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战争的酝酿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越两国边境发生了一场局部战争，中国方面称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越南方面则称为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1979)或越中边界战争(Chiến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双方对战争起因各执一词，但是对于战争在2月17日由中方发起这一点倒并无疑议。此时，中共刚刚开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不到三个月。既然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那么，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战争？
I — 国际背景和中共政权的认知
1977年8月12日，终于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走完了所有的组织程序而正式成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要通过“抓纲治国”实现天下大治。这是他执政的总纲领，他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只能是为这个总纲领服务的。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标当然是要创造一个为大搞建设而需要的尽可能好的国际环境。按十一大报告中华国锋的分析，在国际形势方面，中共认为主要威胁是苏联。同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在经济建设上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那么，继续自毛时代末期已经开始的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同时加大对苏联的制约这一外交倾向，就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总战略的必然要求。
在正式确立华国锋地位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1977年7月15日，在东南亚，越南党政代表团飞抵老挝。就在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7月18日上午，双方签订了《老挝-越南友好合作条约》[1]，这份条约壮大了越南的影响力。在越南和苏联越走越近、离中国越来越远的大趋势下，这份条约对中国来说是苏联扩张影响力的一个证据，是中国转而投身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感受到的巨大的外部军事威胁。此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在十一大之后开始逐步接受来自叶剑英的军权让渡。在考虑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大环境，来为“抓纲治国”的“治国”这一国内经济建设的总纲领服务的时候，他自然比其他人更容易把外交和军事作为首要要素连为一体全盘考虑。
II — 军权转移的过程
1. 十一大后叶剑英退隐留下的权力真空
邓小平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复出。马上就有迹象显示邓小平并不甘心被“英明领袖”华国锋所束缚。8月的十一大之后，紧接着开过一个军委座谈会。8月23日，在这个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话说：“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的纲；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2]。”
华国锋的纲是揭批“四人帮”，他抓捕了“四人帮”才夺得政权，这个纲对华来讲是政治合法性问题。邓小平把这看作暂时性的，且已经开始尝试去寻找另外一种解释，这已经是对华国锋的政治合法性的公然蔑视。
还是在这次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说，军委日常工作由他辅助叶帅。叶剑英25日听到秘书汇报后批示：上报军委批办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3]。叶剑英在自己已经超过80岁、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做出这一举动，已经不是和邓小平分权，而是在向邓小平让权了。这种高层权力转移过程从十一大一结束马上就开始了。
8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文件送审程序问题的请示上批示：“建议以后专送叶副主席批送华主席批准，如叶副主席不在京时，可送我批”[4]。对于叶剑英留下的权力真空，邓小平非常主动地迎上去填补。
文件送审程序是权力分配问题。送给叶剑英审阅的主要还是军队的权力转移和分配问题。
2. 叶剑英态度的转变
1977年5月14日，按照中国农历计算方法，是叶剑英的八十寿辰。这天晚上，包括刚刚实际复出的邓小平在内的众多党国元老登门祝寿。叶剑英作诗一首《八十书怀》[5]：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在这首诗里，叶剑英有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参与了哪些事业；还有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是有人继承的——“长征接力有来人”。这首总结一生来表明叶剑英的退意、以及对后来人颇为满意的诗，在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两天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6]，暗示叶剑英即将退隐。叶剑英此举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叶剑英退隐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
叶剑英5月份过生日时恰逢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可以说终于完成了自抓捕“四人帮”以来的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部署，他对这段的工作和形势显得颇为满意。此时，十届三中全会在各方面准备都已就绪。接下来，7月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8月召开了十一大和十一届一种全会。后来形势的发展却未必如叶剑英所愿。从11月叶剑英在广州作的另一首诗来看，这半年来叶剑英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了。
