意思：

現在的中國，國家宣傳部門有一種不好的傾向，就是把應該被記住的悲劇變成了令人欣慰的事件。他們習慣於用 “勝利 ”二字來對待一切，所謂的人可以征服自然。我想，這樣的事件並沒有什麼值得欣慰的地方。死了那麼多人，他們的家人也不會認為這是個什麼勝利。

在封城期間，教育部估計有兩億多孩子和青少年被關在家裏。在我們女兒們的學校，本學期的頭三周，低年級沒有線上課程，儘管給她們提供了一些材料，包括一個題為“冠狀病毒和每個人與疫情的鬥爭”的學校專案。後來，學校開始在網上開短課，但我和萊斯利認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不應該進行遠程學習。

我們儘量把事情安排好，利用學校的作業並尋找其他專案。上午，艾瑞爾和娜塔莎一般都做得很好，到了十點、十一點左右，當我們開始聽到打鬧聲，我就帶著她倆出去晨間散步。下午，我們把她們送到社區的院子裏玩兒，路人經常會對她們進行告誡，說在戶外活動的危險性，或者是沒戴好口罩，這是很常見的。後一種批評應該是針對我的，因為我犯了一個錯誤，告訴了姐妹倆關於 “烙餅”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把口罩從一只耳朵上垂下，以便在另一邊接聽手機。

在一個四室的公寓裏，一個大人在寫一本書，另一個人在全職教書，所有這些似乎都是難以為繼的，但我們決定留下來。在封城開始時，女兒們的外國朋友都撤離了，她們的中國同學家庭則不與任何人見面。在整座城市，孩子們仍然與世隔絕。

我懷疑，這對中學生和高中生來說特別難受。在中國，年輕人普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自殺是十五到三十五歲年輕人的首要死因。九十年代，我在涪陵的一所師範大學任教，這是距離成都以東不到三百里的小城，我的學生現在大部分都在初中和高中任教。他們往往生活在三四線城市，在那裏，向遠程線上教育轉型似乎成為問題。“網上上課簡直不能更糟糕了”，一位高中老師寫信告訴我。“學生們無法控制自己”，他說，他的學生都是用手機跟著上課。這在小城市似乎很常見，因為在小城市，家裏往往不認為必須有備用的筆記本電腦或平板電腦。而且要集中精力在網上上課，這需要很大的紀律性。我現在的學生似乎處理得很好，但他們在中國較好的大學之一，而且都有電腦。

隨著3月的進展，封城的某些方面有所緩解，很多人開始恢復工作。這與馬克·利普西奇所描述的想法類似：把空氣慢慢放出氣球。但學校並不在這個過程之中，這意味著很多孩子們在父母上班後，仍然一個人呆在家裏。我曾經的學生威利現在在浙江任教，他估計，他的九年級學生中，有八成的學生白天無人陪伴。

家長們經常給他打電話抱怨。“人們說他們的孩子是神獸，”威利說，用一個詞來形容，大概意思是 “神秘的野獸”。“他們說，‘我們希望神獸能回到籠子裏去'，籠子就是學校”。 威利介紹了他一位同事的家庭情況，“他的兒子一直很棒，也很勤奮。但這四五十天來，他一直在上網課，花了那麼多時間在網上。他爸爸說，他很容易發脾氣。他大喊大叫。就是因為用了太多手機，所以才會發脾氣”。 威利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在用手機上課，他發現十幾歲的女兒的行為已經迅速惡化。“我們不知道她到底什麼時候上課，什麼時候用手機聊天或玩遊戲”，他說，“她現在已經失控了”。

新的冠狀病毒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不同年齡組的易感性差異很大。 總的來說，80%以上的已知病例只顯示出輕度到中度的症狀；而老年人更容易出現嚴重的病例，尤其是當他們患有其他健康問題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截至2月20日，19歲以下的兒童僅占中國報告病例的2.4%。在少數生病的兒童中，病例多為輕症。上周，《兒科》發佈的一項研究顯示，在731例確診的兒童冠狀病毒病例中，97%是無症狀的，或有輕微或中度症狀。到目前為止，在全中國，這個年齡段只有一個人死亡，那是一個14歲的男孩。

