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小说中的「原乡离散」：以<纽约来的女人>和<牛仔炸鸡进城来>为例

哈金小说中的「原乡离散」：以<纽约来的女人>和<牛仔炸鸡进城来>为例

 作者：诡谲子，比利时鲁汶大学 文化研究

 关键词：哈金，离散，原乡，他者

导言

传统的离散叙事常常以书写那些远离故乡之人在异国他乡的故事，而离散这一概念本身也隐含了对于故乡的回望（史书美，《反离散》）。因此，离散叙事中常常会以回到故乡或想像性的回归作为在异国生活之不如意的解决方案。然而，回归原乡之后的种种困境实际上消失在这样的讨论和想象当中。似乎原乡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式的先验实体，永远敞开并拥抱那些「总是已经」离开家乡的离散者。换句话说，常见的离散叙事常常关注那些无法融入「他乡」的离散者，从而把回归原乡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本篇论文中，我尝试借助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的两部短篇小说<纽约来的女人>和<牛仔炸鸡进城来>中「居间人」（in-betweener）的形象，来解构「原乡神话」。从「原乡离散」的角度来讨论，原乡认同的不可能，这两位都是有过海外生活经验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分别都经历了原乡对于主人公的结构性排斥。这种认同的不可能既来自于原乡作为一种强大的符号性在场，拒绝后殖民混杂主体的入侵，同时也来自于主体本身的「生成性」（becoming）所带来的经有异国文化熏陶之后的华夷风（sinophone）特征。

我尝试从后殖民文化批评的角度来论证，原乡神话是一种纯粹的迷思，原乡排斥了那些符号性溢出（excess）和剩余（surplus）。尽管作者哈金分别从性别、阶级、民族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排斥，但我想提出的是，这种排斥恰恰是一种结构性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并非仅仅从性别和阶级视角就能够充分说明。这种符号暴力来自于原乡与异国文化之间两种话语的冲突和挪用，尤其是在对异国文化挪用失败之后，则会将这种失败的力比多还原为性别或者阶级的排斥方案。因此，通过对于哈金短篇小说中两个居间人形象的分析，我揭示了原乡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幻觉，无法成为离散者面对真实处境的解决方案。

作为「原乡他者」的居间人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其著作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提出三个基本的理论概念用以理解后殖民主体，分别是hybridity（混杂性），in-betweenness（居间性），和ambivalence（模棱两可）。巴巴认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二元对立的，相反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两个符号之间是具有相互渗透作用的。而后殖民主体则处于殖民者/被殖民者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之外，因其文化特征即包含了对殖民者文化的创造性挪用，同时自身的主体性也体现在这种文化混杂之中。混杂性即挑战了殖民者的权威，同时也拒绝承认被殖民者是完全同质性的。因此，居间（in-between）就是一种后殖民主体的位置，处于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我将具有这种特征的人称为居间人，用以拓展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空间。因为，对于哈金小说中所描绘的80年代后革命时期的中国，似乎难以完全符合后殖民理论的分析语境。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居间人是一个有力的理论视角，他一方面挑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原乡对于作为他者的居间人的结构性暴力。

哈金(2000)，一位流亡海外并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在其短篇小说集The Bridegroom 《新郎》中对于居间人的形象有着精彩的描写。<纽约回来的女人>中的陈金莉，原本是一位师范学院的数学老师，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要跑去美国，去了纽约之后做起了珠宝生意。自从金莉去了美国以后，大家都以为她不会回国了，可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又看到了从美国回来的金莉，然而她的面貌和气质早已焕然一新：

现在她回来了，看上去像是换了个人：戴着金项链，抹着红嘴唇，画着蓝色的眼影，甚至脚趾甲盖都涂成了红颜色。我们整不明白她的鞋后跟为啥非要四寸高呢？她穿着高跟鞋活像踩高跷，根本走不了路。她和别人走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伸手要人家扶她一把。人们在私下传言，说她是纽约的一个华侨阔佬的第十五房姨太太。看了她的化妆和做派，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纽约来的女人>，哈金）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种「原乡凝视」在审视着刚从美国回来的金莉。因为对于原乡的人来说，金莉无一例外是一位「他者」（the other）。并且，这种凝视背后常常会伴随着一些道德上的诋毁，比如金莉在这里就被污名化为某华侨的第十五房姨太太。而且这种流言蜚语早已在全市传开，并且阻碍了她回国之后应聘一位翻译的工作，即便她有着过硬的英语能力。与此同时，她曾经所在的工作单位也将她除名， “学院领导告诉她说，她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她不适合担任教师的职务，她听了非常吃惊。”后来我们知道，原来是有一位金莉的同事在背后散播她在美国给人当小老婆的故事，以此来败坏她的名声。起因竟然是因为“范教授有个侄子想到美国留学，求过金莉做经济担保人，但是她没有答应。范玲就因为这个才到处败坏她的名声。”而当金莉想用法律手段起诉这位肆意诽谤她的范教授时，其他人的反应居然是：