11月11日，叶剑英从北京飞抵广州，广东是叶剑英的家乡，也是叶剑英政治势力的大本营。叶剑英此次回广州，为的是“一边休息一边调查研究”。11月20日，叶剑英在广州松园宾馆作《松园》诗[7]：
四面青山列翠屏，
松园终不老闲身。
会当再奋十年斗，
归读阴那梅水滨。
与半年前抒怀不同的是，现在叶不仅要做“调查研究”，而且还要“再奋十年斗”。这首诗表明了叶剑英态度的转变，与他此前全力辅佐支持华国锋、有意功成身退不同，他现在又要重新开始自己的政治定位，继续为政治拼搏。
3. 邓小平在叶剑英态度转变中起的作用
在11日叶剑英飞抵广州的同一天，邓小平乘专列也到达了广州[8]。邓小平是在11月8日[9]从北京启程的。“一路上，小平同志分别找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政要员谈话”[10]。
这一次邓小平谈的是关于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筹备问题。这次会议主题报告的题目很早就定了下来，叫做《抓纲治军、准备打仗》。这个题目一听起来似乎跟华国锋的“抓纲治国”紧密配合。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11月8日从北京启程后，邓小平在火车上反复研究这个“纲”。
“他（邓小平）说：这个文件以什么为纲？怎么叫个纲？揭批林彪、‘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阶级斗争为纲怎么样？罗瑞卿同志很敏锐，他说：‘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是个打人的棍子。’”[11]
邓小平想退回到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被罗瑞卿所阻止。本来，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华国锋通过把一切斗争都聚集到“四人帮”上而化解掉了。邓此时关注的是如何把华国锋的合法性搞成“暂时的”。虽然一时找不到替代品，但他在抽空华的政治合法性内容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
邓此行能否在“纲”的内容上说服叶剑英，是决定他能否说服叶剑英转变对华全力支持的关键。在广州期间，就“纲”的具体内容问题，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12]。从事后结果来看，邓小平在广州成功说服了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其他人接受了他与华国锋截然不同的“纲”。
这个“纲”的改动对华国锋是釜底抽薪，实际上华国锋丧失了以叶剑英为首的军方鼎力支持，一切变化从此而起。叶剑英当然明白其中的意味，但既然已经商定，也只有继续运筹。叶剑英11月20日作的诗显示了他刚刚下定决心时的心态。
III — 避开华国锋的广州密谋
叶剑英在广州“休息和研究调查”期间，他“先后同在广州的邓小平、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罗瑞卿、姚依林、梁必业等谈话”[13]。
十一大后，邓小平是党国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叶剑英本人则排名第二。第二、三号人物到离京三千公里外的城市单独会晤，并非小事。邓小平同时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再看其他人，许世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韦国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苏振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实际掌握海军大权；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姚依林，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梁必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列席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叶剑英这些会见的规格竟然如此之高！为什么会有这么密集的高规格谈话？就在他“休息和调查研究”的期间，叶剑英“多次听取从北京到达广州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文件起草组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等的汇报，并就在军委全会上报告的起草和修改提出了意见”[14]。这就是说，叶剑英此时在广州是为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做准备。
1977年8月的十一大后，新的中央军委领导班子的组成情况是：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中央军委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
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15]
军委副主席虽有五人，但实权掌握在叶剑英和邓小平手中。军委常委中，李先念当年也是被毛泽东掺沙子掺进军委的，他至少表面上是不太参与派系密谋的。汪东兴、陈锡联这两个明显的华国锋的铁杆支持者，没有参加。
在会前和如此多军队里的重量级人物商谈，意味着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开会内容已经在那时候定下来了。叶剑英的诗作显示他不再力挺名义上的军委主席华国锋，而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定位之下再重新奋斗。那么，在广州而非在北京进行私下磋商，显然是为了避开华国锋以及他在军中有限的支持者。接下来的进程验证了这一点。