陪同世界衛生組織訪問團的新加坡傳染病專家費舍爾告訴我，他反對學校停課。從早期的病例研究中，費舍爾預測，兒童的感染率與成人相同，但往往表現出輕微的症狀或無症狀。而且，雖然有證據表明無症狀傳播，但這種事件似乎並不常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分析，它在疾病的傳播中並沒有起到主要作用。

但更為難的問題是症前傳播。似乎有一個短暫的窗口——也許兩三天——當人們有傳染性，但還沒有表現出症狀時。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告訴我，他認為20%至40%的感染來自於看起來還沒有生病的人。“他們可能是通過飛沫傳播的，比如說在吃飯或說話的時候，”他說，“這些飛沫可能會污染表面，這就是它的傳播方式”。

兒童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仍不清楚。費舍爾指出，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在中國或其他地方助長了疾病的傳播。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在考察團9天的行程中，接受採訪的中國醫務人員裏，沒有一個人能夠回憶起從兒童向成人傳播的病例。

“我對學校的看法是，孩子們不會有嚴重的疾病風險”，費舍爾說，“他們不會擴大傳播，他們是一種旁觀者。沒有什麼合適的理由不讓他們上學，除非整個社會都完全封鎖了，我想看到的只是對學校的活動進行調整”。

但梁卓偉提醒說，目前還沒有什麼定論。他正在分析這種疾病如何在家庭內部傳播，這可能會揭示出哪些年齡段的人最容易感染，但要到本月晚些時候才會完成。他認為，中國正在進行的血清學分析，或者說抗體模式的分析，可能會為兒童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一些更明確的答案，但這項研究可能至少還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梁卓偉指出，在沒有明確的科學依據的情況下，政治壓力對關閉學校有很大影響。香港關閉了學校，但新加坡沒有，而是採取了更謹慎地限制和甄別入學人數、使用針對性的測試、隔離已知的個案、保護高危群體等措施。臺灣也採取了類似策略，允許學校在農曆新年假期延長兩周後重新開放。這三個地方似乎都有效地控制了這種情況。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指出，早期關閉學校的國家不一定比沒有關閉學校的國家處理的效果更好，而且這種關閉時間可能要超過四周才有效果。

短期內，中國在武漢一窺深淵之後，全面的封鎖並不令人意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略上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化。“我們必須就代價進行充分討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努佐告訴我。在她看來，過於正面的世衛組織報告錯過了指出中國戰略的一些負面影響的機會。

她指出，病毒隨時都有可能復發，而且很可能需要一兩年時間才能研製出疫苗。她認為，中國人應該制定可能更靈活、更可持續的策略，而不是依靠壓倒性的手段。強制隔離、孩子壓力大、鄰居的不信任，其影響無法像感染和死亡的案例那樣輕易和快速地被量化。即使是很多可以量化的事情，在這種時候也根本失卻了主次之分。我有一種感覺，如果人們知道現在有多少中國的學齡兒童----毫無疑問，有幾千萬的中國學齡兒童，完全是通過手機來教育的，他們會感到震驚。

由於其他原因，一些關鍵的數字還無從得知。在網課的第四周，有朋友爆料稱，涪陵城北區的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從五樓的住處跳樓。很顯然，這個初中生一直在和他的父親吵架，他的父親為了讓他專心上網課，就和他吵了起來。我的朋友給我發來了一段住在附近的人拍的手機視頻。

在視頻中，兩個人蹲在一棟樓房的底部，蹲在一具一動不動的屍體旁。警車和一輛救護車已經到達，三名戴著口罩的男子抬著擔架走近。旁觀者進行了簡短的對話：

“腳先著地的。”
“屋裏人怎麼受得了噢？我的天啊，真的太慘了。”
“從五樓跳下來的是吧？”
“是五樓。”

在一個小城市發生的這起事件，相當於全國19歲以下兒童因冠狀病毒死亡的總人數。本月早些時候，至少還有一起自殺事件，河北省一名小學生因為用手機看視頻而不是上網課，被罵得跳樓自殺。如果其他地方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估計也是保持沉默。涪陵的媒體沒有報導，而且，如果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什麼，很快就被刪掉了。“網課就像我們必須要打贏一場運動，就像我們必須打敗病毒一樣”，我的朋友解釋道，“所以，這種事情不應該拖累它。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網上找不到有關該事件的資訊的原因，我想”。