后来金莉跟我们说，她要以诽谤罪“起诉”范玲，让那个老太太“赔偿”她的损失。这可是新鲜事。有谁听说过法院还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再说，哪儿有律师打这种个人纠纷的官司，她俩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学校领导解决，或是私下里和解。有些人觉得金莉是心虚，这更证明了她在国外的生活多么糜烂。还有，她为啥会想到用“经济赔偿”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人的名声和荣誉啊，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应该用行动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范玲干一仗。

（<纽约来的女人>，哈金）

对于原乡的旁人来说，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私人纠纷似乎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反而让他们觉得金莉在国外的生活是糜烂的。实际上，这里展现的是居间人在原乡的语境下使用了一种原乡人无法理解的话语。这套司法话语应当是她在美国时期习得的。然而对于80年代左右的中国人来说，似乎他们还并未有基本的维权意识，因此对这套话语也是相当陌生的。相反，他们总是习惯通过单位领导来解决私人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在整本小说的其他篇章中多次出现。这也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私人生活的无限干预和介入。

而<牛仔炸鸡进城来>中的焦彼得同样也是一位留美海归，他在大学毕业后就去了美国读了商学位，如今是“牛仔炸鸡”店的经理。虽然这家店是一位犹太人老板所开，但是店内大小事主要还是由这位焦彼得来负责。同样，作品中对于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焦彼得也有一段「原乡凝视」式的描述：

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学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木基大学的那些英语教授强多了。

（<牛仔炸鸡进城来>，哈金）

炸鸡店的同事同样以原乡的眼光凝视这位回国的「他者」。这里也许因为彼得是一位男性，这种原乡凝视得出来的结论反而更加积极，相比于被污名化的金莉来说。他的同事甚至更加喜欢这位起了个外国名的焦彼得。作为居间人的彼得，他拥有美国和中国的两种知识，因此他在经营这家炸鸡店的时候也是非常地得心应手。而恰恰是这样的知识生产帮助彼得赚取大量的工资，足以给自己盖上一栋大别墅。然而，冲突同样发生在两种话语的交锋时刻。有一天，同事们发现彼得每天晚上把剩下的炸鸡带到河边销毁，他们都非常愤怒：

那天下午我们质问了彼德。“你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鸡烧掉？”满友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彼德吃了一惊，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这太不道德了。”我噼头就是一句，“你不仅烧掉这些食物，而且还在上面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费兰咯咯地笑了。白莎指着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焦彼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在咱们这儿还有人连棒子面饼子都吃不饱，可你却天天晚上把这么好的炸鸡烧掉。我看你不仅忘了你的祖宗，连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彼德狼狈透了，嘴里还不服气：“你们当我愿意干这号事？但是总得有人去干。老板付我工钱让我烧这些鸡，正像老板出钱让你们炸鸡一样。”

“你他妈的少废话！”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资本家的走狗。”

彼德反唇相讥：“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也在资本家开的公司里干活吗？”

“行了，都少说两句，”满友说，“我们是想让你觉悟过来，今后别再干这缺德事了。烧掉这些剩鸡太可惜了。你就不会分给穷人点？”

“你们当我烧这些鸡心里好受？如果我分给了别人，公司就会开除我。这就是美国的经营管理方式。”

“可你是中国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管理企业。”京林说。

（<牛仔炸鸡进城来>，哈金）

对于彼得来说，他不过也是在执行自己的工作而已，但是对于他的同事来说，这种行为就变成数典忘祖，甚至指责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原因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仍然有很多人吃不起饭，而彼得每天烧掉这些炸鸡则是对不起中国人。实际上，如果从节约食物的角度来说，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构成了一种合理的民族主义指责。相反，民族主义者们应该首先质疑和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使得他们的同胞吃不上饭。哈金在其他短篇中指出，这种结构应该是中国社会的官僚制结构，这种官僚制会给体制内的官员享有一些额外的好处，从而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到昂贵的食物，例如在<旧情>中的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换取护士长老公给他专门做的鱼，还有护士长的旧情人也因为自身的政委身份，可以轻易的拿到价格不菲的大马哈鱼（也称三文鱼）。而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先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入侵。而作为居间人的彼得，则处于了资本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冲突当中。

