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摊人间：摇摆的生活

6月，北京的一个夏夜，已经是晚上9点，气温还徘徊在30度附近。穿着白色T恤的高中男生窘迫地低下头，喃喃自语着，“没有钱，又很闲，不知道做什么能赚钱”。

五分钟前，我们经过的地方，一个摆摊的男生和包围他的20多名城管发生了争执，推搡中，男生大声喊，“你就说我是不是第一次”。很快，两名城管把一箱东西抬进了执法车，随后又被另外几名城管抬下了车。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报警报警”。

高中男生的西瓜摊在几十米外，卖五块钱一大盒。他家的水果店在胡同里，因为社区封闭管理的原因，这几个月的生意不太好。我走过去的时候，床单已经盖在装有十几个西瓜的三轮车上。城管没有朝这边走来，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留两个同学帮忙看摊，跟着我一起朝执法车离开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个刚刚恢复开放的热门景区，游客来来往往的路边，刚才那个带着两个女儿卖吹泡泡机的年轻妈妈不见了，穿着长袖汉服卖头饰的女生也不知踪影，只有卖鲜榨果汁的两个男生还抱着泡沫塑料箱，蹲在一排电动车和共享单车的间隙观望。

“不是说可以摆摊吗？”“城管不是八点半就下班了吗？” 天气依然燥热，高中生有很多疑问。

我们走了一圈，看到几名城管靠墙坐着聊天。执法车上多了一些东西，驶去不知道的地方。这时，男生的两个同学来找他，他们三个靠在河边的栏杆上，一边不熟练地抽着烟一边观察着周围。

前段时间，网上开始流传北京摆摊地图的时候，我有种不详的预感。如果你善于观察周遭的世界，天桥上，地铁口，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份地图“攻略”，上面列出的地方是常年有人摆摊的地方，也是某种程度上长期达成一种平衡的地方，某个时期整治，而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摆摊的人和城管双方相安无事。

看着这份列了100多个地点的“名单”，眼花缭乱，不知道去哪个好。我想起一个月前偶然经过的一处地摊点，没在上面，于是决定去那里看看。

那是在一条河的岸边。在那里，我曾经遇到一个尝试卖给我刻着虎门大桥盘子的大爷，说“就是晃动那个，多有纪念意义”，还遇到一个给我讲人生经历的老人，分别时讲起“后人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温和地评价”某段历史，还有热心人士给我指路某个在网上搜不到的地摊点，“在某某桥下，你三点去，打着手电筒。”

当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原先热闹的场景却不在了。这是晚上七点，一辆城管执法车停在路的一边，路的另外一头，也有几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来走去。直到晚上8点，才断断续续有人出摊。

我遇到一位已经摆摊七年的环卫工人，他说从新闻联播上看到总理的讲话，言语间充满乐观，笑得很开心，但还是谨慎地拒绝了拍摄；还遇到一位来北京打工30多年的大妈，她坐在小马扎上，倚靠着河边的防护栏，摊位上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在有人用20块钱买走一尊捡来的仿制佛像后，感叹“要是天天这样就发财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因为腿脚不方便找不到工作，儿子今年大专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

那几天，对于地摊经济的讨论正火热，一位摊主说，“怕什么，电视上总理都说了”。“一个月能有1000不错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大爷说。

我正想加入这些对话，一位工人见我拿着相机，走过来说，“你来采访我吧。”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和视频，很快七八个人围了上来。画面上，他们拉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旁边是一个楼盘的广告，上面写着“给你一次撬动京城的机会，如何？”。他告诉我，过完年回到北京才刚在工地干了一个月。

我加了其中两个工人的微信，知道自己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但还是很没有底气地说，如果第二天还没有拿到可以联系我。他们的微信名一个叫“发财”，一个叫“永远平安”。第二天我问其中一个人，欠薪有没有讨回来。他没有回复我，给我半个月前的朋友圈点了赞。

另外一个工人，他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给他发了一些链接，建议他按照上面的方式去某个部门看看，他回复说现在就在那里，钱还没有拿到。后来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转给了两个说想要关注的记者，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

那天晚上，要离开的时候已经快10点，一个瘦高的年轻男生走到一个卖鞋的摊位前，小声嘱托了几句。他没有穿城管制服，走之后，几个摊主聚在一起聊天，“这个小伙子人真是不错”。

