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被壓抑的libido在華語語系的「異托邦」裏眾聲喧嘩 —— 评简中文化类播客的现状与困境
Introduction
2021年10月30日，第四届“中文播客大会”PodFest China在上海电影博物馆·海上五号棚举办。很遗憾，作为一位从事播客将近一年的主播，我几乎不知道活动的举办。也就是最近几天，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转发justpod那个采访了40位主播的视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从19年开始，经过将近三年的发展，简中播客的存在，已经由最初的几档零零星星的节目变成了如今遍地开花的局面，节目类型和风格也是各有特色。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至少在文化类播客这个领域，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妙的困境。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可能。
本篇文章尝试对简中播客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批评与梳理，尝试讨论在被压抑的力比多持续被边缘化的历史情境中，简中播客能否作为一种替代性补偿工具，如同福柯在《性史》中所讨论性被权力所压抑后产生的话语激增的现象？此外，在简中互联网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文化类播客对于议题推动的潜能，是否还能够如其同草创时期对于性别议题的广泛讨论而搅动了整个社会的「观念水位」？最后，我提出，尝试想象和利用一种华语语系的「异托邦」的理论模式，突破和颠覆「情迷中国」的自我束缚，在「离散写回」和「拟写帝国」的双重策略性书写的前提下，放眼世界，关注不同的在地议题，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逆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寻找到更多喘息和喧哗的空间与可能。
正文
被压抑的力比多与话语激增
尽管podcast这个媒介早在2019年之前的很多年就已经存在，那个时候大家还习惯于把这类音频节目称作「电台」。早在201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喜马拉雅和荔枝fm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应用平台。但是，多年以来一直未曾听说有太多优秀的音频节目的持续存在，也就使得「电台」这种媒介模式，并未对社会议题产生太大的冲击与挑战。
直到在2019年前后，简中播客世界终于几档现象级播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中以性别议题：「剩余价值」（2019），「别任性」（2018），「卡列班与女巫」（2020），「海马星球」（2018）；
文化类：「忽左忽右」（2018），「声东击西」（2016），「不合时宜」（2019）；
人文学术类：「时差」（2020），「例外状态」（2020），「双重意识」（2020），「不可理论」（2018），「各站停车」（2021）；
劳工议题：「打工谈」（2020）；
城市文化：「城市罐头」（2020）等。
在这些议题的讨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女性主义和性别的议题，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国女性主义运动长久以来的持续努力，在公共讨论空间坍塌以后，还能够作为一个最后的言论阵地。同时也是因为90后一代成长于计划生育的性别平等话语能够与女性主义的平权话语进行接合（articulation），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长期被忽视和压迫的自身经验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社会批判所提供的自我反思能够在这种公共话语空间下进行表达和斗争（metoo 运动）有关。但是，这都离不开媒体人与学者在自由派话语空间在公共领域消亡以后，都需要寻找新的喘息和交流的场域有关。「声东击西」早期就是由一群驻美记者组成的团体。justpod和「忽左忽右」也是媒体人转型之后的产物。「剩余价值」的三位女性主播同时兼有学者与媒体人的双重角色。「别任性」、「卡列班与女巫」、「海马星球」则都是由性别研究出身的学者组成。
仿佛我们能够从这些团体背后看到曾经我们所熟悉的情景，当自由派大v和南方系媒体被作为「赤裸生命」无情献祭之后。新一代的媒体人与学者联合起来，在这个远离主流话语的言论场域里众声喧哗。似乎我们又能看到文学史上那一幕幕学者办报，作家们基于共同的兴趣和立场建立杂志发表文章的场景。对我来说，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声音相比于文字，多了许多温情与陪伴，少了几分讨伐与论战。也许，「观念的水位」就是要靠这种潜移默化的沉淀，而非那种高高在上的阿尔都塞式的理论指导。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一种类似于福柯在《性史》中讨论性与权力互动关系的模式，同样也出现在了这里。福柯认为，权力非但没有压抑性，相反是权力生产了性。在有关性的话语激增的背后，表面上那种压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权力。因此，在简中播客的话语激增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权力生产出来的「温顺的」话语（福柯，《规训与惩罚》）。这样的话语看起来更加人畜无害，更加不会对社会的制度性改革起到任何作用。相比于曾经自由派的机构化，集团化的作战能力，如今这种话语更加分散，更加难以联合。
「剩余价值」在坚守女性立场之后似乎并没能够继续进行理论更新和议题的推进。性别理论、性少数、酷儿、跨性别、多元成家、开放关系、情欲生活等议题也并没有随着女性主义的讨论而持续被探讨。「忽左忽右」尽管掌握海量资源和流量，但实际上更多的只是提供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学术类播客只能借助理论的外衣暗自进行「隐微书写」。真正有效的公共议题是被禁止谈论的，例如关心劳工议题的「打工谈」在后社会主义中国被查封。