类似的冲突还有在“牛仔炸鸡”开业不久后出现的比他们的炸鸡更加便宜的“爱国鸡”当中，老年人由于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便宜的爱国鸡，因此，之后来店里的大多也都是一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在这里，牛仔炸鸡对于年轻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的渴望。实际上，炸鸡是一种殖民现代性的符号，炸鸡在亚洲的传播也是伴随着冷战结构中美军驻扎在韩国、日本、台湾的军事基地而普遍流行起来的。作为原本美国南方黑人的特色食物，炸鸡跟随美军，也飘扬过海来到了亚洲，演化出了韩式炸鸡，日式扬唐炸鸡，还有台湾的盐酥鸡。而炸鸡进入中国，则是由于肯德基和麦当劳分别在1987和1990年，随着中国的市场向外资开放后而流行起来。因此，这也象征着美军符号性驻进。牛仔炸鸡应当就是对于殖民现代性的一次换喻（metonymy）。在这里，彼得这位居间人的角色，在他同事的眼中，就成为了殖民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代理人（agency），原乡的他者。

原乡离散：针对「原乡他者」的结构性排斥

Robin Cohen在其专著Global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中，以「放逐」定义「离散」：「离散代表集体的创伤与罢逐，离散者心心念念想家却生活在放逐中。」这个定义似乎隐含了一个逻辑推论，那就是如果离散者回归家园，则放逐就可以结束，同时离散也终有其时。尽管史书美的「反离散」概念强调的是离散者的在地化路径，其结果会导致离散终有时。但是，我也想在此以「原乡离散」的辩证角度来为「反离散」概念了另一逻辑内涵提出辩护，也就是说，即便离散者回归了原乡，但是放逐依然存在。这就是本文尝试用原乡离散来解构原乡和根的隐喻的理论意图。

金莉和焦彼得都是回到原乡的离散者，但是他们在回归之后所遭受的系统性排斥却让我们看到居间人在原乡所遭受到的符号性暴力是多么的无奈和可笑。金莉回国的理由是因为想自己的女孩，但是孩子的公公婆婆却一次都没能让金莉见到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们认为金莉先抛弃了孩子去美国。由于同事的陷害，金莉丢了自己数学老师的工作，想要用自己的英语能力谋取一个翻译的职位，最终也未能成功。因为金莉拥有了美国绿卡且有常年在纽约生活的经历，对于机关单位来说，她成为了一个不能够信得过的人：

科长清了清嗓子说：“陈小姐，我们很感谢你来申请我们的工作。”听到他没有叫她“同志”，她有点吃惊，好像人家把她当作外国人或港台同胞。他接着说，“我们前天仔细研究了您的档案，恐怕得令您失望了。我们不能录用您。”

“为啥？”她一下子蒙了。谁都知道：这九个翻译的招聘名额不可能招满，也不会有九个人来报名。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要是您一定想知道原因，那我就得说：我们只能录用我们信得过的人。”

“您这是啥意思？难道我不是中国人？”

“您在美国拿到了绿卡，对吧？”

“没错，但我还是中国公民。”

“这跟国籍没有关系。我们不了解您在纽约都做了些什么，还有您过去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咋能轻易相信您呢？我们有责任维护国家的荣誉。”

她心里全明白了，没有再争论下去。他们一定是从师范学院调来了她的档案，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她在纽约的生活情况。她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

“陈小姐，您也别太激动。我并不是想要伤害您的感情。我只不过是把外办的决定通知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闪亮的蚂蚁正匆匆向墨水瓶爬过去。他用拇指捻死了蚂蚁，把它从裤子上抖掉。

“我明白。”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连再见也没有说。

在市政府大楼外面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不停地用粉红色的纸巾擦着脸。她从手包里摸出化妆盒，对着小镜子把脸上被泪水冲开的粉擦掉。她手上的人造革化妆盒吸引了街上一个小姑娘的注意，她的目光在金莉脖子上的项链和化妆盒之间不住地打量。

（<纽约来的女人>，哈金）

尽管金莉拥有美国绿卡，但是她依然还是中国公民，只不过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一个常年在外生活过的人，他们是不能相信的。听到这样的理由之后，金莉走出政府大楼，在等待公车来临的过程当中，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对于金莉来说，原乡所对她的排斥似乎都因其过于西化或自身所携带的西方性/美国性所导致（不够中国）。不论是同事的流言蜚语，无法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是无法在公家单位谋取一份翻译的工作，都源自于她文化中的他者性。经过这些事件之后，金莉打消了继续留下的念头，转而希望带着老公孩子一起去美国。然而，她老公和孩子并不愿意去美国。在跟老公离婚之后，金莉想在家乡买上一套公寓，但又因其是中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人反被拒绝：

