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過往聯繫在一起的自由之路：讀《怒濤》中的二二八

1947年，對這塊土地和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年代。在那一年，該隱反覆的、重複的、一次次的殺死了亞伯。作曲家蕭泰然為此譜出了《1947序曲》。小說家鍾肇政也在1992年流著淚、緊握著筆，一字一句的刻下小說《怒濤》。在《怒濤》完稿之際，鍾肇政說：

然而，我明知在星移斗轉之後，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的心情，他們的想法，這一代的人，尤其這一代的年輕人，究竟有幾個能理解呢？！

每一個人，都曾經年輕過。可是，在鍾肇政和他的同一輩人身上，他們的青春永遠蒙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如果他們逃過了那次劫難的話）。

而令我感慨的，除了1947當時發生的悲劇之外，還有受難者還須沉默四十年這麼久，等到臺灣社會解嚴自由以後，才能夠安心的訴說這一段恐懼而絕望的遭遇。不必再擔心會不會「禍從口出」，因為傳達了關於自己的真相，而被隨意的搜查、帶走、槍決。

現在，社會自由了。我們不會再因為談到二二八，就被刁難、恐嚇、甚至審判。還有放假；我們的國家會舉辦活動來記念它。然而，我們的下一步呢？我們會遺忘它嗎？

艱辛的重建之路：從《怒濤》到今日

在《怒濤》裡，我反覆的讀到對於發生在自己面前的可怕的悲劇，我們會害怕、會控訴；而且在我們心底，還總是藏著一股巨大的、壓倒我們的感受：那就是不可置信和疑問。究竟，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的事發生？為什麼，人可以舉槍，輕易的殺害一個對他沒有威脅的人，沒有理由？他們可能是為了服從命令，或為了一點錢財、或雙方有不同的歧見；但是，在人命面前，這些理由根本不是理由。所以，受害者往往止不住反覆的拷問自己，問自己事情怎麼會這樣發生。雖然，事情根本不是來自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是無辜的，卻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後果。

在事件發生的四十多年後，鍾肇政這樣寫道：

志麟聽清楚了，可是一時無法體會到堂兄的意思。他所能感受到的是含在那種急迫的口氣裏的一股切齒般的憤恨。原本在他內心裏還有一絲希望的，就像在專賣局前那樣，開槍只是威嚇性的。他清楚地感到這一絲希望破滅了。那麼是真正地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那麼密集的群眾——開槍了……

沒想到，這還只是個開始。

偶爾也會有車輛呼嘯而過，那也是一種製造死亡的機器。看，車上載滿全副武裝的兵士，人人握著捷克機槍——有時整輛車上的士兵攜著卡賓槍。……

他們只是一群只知服從命令的戰鬥者，聽命行事，那樣地在執行格殺令？

難道他們不知道偶爾在街道上、街角上現身的，是手無寸鐵的百姓？

難道他們不知道先他們而來的人們口頭上掛著一個極顯親密、仁慈的稱呼，就是「台灣同胞」嗎？

當我們失去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之後，我們會做出任何事。我們無法讓過去的悲劇不發生。但是，對於那些和悲劇有交涉、被影響到的所有人，我們可以尊重他，不要打斷他；讓他自由的說所有他想說的話，聆聽他，學習等待。

有人說，只有「遺忘」，才能為這個社會建立新的未來；但我說：只有傾聽、耐心、和誠懇，才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新的、同時也是舊的未來。

明天的道路

在不過三年、卻顯得太過漫長的旅程之後，小說家帶領我們來到《怒濤》的結局。

有些人要離開；有些人要留下；但卻沒有人是不迷茫的。在風暴之中，他們努力的想去相信：人們的逝去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努力的想找到連結，讓自己往後的生命和決意，和已經離去的人聯繫在一起。一位小說人物說：「白死嗎？可是我認為不是。不，確實不是。因為這次我會下定決心去日本，就是因為志鈞老哥死了。是志鈞老哥的靈魂引導我的。今後也會引導我，我這麼相信。」如果不是這樣，我們要怎麼往前邁進呢？

小說中的人物走了，離開臺灣，去到日本；但小說的作者，卻始終在臺灣生活著。在恐懼中，他沉默著，隱忍著，等待能夠自由說話的那一天。他決心要把這些事情告訴別人，流傳下去，讓未來的人們知道。在他看來，這是為什麼其他人永遠離開了，而他卻被留了下來；這是他應負的責任。藉著小說，鍾肇政這樣表明心跡：

然而帝大生可以確切地捨棄這一切，走向另一個方向、另一條路，但是那豈不是只有即將遠行的人才被允許的嗎？留在這裏的人呢？他們的明天的路又在哪裏？

我們的自由之路，是由前人的血淚、忍耐、溫柔、還有對話換來的；這是一條驕傲而且值得珍惜的道路。

2023/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