12月3日，叶剑英返回北京[16]，12月7日，中央军委常委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干部问题[17]。这次会议的报告是在华国锋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叶、邓等军中元老在广州所商定的。起草报告的华楠等人在广州呆了将近一个月，而没有在北京起草。这份报告中已经开始排除华国锋的影响，“没有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过分突出华国锋同志，在文件中提到他的次数也少”[18]。华楠作为这份报告的起草人，本来在军委常委会上应该由他来念这份报告。但是罗瑞卿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报告由我去念。有些问题，我准备驳，估计会有人不赞成。”“正如罗瑞卿同志所估计的一样，他刚念完文件，有的同志不满意地说：对华主席的作用提得太不够了。罗瑞卿同志当时就用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说法予以反驳，主题报告顺利通过了”[19]。可见，军委常委会通过的主题报告，不仅是广州密谋的结果，而且是只字未改通过的，完全是在广州时元老们主导下确定的结果，华国锋没有能够参与任何意见。军委常委会一旦获得通过，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就没有障碍了。12月12日到31日，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20]。 会议上，这份主题报告，是由军队实际最高领导人叶剑英亲自念下来的[21]，这说明广州密谋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军队方面的这一连串运作，是在叶剑英、邓小平等元老们的充分准备下、在完全被掌握的进程之中推进的。
IV — 中越两国关系由热趋冷直到敌对的转折点
1977年11月20日，在军中巨头广州密谋之后，邓小平回到北京[22]。这时，应当是邓小平已经最终说服叶剑英放弃对华国锋的全力支持，所以才会有这一天叶剑英在广州作诗“会当再奋十年斗”。邓小平完成此行既定目的北归也说明叶、邓这些军中要人应该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磋商，给即将到来的军委全会定了调。还是这同一天，11月20日下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率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访问，黎笋一行受到华国锋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只在20日晚上的欢迎宴会上露过一次面[23]。此后华国锋和黎笋连续会谈两天，没有公布是否有什么会谈成果。23日黎笋一行飞往广州[24]，此时叶剑英正在广州。叶剑英和越南已故领导人胡志明的渊源很深，早在30年代就交往密切。胡志明70大寿时曾专门邀请叶剑英携子女全家到河内做客，关怀备至，招待甚周[25]。但是叶剑英没有与胡的继任黎笋见面，只是由广东地方大员韦国清出面接待。这是不正常的，叶剑英于公于私都没有理由不见黎笋。这样的结果只是说明黎笋在华国锋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却没有得到实质成果。在北京，邓小平也仅在欢迎晚宴上露了一次面，黎笋从邓小平这里也没有什么收获。于是黎笋转而南下广州要找叶剑英谈，但是叶剑英不谈，标志着这次访问进行到此时中越关系已经崩解，无可挽回了。
黎笋于25日离开广州飞回河内[26]，完成了中越战争前双方高层的最后一次访问活动。
黎笋访问所揭开的还仅仅是中越关系大翻转的序幕而已。此前，越南在中共的宣传喉舌中有着绝对正面的形象。从中共宣传喉舌中传出来的中越关系由冷淡到对立的起点还不在这次访问，而是在12月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结束后。
这次会议12月31日结束。第二天，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详细介绍了柬埔寨驻中国大使12月31日发表的关于柬越冲突的声明[27]。1月2日，第五版刊登了关于12月31日越南方面发表声明的简要介绍[28]。这种看上去基本客观的报道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显得格格不入，这应该是一个中越关系在公众视野中转为冷淡的起点。1月10日，《人民日报》把柬越双方互相指责的报道放在了一起，但在标题中给了柬埔寨一方更醒目的指责对方的机会[29]。不过总的来说，还没有公开显露出特别明显的倾向[30]。就从这之前一天开始，关于柬埔寨的正面报道增多了起来。到了1月16日，公开露骨的倾向性终于按耐不住了。这天的《人民日报》国际副刊登载了一首热情歌颂柬埔寨军队的歌词《万岁，英勇的柬埔寨革命军队》[31]，《人民日报》终于恢复了一贯的报道风格，中共在柬越冲突中的一边倒的立场公之于众。因此，之前的貌似中立不过是一个对越南冷淡的过程，目标还是为了过渡到对柬埔寨的支持上。对于几十年来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方式来宣传引导舆论的中共喉舌来讲，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是不可容忍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在5月24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之时，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开就越南驱赶中国侨民发表谈话[32]，此前的5个多月时间里，对越南的报道虽然从冷淡到负面，但并没有公开出现敌对性的报道。5月24日之后，则是日复一日对越南的谴责，为战争营造舆论氛围了。
由此可见，对越关系的转折点是在1977年12月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开过之后。
1. 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是邓小平发动对越战争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共63人[33]。这次数十人参加、规模并不太大的会议主题报告是《抓纲治军 准备打仗》，其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实质内容：一个是整顿领导班子[34]，“部队非讲纪律不可”[35]；另一个是准备打仗，“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36]。之前在12月7日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已经讨论过干部问题[37]。这些内容总结起来就是：整人事抓军权，准备打仗。
如前所述，这次会议是完全避开华国锋、在广州筹备好了全过程的。起中枢作用、串联起这次会议的是邓小平；后来执行这次会议精神出力最多、从整人事抓军权到准备打仗的，也是邓小平；最终从这次会议开始到打越南得益最多、后来得以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还是邓小平。可以说，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借发动对越战争，从已经80岁的叶剑英手上接过军权，而不致让军权落到比邓小平年轻17岁的华国锋手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从1977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发动对越战争的枢纽性的环节。而在邓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拼搏之时，对越战争对邓小平而言起到了承前启后、关联起一切政治行动总路线的作用。
