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 | 中国青年的在场与缺席

引言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 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

正文

缺席的中国青年

今日，b站发布的一则激情洋溢的政治宣传（propaganda），视频当中所召唤的主体则是被称之为“后浪”的青年人。倘若，我们再拿起手机屏幕看看今天的日期，就会发现原来今天是“五四运动”的101周年。当我全程以惊讶错愕的心情看完这支宣传视频时，我感到了一种精神分裂。一种对于中国青年在当下生存现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双重分裂。如此这般的精神分裂我将其称之为“中国青年的在场与缺席”。本文尝试使用一种精神分析视角同后现代社会批判来对本次事件进行分析，尝试去解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当中的种种症状。

我首先预设了本文读者大多都已经看过这则令人作呕的宣传片，其核心主旨是通过鼓吹时代与青年之间的悖论性逻辑，当b站在称赞中国青年的时候，其实是在拍时代的马屁。当然，我不愿意在这里进行一种粗略的批判，大而化之的论述在我们的舆论空间当中已经是汗牛充栋。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我所能做的则是把这部宣传片看作是一部在b站语境下所再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这样的文化产品同时也能够反映其生产的空间是具有怎样的属性。是什么能够让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亚文化社区变成了如今这样主旋律平台？想必这个「文化生产-生产空间-时代」之间的隐密链条能够解答为何b站会发布这样一支视频？同样，这也是文学理论上的一则悲剧的不断重演，每当新的文学形式产生不久之后，它就会很快地被主流形式所收编。转译到文化研究的语境当中，就是抵抗性的文化实践被主导性的文化所收编。

影片当中大多数的up主我其实都是熟悉的，尽管我本人没有b站账户，并且从16年之后几乎也很少使用b站和知乎这类已经癌变过的平台，我还是在YouTube上看到过他们的身影，有些时候我也能从他们的视频中获取一些快乐，有些时候也能得知某些产品是否是我所需要的。当然，视频当中所描写的的确是某些「b站up主」的真实生活，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不能够等同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生活。这样过度普遍化的宣传叙事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是层出不穷的，倘若有人真的能够被这种毫无逻辑的宣传话语所说服，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得回去重修一下「逻辑学101」这门课，至少它能够告诉你「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言归正传，我在这里也无意去批判这些b站up主，我所批判的正是把这些up主符号化、抽象化、物化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将这些被高度抽象化的「b站up主」转译为「中国青年」，这也为广大还在失业当中的、996里的、前途迷茫的「真实青年」们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超我」，而我之所以说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精神分裂，则是因为这个「超我」的规定性与「真实青年」们的实践性生活大相径庭。

视频里是这样宣称「超我」的存在：

自由学习一门语言、学习一门手艺、欣赏一部电影、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很多人，从小你们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不惑于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你们只凭相同的爱好，就能结交千万个值得干杯的朋友，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

然而，视频当中没有告诉我们的却是，这些「超我」的真实存在数量是多少，全中国青年人当中有多少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标准？在我所能够识别出来的up当中，他们大多数都是（超）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他们有的能够本科就出国读书，有的能够为了兴趣爱好砸上百万的钱放到设备上，有的则可以周游列国去拍自己的cos影集。倘若把这些「超我」当作对于中国「真实青年」的规定来说，我相信我的很多青年朋友会告诉我，“手里馒头它突然就不香了”。不过，对于宣传系统来说，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不断的制造每个时代的「超我」，这在过去则是“雷锋”与“董存瑞”。

制造这样的「超我」实际上是无视了我们广大中国青年的真实生存处境，来达到一种“意识形态召唤主体”的效果。阿尔都塞在揭示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这个范畴发挥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召唤为具体的主体。接着，他解释道：“我要指出，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称之为传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他改造所有的人）”。正如同当你走在大街上，有一个警察突然说——‘嗨！叫你呢！’这就是阿尔都塞使用召唤（interpellation）所表达的含义：意识形态叫我进去变成一个主体，就像在街上喊我的名字一样。

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召唤通常被隐藏在一种宏大叙事当中，这种宏大叙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在如今整个经济下行的时代背景下，以消费主义的虚假自由来召唤正在处于996福报论的社畜青年，实则是很荒谬的。这样的荒谬在于，这种宏大叙事忽略的不仅仅是边缘群体同样还是作为主流群体的中国青年。能够996福报里还得感激马云的已经是少数，疫情时代下的失业也正在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横空出世的「超我」对于「真实青年」来说，无疑是一巴掌响亮的「符号暴力」，其言下之意是去消费吧，去享受有限的生活吧，在没有自由的环境当中你也能有选择的自由，歌颂吧，赞美吧，这是最好的时代。

那么我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在场与缺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这套宣传话语的宏大叙事里，只有「超我」是「在场」的而「真实青年」则是「缺席」的。其主要原因则是，我们的「真实青年」被困在了福柯式「全景监狱」、德波式「景观社会」、和德勒兹式的「控制社会」当中，深深地无法自拔。全景监狱将主体塑造成了温顺的肉体，景观社会则把观众们变成了被动的傻瓜，与此同时控制社会则把个体变成无限调制的分体，变成一串一串的二进制数据符码。讽刺的是，这样的主体恰恰已经是连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都无法成功召唤的，可想而知，我们当下的「真实青年」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之中。

最后，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收尾，那就是请思考在直播间里搔首的女主播（文化生产者）和躲藏在屏幕前进行男性凝视的屌丝（文化消费者）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