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14：记住涂国能，他用生命敲响了警钟

武汉封城日记14

2020年3月22日，武汉封城第60天

昨晚休息前看了一部BBC的一部的故事片《余波》（The Aftermath）（2019）），想到几个问题，有关尊严、伤痛和个人命运。

影片是在二战之后，英国军官的妻子瑞秋来到德国汉堡与丈夫路易斯团聚；他们住进了德国建筑师斯蒂芬的房子。

对于德国建筑师斯蒂芬，英国房客是胜利后应该离开的入侵者；对于军官妻子，他们才是天然的主人，合理合法地住在被征用的德国人的住宅。也就是说，双方都觉得对方是自己个人生活的入侵者；他们各自对于生活的尊严意识被破坏了。

如果你站在国家立场上，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纳粹战败了，踏平他们也是应该的。且慢，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身处战败国的市民也是承受着战争巨创的个人。建筑师的妻子死于英国人的大轰炸，他现在不得不任由英国军官夫妇住进自己家最好的房间，不得不放弃自己专长去做体力劳动，不得不去经历战后的政治审查。而那位居于战胜国政治优越地位的英国女人，也承受着失去爱子的痛苦；是德军的炸弹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后面的故事我就不剧透了，总之，情节发展或不符合逻辑，但是，男女主角都是那种深情、激烈和优雅的范儿，他们想要的，也无非是原有的安宁和幸福；但在战争和敌对关系里，个人的情欲和愿望显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

我想到比活着更重要的一种感受：尊严。当那位建筑师厉声喝止战胜者狂奏妻子的钢琴时，他要维护的是一种个人尊严。当英国女人融入建筑师的情感世界时，她要的也是理解和接纳，因对痛苦的感同身受而带来的尊严。

你活着，有爱，有期盼，有满足，有成就；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也是有趣而快乐的；你得到照料也有能力照料他人；你付出也被满怀爱意地接受……才华得以施展，个性可以表达；你释放所的感觉，也能做所有想做的事情……

这是尊严吗？我其实也有点不知道。因为每当我们想做一点点事情，就会感觉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不敢说，也不敢想；甚至马上自我否定说，想了也没用。这种挫败、约束、处处碰壁以及生命被虚掷和浪费的感觉，是我们体会最多的状态；尽管乏善可陈，居然还不是最糟的。

武汉被封城60天了，小区里生活平静。莺飞草长，门前的日本晚樱马上就是繁花满树。人们都宅在家中，网格员让大家每日在小程序里填写报表。为了得到今后顺利出行的机会，我也每日汇报个人隐私：在家吗？在家。体温正常吗？正常。住房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居家自住。家中几个人？……除此之外，每天还在湖北健康码小程序上打卡。总之，我们的个人信息比玻璃都透明。

我们一直在放弃，等待上级有关部门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今的等待就是小区解封，可以自由出行，可以去超市买菜，外出见朋友；至少，湖边跑个步什么的。忍了这么久，动力是什么呢？无非是不得病，活下去。

可是，我们活下去了，世界改变了。你还相信一切会是从前的样子吗？如今，我弟弟一家分了三处，弟妹和小女儿在加拿大，大女儿在美国。加拿大从3月18号开始全面限制美国公民以外的外国人入境加拿大，美国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禁止过去14天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我们一家四口中三人在武汉，一人在柏林。在柏林读书的儿媳如果回到武汉，就不能去北京看父母；回到北京就不能到武汉来和我们团聚。原计划春节去柏林的儿子，现在的探亲计划也遥遥无期。在我脑子里，地球好像一颗橙子，原来是浑圆的一个；现在仿佛被刀锋切成了八瓣，再也无法合拢。如果疫情继续恶化，我们的至亲家人，何时能够团聚？

同样，作为一个户籍广州现居武汉的人，我被告知，现在既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回广州。对我这等退休者来说，这事目前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很多谋生艰难、需要复工的人来说，这可是又一道难以跨过的坎儿。不能南下北上，包含一个悖论：如果武汉新增病例已经归零，如果健康码以及每日小区疫情报表都管用，如果说我们是健康的；为什么不能回到户籍或工作所在地？

另一个如果是：我们依然被假定为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那么，归零的统计、健康码打卡以及每日报表，不是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吗？

又或者，我们属于疫区居民，不管健康与否，对其他地区总是一个风险人群。现在无法评估风险程度，因此，先缓出行再说。其结果，为了他人的安全，武汉人/湖北人，依然要继续承受被安排、原地不动，牺牲出行自由、就业自由乃至于人身自由的代价。