对越战争从筹划到实行和邓小平倒华夺军权的进程是完全一体的。对邓小平来说，打击越南和打击华国锋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2. 1977年11月20日中越战争决策迹象
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全部关联起来分析，就会总结出：
第一，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之后，中越关系马上出现转折。这次会议提出的“准备打仗”应当是针对越南的，其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这次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怎么开，是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广州避开华国锋已经事先商定的。
第三，叶剑英、邓小平均在11月11日即到达广州，期间避开华国锋密集会晤众多军中要人，11月20日邓小平回北京说明要谈的内容在此前已谈妥。11月20日叶剑英准备再奋斗十年的诗也是商讨既定、要再干一场的佐证。这一切说明，针对越南“准备打仗”的决策应当是在11月20日之前，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国元老已经定下，并且透过姚依林和陈云通了气。
第四，黎笋11月20日访华，和华国锋会谈两天。此时的华国锋还不可能知道叶、邓等元老们背着他刚刚做出的决策。由于叶、邓等元老们的决策，华国锋在此轮外交上无论做出多少努力，将只能得零分。
综上所述，中越战争固然有着越南和苏联越走越近、与中国越走越远的背景，但在中国方面，第一，和苏联彻底决裂转而投向西方怀抱，是为“抓纲治国”总战略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最高外交目标所客观要求的；第二，通过准备打仗整人事抓军权也是党国元老们在中共十一大之后、决策权再分配尘埃尚未最终落定之前的最后拼搏。在毛泽东去世后，政局一度处于非常时期，一直到了中共十一大之后，全局性的后毛时代权力结构大重组才真正展开。而这种全局性的权力调整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完成，这往往需要持续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V — 在对战争的准备中重新分配权力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之后，邓小平新一轮的外事活动显示，他已经贯彻了军委的“准备打仗”方针，他这些活动是从访问东南亚开始的。1978年1月26日至1月31日[38]，邓小平访问缅甸；从缅甸回来，邓小平没有回北京，而是在成都逗留几天，再直接从成都出访尼泊尔。
2月3日[39]至2月6日[40]，邓小平访问尼泊尔。访问尼泊尔的用意我们可以从后来一个活动中窥见一斑。4月2日，邓小平会见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参加会见[41]，为邓小平出访尼泊尔的意图作了注解，显示出尼泊尔和西藏、印度问题联系在一起。稳定西藏边境，是准备打仗的一个环节。
等到1978年4月24日到6月6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不只是在高层而是在全军范围内为对越战争做准备做动员了。
在访问缅甸和尼泊尔的间隙，即在成都期间，2月1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赵紫阳汇报工作时指出：“关于领导班子问题，总的政策是，过去‘四人帮’要打到的一批老家伙，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老家伙的任务，首先是找接班人。接班人不能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42]。“坐火箭上来的”最大干部当然就是华国锋了。赵紫阳是邓小平的亲信爱将，此时的邓小平还刚刚开始在亲信左右中表达要与华国锋一较高下的态度。四个月后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月6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就是向全党全国表达要与华国锋一较高下的态度了。
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发生了大连阅兵事件。邓小平借机联合叶剑英、罗瑞卿等军中巨头对苏振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在苏振华这一最重要的追随者失势之后，华国锋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已经被邓小平剥夺殆尽了。
5月24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接近尾声，对越战争的政治动员已经完成，中越公开决裂，何时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向柬埔寨红色高棉发动全面进攻，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摧毁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2月7日，中国发动对越战争。
VI — 结论
如果没有战争的威胁，就难以找到借口大规模调整军事部署和调换军事将领。邓小平积极发动的中越战争，和他在国内军事权力的争夺是完全一体的。
不经过一场对外战争，就没有借口大规模撤换将领，就不可能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个核心位置从而真正控制住军队。在这次军权的转移之前，邓小平负责科研和教育，处于中央权力的边缘地带，在通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完成的军权转移之后，邓小平则成为实际上排名第一的领导人。3月16日从越南撤军完成，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邓小平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此时正值“理论务虚会”反思批评毛泽东的高潮阶段，邓小平第一次不再重复叶剑英的话，不仅提出了他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而且还对叶剑英所提议的“理论务虚会”发动了反击。
“对越自卫还击战”从最初的准备和发起，邓小平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
[1]《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老挝》，《人民日报》，1977年7月21日，第五版。