在社區裏，幾個人告訴我確診病例的樓棟和公寓號碼。這樣的細節是有辦法洩露出去的，在有問題的樓棟附近，我觀察到人們的行為舉止似乎異常警惕。有一次，一個戴著口罩、塑膠手套、手術靴和睡衣的女人從我身邊走過，手裏拿著一個包、一瓶消毒劑和一個棉簽。我看到她走進大樓，小心翼翼地用棉簽按電梯，連戴著手套的手都沒碰到按鈕。

一天下午，我爬上那棟樓，在那扇編號的門後我聽到了說話聲。外面有一排鞋:至少有一個孩子住在這裏。我敲了敲門，一個男人粗聲粗氣地問道:“是誰呀？”

我解釋說我是鄰居，那人就開了門。他是個中年人，有著那種在中國常常與生意場聯繫在一起的大肚子。他戴著透明的塑膠手套，抽著煙。我做了自我介紹，並說我被告知一位居民感染了這種病毒。

“這裏沒有人得過這種病。”那人說。

我試著讓他放心，解釋說，我明白這個病例很輕微，我只是想瞭解一下康復的過程。

“當然”，他說，“如果我是鄰居，如果有人得過病，我也想知道。但這裏沒有人得過這種病。”

“所以你從來沒聽說過這棟樓裏有人被感染？”

“沒有”，他說，他沒有戴口罩，但我從他的表情中讀不出什麼。他禮貌地說了聲再見，然後關上了門。下去的路上，電梯裏彌漫著75度酒精消毒劑的刺鼻味道。

封城的第四十五天，我們一家人第一次出去吃飯。 按照黨的邏輯，生意慢慢地開始營業了。理髮店是最早開的，可能是因為沒有網上的替代品。後來銀行來了，然後河對岸的燒烤店也開張了。我的女兒們仍然沒能和其他同齡孩子互動，也沒有任何關於學校的通知。

在餐廳裏，女服務員用紅外線槍照射了艾瑞爾和娜塔莎，然後輪到我和萊斯利。女服務員拿著一塊寫字板，上面寫著我們的姓名、手機號碼和體溫:艾瑞爾，36.5；娜塔莎，36.2；萊斯利，36.2；我，36.0。

我們坐下來，揭開口罩。這個地方一直很受歡迎，但今晚只有一半的人。在整個中國，已經有超過8萬確診病例和3119例死亡，不過這兩個數字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幅放緩。成都的最近一次死亡事件，是三周前發生的，總共的第三起。這三名受害者年齡分別為64歲、73歲和80歲，在感染之前，他們都經歷過多次慢性健康問題。

這家餐廳很拼，我們點完菜後，一個經理把我叫了過去，臉上帶著我認為是狡黠的笑容，雖然只能看到他的眼睛。他遞給我一個銀色的託盤，上面放著一枝花，一碗糯米飯，還有一張紅色的情人節式卡片。

“今天是3月8日！”他說。

我忘了——國際婦女節。

他指著米飯和卡片說：“這是免費的，給你老婆寫封信吧！”

我盯著那張紅紙。然後我寫了些東西，大意是說這是自2013年開羅政變以來，我們共度的最浪漫的一段時光。我端著銀色的託盤走回餐桌前，而蒙面的經理則拿著手機拍照。服務員把我們點的那瓶啤酒拿了過來，我把萊斯利和我的酒杯斟滿了。不一會兒，服務員又拿著另一杯青啤出現了。“這是免費的”，她說，“因為流行病的緣故！”。她開了酒，我們把這一瓶也分掉了。

本文印刷版將刊於2020年3月30日出版的《紐約客》上，文章標題為《Life on lockdown》

何偉（Peter Hessler）2000年加盟《紐約客》任特約撰稿人。最近他剛出版了新書《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在埃及挖掘被埋葬的革命和歷史》（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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