在这个想象意义大于统计意义的推论中，个人的喜怒哀乐、个人权利和尊严，都无足轻重，不在考量的范围内。它依然在全社会范围内，支持对湖北人的地域偏见和恐惧。恐惧病毒，恐惧死亡，这个不难理解；笼统地把湖北人、武汉人与潜在的病毒传播力相关联。这个设想，我只看到与疫情发布之初的死亡恐惧相关联，却找不到科学依据；例如近期因武汉人返回某地而导致发病的事实与统计数据。

接下来不能不担心的是，一个人可能从新冠肺炎中幸存下来，却难以在排挤、恐惧和仇恨中活下去。这也就是武汉人涂国能之死萦绕我心的原因。

2

《财新》3月19日发出特稿：《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意外离世》。这里被称之为“意外”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个人信息被透露后在老家受到孤立、声讨，被邻居迁怒于家人；令妻子和母亲都陷入被剥夺尊严的困境。这位病人在明明有救治机会的情况下，断然选择了弃世。

问题恰恰在于，患病者面临的处境没有被考虑在内，它导致的结果被当做意外了。可是，歧视与孤立加重了患病者的困境——这个后果，为什么不是必然？换言之，怎样才能不发生意外？难道说，在孤独和绝望中的患者，都应该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任凭家人、父母被指责、被追究为罪魁祸首，接受来自家乡邻里的诅咒，这才算意料之中吗？

我想说的就是，涂国能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隐蔽的灾难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有的情景比新冠病毒更危险，且致人死命。可是，它被无视、轻视，被当做意外了。同时，真正的意外，又因为各种误导而模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涂国能夫妻和武汉众多新冠受害者一样，在疫情未公开的情况下，将染病症状当做一般的感冒；直至回到老家后发病确诊。从他们个人的遭遇来说，染病看上去是一个意外，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因为病毒发作，而且传染，有关部门是完全清楚的。真正的意外是，武汉人没有想到，这些个部门会瞒报疫情，会严重失职。这是包括涂国能等感染者，也包括我自己——遭遇的第一个意外。

第二，从全社会来说，如果每个公民都能行使监督权，就有可能防患于未然。但是，由于被媒体广而告之的训诫，普通市民想不到疫情会有后来的严重；更不可能提前做出有效防护。可以说，轻信职能部门所谓不传人的后果，竟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付出生命代价；这是人们遭遇的第二个意外。

第三，在新冠病人感染之后，媒体主要强调的是病毒的危害性和阻断、封城的必要性。政府没有主动承担瞒报后果，也没有及时阻击各地那些针对外地人和感染者的歧视性言论。其结果，感染者成为村民追溯病毒源头的直接目标。一时间，所谓救死扶伤、人道大爱、同胞情谊……都让位于喊打喊杀的仇视和恐惧。病人本来就是弱者，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还要承载亲人的冷漠、追究和村民的集体仇恨，这是人们遭遇的第三个意外。

普通中国人，基本的文化理念是重亲情、爱故土。如果不是这样，涂国能不至于春节一定要回老家。他的妻子也不至于带病离开武汉，前往两百公里外的黄梅老家，还带上自己的孙子，预备老少三代过个团圆年。可是，他们怎能想到，全村人都将是否会染病的责任扣到了他们头上：“老百姓都恨死了他，你在武汉把病毒带回来了。他和他老婆住院以后，人家都是大门闭得紧紧的，没有一个开门的。要是有人被他们传染上了，人家得骂死他。”

最后的一个意外是，镇村两级干部要求涂家其余四人前往隔离点，涂妈妈因已经高龄近九十，要求居家隔离，一度当众下跪。让母亲因受自己牵连而受辱，成了压断涂国能尊严感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日经历了这场冲突，他从容处理了相关事宜；在第二天清晨自缢身亡。

涂国能没有给母亲、妻子和妹妹留下遗书。在亲人眼里，他是开怀大度的丈夫、乐观细心的父亲、相约养老的兄长和温顺体贴的孝子。他也是曾经常出国、事业有成的人。可是，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犯，这个感觉却比新冠病毒的伤害更大。我们不能想象他在这种困境下是何等的痛苦、压抑和委屈；但他的死，也是抗议。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家眼前，要一个公道的说法。

因此我也认为，他用自己的死为整个社会敲了警钟。如果我们把这个当做意外，而不去追根溯源，我们就无法预防上述种种真正的意外。封城两个月里，已经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致人死命的未必都是新冠病毒；必须反省和杜绝这种漠视人的尊严，尤其是剥夺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人格尊严和权利造成的伤害。