第二天晚上，我去了几个月后重新开放的大柳树周五夜市，这里比想象中还要热闹，可能因为看过很多报道，没有特别多感到意外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晚上的月亮，摊位旁的火车笛声，以及11同学买的几张七八十年代的黑白照片：广场上的男女，夜幕下站在圆明园大水法前的背影，和雪后的一片树林。

从大柳树回家的路上，我还是在想那个桥下的摊点，“晚上11点就有人去占位置了”，环卫工人大爷说，“你三四点天亮前去就行，那时候人多”。

凌晨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骑车十分钟，到了二环边上某个桥下。转了很久，一个人都没有，好不容易有一点灯光和声音，走近一看是在夜间工作的道路施工队。那个“特别热闹”的场景在哪里呢？

凌晨4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泛出白光，拐了个弯以后，在一条长几百米的街上，忽然出现上百个摊位，在仍漆黑的夜色里，在即将天明的破晓时分。

一辆使馆的车停在路边，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几层的置物架也塞了进去。交谈得知，他们来自某不发达国家。使馆大哥用不熟练的汉语把一个很大的凉席从10块讲价到5块。临走前，有摊主又拿来几双凉鞋问他们是否需要。

一个留着长长黑胡子的老人站在一旁，说过去也有使馆的人在这儿摆摊。

凌晨5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卖出一把吉他后开始和路人闲聊，他说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不好意思学，不过还是接着问，“是不是学会几个和弦我就能唱歌了。”“噢，原来是伴奏的啊，我说我怎么单个音单个音不好听。”

在摊位上，很多都是一两块的东西，好看的铁盒子，三块钱的衬衫，五块钱的复读机。一个老人在高架桥下河边的护栏前，左右手各拿起一件旧西服，喊着“一块钱一件一块钱一件”。很多环卫工人、道路养护工人和推着自行车的老人来逛，这里不像大柳树，没有人拍照，没有人直播，也几乎没有见到年轻人。

还有一位家住后海的苏大爷，给我展示他收藏的清朝的帽子和民国的盘子，不过他的这些东西路人好像只看不买，在我和他交谈的一段时间里，只卖出了一点葡萄干。

5点半，6点，6点半，三拨人来到这里，留着白胡子的老人以及穿着城市管理制服的人们，“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穿行于这些对话和摊位之间，再次感到一种不真切的感觉。

我走到桥上，看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清晨的阳光打过来，提着鸟笼的人们打着招呼，穿着蓝布衫的老人准备收摊，推着已经生锈的自行车，车筐里塞满了衣服，后座上用床单包裹着一堆东西，和小马扎绑在一起。

困意让我感到一阵恍惚。等到天完全亮，人们渐渐散去，道路恢复出原本的样貌，我才慢慢意识到这是我常常经过的一条路，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公里多。

前段时间，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最早去的那个地摊点。直到晚上八点，城管还守在过去常常有人出摊的路口。远处高高的写字楼亮起灯光，这一片河边的地方，几个小摊摊位上散出微弱的光。

这里像广州的城中村，也像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一些场景。各种闪着红绿灯的招牌，写着“冷气开放”的美发店，河岸两边的人们来来往往，昏黄的灯光，还有静静流淌的河流。

这条河的上游，也是我常常经过的地方，最近一年都搭了围挡施工，规划里说，要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景观河流”，成为“朝阳区对外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还要建命运共同体广场。

我这次来是要想补一些照片，还有寻找一位摆摊的藏族阿姨，她去年11月回到青海，最近才刚返回北京。去年在798见过她的同乡，几个说起万玛才旦都很开心的藏族人。她说她们住在一起。出门时看到桌上的电影《塔洛》书签，我就带在了身上，不过这次她没有来。

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串串店，准备等等看。老板娘在回忆她如何从98年刚来北京时一句普通话听不懂到现在，光着膀子的工人们大汗淋漓，聊着吃完以后回去上夜班的事。

在氤氲的热气中，在人们放松的交谈间，忽然想起，有一天上午11点，我骑车经过那条凌晨满满摊位的街道，太阳明晃晃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又想起，胡锡进发的一条微博里说，“今天我们的视野很广，能够看透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我觉得，我生活的地方，方圆一两公里的世界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