[2]华楠口述，傅颐整理《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载张树军主编，《历史转折中国1977—1978》（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95。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1130。
[4] Ibid。
[5] Ibid，页1125-页1126。
[6]《人民日报》，1977年7月14日，第一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页1134。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页237。
[9] Ibid，页236。
[10]华楠口述，傅颐整理《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载张树军主编，《历史转折中国1977—1978》（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95。
[11] Ibid。
[12] Ibid，页97。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14] ibid，页1134。
[15]李安增、王立胜，《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页117。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 op. cit.，页246。
[18]华楠口述，傅颐整理《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载张树军主编，《历史转折中国1977—1978》（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97。
[19] Ibid。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21]华楠口述，, op. cit., 页98。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 op. cit.，页240。
[23]《黎笋总书记等抵京华主席到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国务院盛宴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华国锋主席主持宴会，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等出席华国锋主席和黎笋总书记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1日，第一版。
[24]《黎笋总书记等离京去广州 华主席到机场欢送李先念副主席、吴德副委员长等和群众数千人也到机场欢送。耿飚同志等陪同访问 越南同志抵广州后，广东省委、省革委会设宴热烈欢迎，韦国清同志和黎笋同志祝酒》，《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4日，第一版。
[25] 卢荻，《叶剑英与胡志明的革命情谊》，载《红岩春秋》，2006年第6期。
[26]《黎笋总书记率越南党政代表团离广州回国韦国清、耿飚同志等和广州市群众两千多人到机场欢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6日，第四版。
[27]《柬埔寨驻华大使毕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民主柬埔寨政府于金边发表的声明声明介绍了柬越边境武装冲突的有关情况，阐明了民主柬埔寨政府的立场》，《人民日报》，1977年1月1日，第三版。
[28]《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政府发表关于越柬边界问题的声明越南驻华使馆就越柬边境冲突散发一件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月2日，第五版。
[29]《民主柬埔寨政府授权新闻和宣传部发表声明指责越方只字不提越军侵入柬境纵深数十公里的事实》，《人民日报》，1978年1月10日，第五版。
[30]《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文件追述一九七五年以来越柬边界问题的历史情况》，《人民日报》，1978年1月10日，第五版。
[31]《万岁，英勇的柬埔寨革命军队（柬埔寨歌词）》，《人民日报》，1978年1月16日，第六版。
[32]《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就越南驱赶华侨回国问题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78年5月25日，第二版。
[3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页1130。
[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页70。
[35] ibid，页78。
[36] ibid，页75。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页246。
[38]《应吴奈温总统和吴貌貌卡总理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副总理离京赴缅甸》，《人民日报》，1978年1月27日，第一版。《圆满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邓小平副总理抵达成都赵紫阳等四川省、成都部队、成都市负责人到机场迎接》，《人民日报》，1978年2月1日，第一版。
[39]《对亲密邻邦尼泊尔王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副总理抵加德满都受到热烈欢迎比斯塔首相到机场迎接比兰德拉国王会见邓副总理》，1978年2月4日，第一版。
[40]《圆满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尼泊尔的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副总理回到北京李先念纪登奎吴德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慕华邓颖超王震到机场热烈欢迎、祝贺他为进一步发展中缅中尼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1978年2月7日，第一版。
[41]《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参加会见》，《人民日报》，1978年4月3日，第四版。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 op. cit.，页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