3

今天，我看到不少微信群里在传播一个信息：意大利首例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来自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前文学院院长胡亚敏女士，她住院49天后康复出院。她于1月22日从武汉抵达欧洲旅游，刚抵达意大利几天便发病，曾一度住进了ICU。

胡亚敏老师恰恰是我曾经的同事，也是我很多同行和学生认识的人。朋友们震惊之余，也为她脱离危险而感到幸运。3月19日，两人离开了传染病医院，被送入罗马的普通医院。在小视频中我看到，她坐在轮椅上，向护送的医护人员频频致谢。她说的是：我爱你们。

胡亚敏教授夫妇能够得到救治，这也属于中国教育部驻外干部抗疫行动的一个成果。中国教育新闻网刊出专题报道《你的身后，始终有一个牵挂你的祖国》其中，是这样描述这个救治过程的： 

“情况紧急！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情况危急！”驻意大利使馆接到教育部有关部门通知后，开启了鼎力斡旋抢救生命行动。

大使亲力亲为进行协调，使馆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赶赴医院，与国内专家沟通治疗方法，组织两国专家网上会诊，及时与国内学校沟通……终于，在多方努力下，胡亚敏夫妇被安排到意大利最好的传染病医院，得到及时救治。

与前述自缢身亡的涂国能相比，胡亚敏教授夫妻算是幸运的，他们亲历了疫情在意大利的浩劫；不久后，康复中的他们也会回到祖国。尽管胡老师戴着口罩，我依然可以感到她的欣悦；也能看到意大利送行者的友善。但在这一消息的留言里，有人说的是什么：“胡女士凭一人之力，千里投毒，几乎让意大利处于亡国边缘。”“应该审判这个畜生，以灭绝人类罪投毒罪枪毙。”

我的天！患上危险的传染病，这就够惨了。从何时开始，我们这里流行了一种罔顾理性的推论，即染病者都是主动投毒的人呢？

我看了一些留言，感觉人们的反感主要是针对胡老师的研究方向：马列文论。但一码归一码，一个人的学问观念，是认识领域的问题；她的命该不该救，则是要不要人道的问题。如果因为不赞同其意识形态取向而进行人身攻击，那和思想专制的立场又有什么区别呢？意大利医护人员拼了命救活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却迁怒于其思想观念，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太对不起意大利人的仁心仁术了。

2003年广州爆发萨斯疫情时，媒体报道将一位最早的感染者周先生称之为“毒王”。当时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评，认为应该纠正这种说法，不能将病毒的危害归咎于病人，将他们污名化，强化病人等于病毒的刻板印象。这会令病人的处境雪上加霜，也会使感染者为规避伤害而潜伏，增加传染病防控难度。这是我最早的时评文章，后来禁忌日多，我也没有多写。

当人们无法应对一种困难，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找替罪羊。统治者也可以以此转移公众焦虑，缓解真正的危机，逃避被问责。这是原始的做法，但很方便。旧时天旱要绑少女沉河，说的是给龙王送嫁女。无法制止性犯罪，就说不该走夜路或者穿少了衣服。归咎于受害者，也体现在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上，如李文亮的死，被说成源于给一位82岁老人看青光眼。要说到训诫、中心医院对所有医生微信群的掌控……等等外部压力和内部环境，需要不同的理念和思考力。

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想一想，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位涂国能这样的感染者，我们会做些什么？而现在，即使疫情向好，他的家人已永远失去了他，妻子无人相伴终老，妹妹只能独力赡养老人；母亲在耄耋之年，会不会又面临新一轮的怪罪：都是因她一跪，让儿子生无可恋。我们仿佛总是嫌病毒还不够凶狠，自己必须往脖子上多绕几道绳子。

新冠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药，我们也不知道还得在这场疫情里挣扎多久。但涂国能用生命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位国人深思。人民的希望未必仅在于瑞德西韦，希望之有无，还在于我们内心是否保有对疾病带来的伤亡而深感悲痛的能力。如果我们还会因他人的受苦而难过，我们就能有同情共鸣之心；就会懂得，仅仅是隔离自保是不够的。一句暖心的话、一种尊重的态度……总之，把对方看做人之同类的情感，是缓解他人病苦的起点。罹患恶疾的人，惟其生命得到救助；我们这些没被感染者，也才可能幸免于难。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愿可以成为大疫之后留下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