有天下午风刮得很大，金莉来到五洲房产公司要买一套公寓。最近，我们木基市在松花江边上修建了几座公寓大楼，要吸引外国顾客，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和台湾的商人。金莉看起来还打着留在木基市的主意，或者至少每年在这里待几个月。

“请出示您的护照。”接待她的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好像是这个房产公司的经理。

她把护照递给他，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在椅子上微微扭动着身体。

年轻人仔细地看着酱紫色封皮的护照，头也没抬地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是中国公民？”

“是。”

“那对不起，我们不能卖房子给你。这些公寓房是专门出售给外国顾客的。我们需要外汇支付。”

“我有美元。”她脸红了一下，双手交叉在一起。她绞动的手指遮盖住了金戒指。

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很快又摇头说：“不行。公司只允许我同外国人做生意。”

“我按同样的价钱付给你外汇，这有啥区别呢？”

“对不起，同志。我要是不按照规定办事，领导就会开除我。”他用手指梳理着松软的头发。

（<纽约来的女人>，哈金）

对于金莉来说，当她想要购买一套房产的时候，却因其身份不够西方/外国而在此被拒绝。在这里，我们清晰的看到居间人的生存困境，在原乡（中国），她一方面因其不够中国遭受排斥，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够外国而遭到拒绝。这种身处原乡的离散给人带来的绝望是远大于异乡离散的。我们也看到了居间人的混杂和模棱两可在这里是如何受到结构性的排斥。之后，金莉就消失在木基市中，象征着她同原乡的彻底决裂。

而焦彼得在原乡的遭遇又是什么呢？他和同事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源自于他作为经理处理炸鸡的方式遭到同事们的反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老板在发工资的时候拿错了信封，同事们的得知了彼得拿的是美金工资，且比自己的工资要高25倍之多，从而开始愤愤不平，合起伙来想要搞掉彼得。他们开始罢工、写联名信要求老板撤掉彼得，想取而代之。但是，他们的想法未能如愿，最后收到的却是被解雇的消息。在故事的结尾，他们开始谋划一场有组织的报复行动：

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语字典上找到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结束”。我的火“噌”地蹿上来了。这个狗娘养的资本家以为他可以结束我们，那他可就错了。我们离结束还早着呢—斗争才刚刚开始。我要让我在供电局工作的大哥明天一早就把炸鸡店的电断了。白莎说要让她的一个男朋友把牛仔炸鸡店的邮件递送搞乱。满友要去找在垃圾站工作的哥们儿，让他们不要去运炸鸡店的垃圾。京林宣称：“我要把彼德的那座维多利亚的房子炸平了！”费兰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

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

（<牛仔炸鸡进城来>，哈金）

炸鸡店的同事在被开除之后，就开始琢磨如何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对炸鸡店和彼得进行系统性报复。他们将自己阶级仇恨中的力比多转移为愤怒与暴力，体现了一种自己过不好也不让别人好过的中国传统智慧。也许中国人就是依靠这种阿Q式的民间智慧才能在无数的苦难中，存活下来。尽管作者哈金使用阶级话语来描述同事们排斥彼得的原因，这无疑跟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所使用的报复手段又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本土知识。这隐喻了作为殖民现代性转喻的炸鸡及其代理人彼得成为了两种话语（西方的和中国的）冲突时刻的牺牲品。事实上，在中国曾多次出现过抵制肯德基及其他西方品牌的爱国活动。而哈金早在十几年前的小说中就预言了这样的场景的出现。

结论

在本文中，我尝试分析哈金小说中的两个居间人形象陈金莉和焦彼得，来深化和激进化离散与原乡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尝试用「原乡离散」的角度来，来着重强调原乡认同的不可能，一方面因为作为原乡他者的居间人不再被原乡认同为内部，反而是作为外部而进行排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居间人身上携带着两种文化的特性，总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话语和本土民族主义和道德话语冲突时刻的牺牲品。无论是陈金莉和焦彼得他们总会面对不够中国或不够西方的双重指责。这一点在陈金莉的文本中体现更加充分。因此，我通过原乡离散的分析，解构了原乡神话的想象，解释了原乡实际上对于离散者来说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场域。这也说明了，根的想象是一种虚构的神话，根必须被解构，因其是一种具有排斥性的霸权话语。

参考文献

史书美（2017）,《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聯經.

Homi K. Bhabha（200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Routledge.

Ha Jin（2001），The Bridegroom，Vintage.

Robin Cohen (2008), Global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