所以，正如PodFest China上大多数被采访的主播所言，我认为简中播客的命运不会比它的媒体前辈们过得太好，最多只能沦为对于我们这些力比多过剩之人在这个高度压抑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回到白色恐怖式的戒严时期的（后）现代主义创作。今年正好是《台北人》出版的五十周年，也许之后我们还得书写更多的《北平人》《上海人》《香港人》，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终将死去。海子那一代人一定十分遗憾，因为不知道今后还需要写多少「朦胧的诗」。
「原乡离散」与华语语系的「异托邦」
无数人就被迫困在了这片土地上，无法认同的原乡，无处可去的离散。这实际上就是许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论是在「车间里」，「格子间里」，或是被迫生活在这个真理政权（the regime of truth）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里。
因此，借用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尝试从文学和想象的空间里寻找一些喘息的可能。華語語系的異托邦是那些被主流壓抑的、排斥的，尚未存在但可能存在，或尚未消失但總是已經消失的，異質的，他者的，混雜的，模稜兩可的，曖昧不清的文學空間。在駱以軍《西夏旅館》、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董啟章《地圖集》《V城繁盛錄》等华语语系的作品中，作者尝试运用後現代，後殖民，後設語言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技巧。利用異托邦的想像打破歷史與現實的邊界，擾亂了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對主流空間的治安秩序（the police order）進行感性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以政治（the political）的平等感性來重新書寫，想像，彌補歷史的傷痛，現實的殘酷，以及同質性的暴政。
那么在原乡离散者的自我书写和谈论里，是否也可以构造出一系列的异托邦空间?在原乡与离散的辩证下，离散者（diaspora）的原乡（homeland）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被错置（displaced）和被替换（substituted）。离散者回望的故土也并非现实生活中实际生活的历史时空，而是一种抽象的非原乡的混杂空间。正如朱天心《古都》当中的主角，手里拿着殖民时期的台北地图，来到后现代的台北进行后殖民的文化怀旧。那早已分不清的古都，究竟是京都还是台北，仿佛也就不太重要了。
我更加期待在播客里听到众生喧哗（heteroglossia）的吵闹，更加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具有在地视角和在地议题的讨论。相较于线上录音的便捷性，我更喜欢线下交流的临场与氛围。也许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讨论更多的落地，进行一种反离散的在地实践。线上的交流固然打破的地理空间的局限，但是却很容易陷于过于抽象或玄思的探讨，这种去脉络化和去历史化的言说方式，极易让人们失去对于「附近」的感知。换言之，在地议题面对的是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因此也能够带出一些列在地的身份认同与历史经验。倘若有关原乡的言说是被迫禁止的，那么我们是否依然有能力去关心远方的他乡呢？
正如在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里，在60年代的中国乡下，人们依然还会关心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那么非洲和东南亚的后殖民运动，今天是否对中国有着同样的启示和意义？在世界文学都在反思和批判民族国家话语的霸权和虚构性的时候，亚洲现代性会否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在大麻，性工作，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背后，究竟是被如何论证和支持的？批判理论的发展与旅行究竟如何帮助我们审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我想这些复杂多元的议题，应当由我们这群全球在地化的知识分子进行梳理和探讨，来为简中舆论场中注入一些新鲜且多元的视角。这也将会是「例外状态」今后的发展方向。
文化學術類播客「例外狀態」（https://anchor.fm/lwzt） 目前誠招新的「在地主播」加入，目前我們已經建立的base有巴黎，紐約，香港，溫哥華，上海，北京。目前還希望能夠在台北和倫敦建立新的團隊。我們是一群主要以人文學科（哲學、文學、文化研究、電影研究、精神分析、當代藝術）的postgraduates組成的團隊，以探討批判理論、文化現象、当代艺术、電影文學批評、以及相關的社會議題的播客組織。
我們嘗試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雙重意識來突破討論議題的局限性，即保留對在地的關注，同時秉持全球性的視角，揚棄單一話語的霸權主導機制，提倡眾聲喧嘩的多重可能。嘗試以理論視角對社會的批判性介入，同時也強調理論背後的歷史化生成過程。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穿梭，棲息於中心之外的邊緣地帶。
若有對加入我們團隊感興趣的朋友，請聯繫播客主理人「詭譎子」或在公众号「表征与拟像」后台进行联系。「在地主播」的基本要求為相關人文學科MA及以上背景，能够对社会议题和学术议题进行理论化的探讨，从而为公共讨论提供更多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